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托和钟辉离队

6月中旬，为彻底解决统一指挥，统一领导问题，经中央同意，在刘少奇的指导下，部队进行了整编，八路军总部决定撤销苏皖纵队，江华及纵队机关回山东工作。南进支队番号不变，将苏皖纵队一团划归南进支队领导，保持一团番号，孙象涵任团长，李浩然任政委，沙风任副团长；原南进支队所属主力和苏皖纵队二团一部合编为二团，翁叙文为团长、谢锡玉为政委、严光为参谋长；钟辉仍担任陇海南进支队司令员，韦国清为政治委员，孙象涵兼副司令员。

不久，南方各省选出的参加中共“七大”代表约百人，由广东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古大存同志率领经皖南新四军军部、皖东江北指挥部，进入皖东北根据地，准备转道山东奔赴延安。护送这么多重要干部穿越敌人封锁线风险重重，责任重大，经慎重考虑，上级决定由钟辉率一个营护送江华及“七大”代表返回山东根据地。在山东出席八路军第一纵队党代会后，他奉调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从此离开了南进支队。南进支队由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按理说，钟辉会带兵，善指挥，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体恤下层，作风民主，是一位能力很强的领导，在他的带领下，在鲁南苏北开辟了大片的红色区域，他在群众中拥有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无论从当地实际还是根据地发展考虑，都是很需要他的。送别钟司令员的那一夜，钟沛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司令员的离去不仅使他为之留恋，心中的疑团也像云团一样越结越厚。这个疑团他是慢慢才解开的。

在陇海南进支队一年零八个月的战斗岁月中，26岁的钟辉与游击支队成立初期投笔从戎，加入到支队宣传队参加抗日的泗县女中学生余青结识相恋，1940年初经苏皖纵队领导批准结婚。但是不久在党内开展了带有左倾色彩的“肃托”运动，扼杀了这段美满的婚姻。(https://www.daowen.com)

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本是一个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派别，在我们党内，陈独秀等曾于1931年5月成立“托派”，进行反党活动。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托派组织即发生分化。抗战期间，托派并不存在着一个由上到下系统的组织。当然在残酷的敌我斗争环境中，我党一贯重视对内部组织的纯洁性整肃，不过在党的成长时期，由于缺乏经验，常常斗争过激，矛盾扩大。抗日战争开始后，为了纯洁党和军队组织，我党把清除汉奸间谍和苏联开展的“肃托运动”联系到一起，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发表文章，把“肃托”提高到吓人的高度。在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开展了肃清托派组织的清查运动，把范围波及到了全党全军。苏皖纵队社会部接到上级发来的肃托、锄奸指示后，在陇海南进支队进行肃托工作，余青因为受到诬告，被视为托派同伙遭到逮捕关押。不久，钟辉接到上级电报，命令钟辉与余青离婚，并处决余青。新婚燕尔，夫妻情深，钟辉不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什么“托派”。但钟辉是一个有着很强党性的指挥员，对肃托虽不理解还是答复：离婚我听从组织决定；处决余青，我没有这个权利。并给苏皖纵队司令员江华写信，陈述理由。余青的母亲听说女儿遭到部队关押，又与女婿离婚，找到南进支队要见钟辉，非要问个究竟。政委韦国清向钟辉建议：“你现在去见她不合适，一来你解释不清，引得老人家哭哭啼啼，影响不好；二来，确实也应该考虑上级对你的一再告诫，要你划清界限。”钟辉觉得政委说的在理，强压愧疚难抑的感情，将身上仅有的5块银元交给政治部主任李浩然，让李主任代为向老人作出解释。余妈妈听完李主任的话，撂下银元，挥泪而去。钟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苏皖纵队番号撤销后，把南进支队交给韦国清，奉命返回山东的。到1941年时，经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的亲自过问，余青等被错误关押的同志终于获释，分配工作。

钟辉在延安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解放战争中任冀察热辽军区独六师政委，四野四十八军一六一师政委，朝鲜战争中担任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委，曾任驻苏大使馆武官和军委炮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钟辉在个人问题上的伤痕，使南进支队许多老同志都领悟到：革命斗争的残酷，不仅包含着与敌人拼杀付出的鲜血和生命，同时也包含着来自队伍内部带来的误解和冤屈，这也是一种忠诚于党的考验。“文化大革命”中，钟沛也尝到了司令员遭到过的厄运，不过有了这种经历，他内心不光有委屈，还多了一份对党坚定不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