关于宿北革命斗争的回忆

晁福祥

关于宿北革命斗争的情况，我仅就自己了解的抗日时期的一些情况，提供参考。

1927年至1937年内战时期的情况不太清楚，因为当时自己年纪小，虽曾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处于秘密环境，只同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的人（戴树璜、杨梓才等）发生联系，别的情况不太了解。后来，组织彻底破坏，没有保留什么联系。1937年，我在淮阴师范读书时，杨梓才写信给我说：“我们的生意又好做了。”我接信以后，即回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底至1939年初，我和王子鲁、胡振球三人先后入了党。入党不久，即由我们三人在六区成立五、六区联合区委，我任区委书记，所以，宿北党虽是重新发展起来的，但仍是过去革命的种子。

戴树璜在二战时期脱党。抗日战争初期，工作积极，在群众中有威信。但后来，他看到别人都入党了，他落后了，他的情绪有些不满，常发牢骚，后来就自动回家了。

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稍迟的原因，主要是宿北地处敌、我、顽三角斗争的地带，北有陇海路，瓦窑、炮车、新安镇有日军据点；西有运河，窑湾、皂河也有日军据点；南有宿迁城、桥北镇等日军据点；东有宿新公路，加之五、六、七区和邳二区地主封建势力比较大，埝头、王楼、土楼是大地主封建堡垒，有些地主还有机关枪，故在敌伪顽三位一体的反动势力十倍于我的情况下，很难坚持。记得1940年南进支队在五华顶一带和顽常备旅鲁桐轩作战，开始战斗打得很顺利，群众的反伪反顽斗争情绪很高。当时的口号是“打倒顽固分子鲁桐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后来形势突变，南进支队撤到山东去了，地方工作毫无准备，受到不少损失。如大刘墩、陆渡口自卫武装被缴械，共产党员被屠杀，晁岱宾、晁佳祥、王蔚和等当场被敌人杀死，革命即由高潮转为低潮，由公开转入秘密，不少青救团员被迫自首，不少抗日军人家门被查封。(https://www.daowen.com)

宿北抗日武装除二梯队、马陵大队外，还建立了沂河大队，这支武装是二梯队编入三团后由胡振球等同志组织起来的。初建立时只有十几条枪，胡振球为大队长，我是教导员，臧公盛为中队长，马茂宗为指导员。成立不久，即配合苏鲁边游击队（八大队）张荫棠部在大刘墩打顽匪李蔚亭。战斗开始很顺利，李已派代表同我们谈判，准备缴械投降。结果，窑湾日军向李增援，张却不战而撤，这支年轻武装险被敌人消灭。杨相鄂等人被俘，宿北不能坚持，转移宿东，在邵店、大兴集、韩集一带活动。此后，这支武装在宿东发展壮大，成为宿迁抗日主力——独立五团，团长张竭诚，我任政委。这支武装以宿东为基地，经常向宿北活动，为宿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起了一定作用。

宿北处于敌我顽三角斗争形势下，除武装斗争外，还加强敌伪军工作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在窑湾、瓦窑、新安镇，均有我们的敌伪军工作组织。当时，以窑湾基础最好，有党的支部，敌人一出动，我们就可得到可靠的情报。阎斌、朱荣昌（后任五区书记，被敌人捉去自首）、徐松年（在战斗中被俘牺牲）等，领导工作比较活跃。龙泉沟张则忠伪乡队长（战斗中牺牲）是我地下党员，为我掩护交通，供给情报。这些敌伪军工作关系，对我革命斗争的开展，起了很大作用。我们每次战斗的胜利，均与他们积极忠实的工作分不开。如九团围攻蒋黄庄，敌人一个中队投降，虽与我们的灵活战术有关，但也与新安镇方面敌伪军供给的可靠情报有关。再如，1939年二梯队与三团在大刘墩、陆渡口、高场与鲁桐轩反磨擦胜利，在王土楼附近伏击日军，缴获洋马等战利品，亦与窑湾党支部的情报有关。如此事例，在宿北、宿东举不胜数。

再则，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比较注意团结和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哪怕是暂时中立，亦积极争取。如王硕安、晁历坡、杨海蓬、张聚吾等人，均对我党的工作开展有不同程度的帮助。对土匪、道门会、大刀会、九宫道等，只要不反对我们，均积极争取。如杨树田、周维俊等惯匪均与我有统战关系，可以掩护我们。小刀会、佛教会是王天民同志做陶继祥等人的工作争取的，亦曾掩护我们工作。

因此，我们在敌后工作，除抓紧武装、积极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外，还注意伪军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所以，我们能够在敌后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这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结果。

（选自中共新沂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新沂革命史料选辑（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