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力来到之前
吴 觉
1939年2月， 日本法西斯强盗的铁蹄，踏进了淮阴城。1940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力武装经过抗争，终于来到了淮海地区。
在主力来到之前，我们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阻拦，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到创建由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迫于我党的各项抗日政策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怒潮，口头上不得不答应抗日，实际上却仍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到1937年底，上海、太原和南京等地就已相继失陷。这时，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为首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由镇江北渡，经扬州迁到了淮阴城。淮阴便成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整个苏北的政治和军事的中心。
由于韩德勤继续奉行不抵抗政策，更加激起了淮阴和整个苏北人民的不满。1938年春，我们淮阴城内的跟来自淮（阴）、淮（安）、涟（水）、泗（阳）的爱国青年和爱国同胞谢冰岩、夏仲芳、夏如爱、吴道楼、夏前轩、谢楠、赵心权，以及灌云的孙若溪等会于淮阴城，分析形势，商讨抗日救国之计。我们这些人，有的在十年内战时期淮盐特委被破坏前是共产党员，有的因为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曾坐过牢，有的是爱国的知识分子，还有个别人当时在组织上还是国民党员，甚至还是复兴社分子。但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势的鼓动下，他们也转到了同情和支持抗日的方面。
鉴于当时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国民党对我们主张抗日的行动，骨子里虽然反对，表面上还不得不装出一点欢迎的姿态。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书记长周化鹏还出面邀集我们座谈统一战线问题。他歪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化学的化合”，蛮横无理地说，各阶级，各政党，及其所属的武装力量，都要统一于一个政府，一个军队，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否则就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说，根据我们的理解，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物理的结合”，是“联合”而不是“化合”，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阶级及其政党，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在对日作战这个大前提下，各自都要不断发展自己的抗日力量，这样才能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争取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当面向他提出苏北要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抗日中心组织，以发动与组织各县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他不等我们把话讲完，就推说这事要请示韩主席后才能答复，草草结束了座谈。
过不几天，在我们的再三催促之下，周化鹏转达韩德勤的意见，说现在有党，有政府，有军队，有团体，要抗日，可以参加到里边来，另搞什么组织不行。我们从韩德勤一贯消极抗日的行径中知道，要韩德勤顺顺当当同意我们建立坑日组织，是不可能的。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各种情况，发现韩德勤跟李宗仁之间本来就存在矛盾（前者是复兴社，后者为桂系），最近又增加了新的裂痕。抗战爆发后，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韩德勤受蒋介石之委主持江苏省政。不久前，韩德勤听说日军要在盐城沿海登陆，闻风西逃，李宗仁对此颇为不满，在徐州把他训斥了一顿。韩德勤无法违抗战区司令长官的指令，只得灰溜溜地回到了淮阴。大家认为，如能通过一个关系，到李宗仁那里告韩德勤一状，可能有助于我们抗日救亡组织的建立。商量的结果，又认为，这事找朱德轩老先生商量，准能取得他的支持。
朱德轩是要求抗日的一个进步士绅。在北洋政府时代，他是江苏省省议会的负责人，协助韩紫石主持省政。北伐战争后，因为对蒋介石不满，曾去上海政法大学当教授，做律师。“八一三”沪战爆发后，韩德勤代理江苏省主席，想借他的社会声望，扩大自己的势力，假借“协助抗日”之名，特地把他从上海请回苏北。李宗仁出于国民党内部派别斗争的需要，在兼任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后，对朱德轩颇为尊重，特委朱德轩为总动会的常委。朱老先生支持抗日，主持正义，对韩德勤的消极抗日本来也不满，因此当我们去找他，说明要找李宗仁先生商议抗日救亡大事时，他当即表示同情，并为我们给李宗仁写了信。
我和谢冰岩带着朱老先生给李宗仁的亲笔信，来到了徐州。当时李宗仁不在徐州，他的一个姓夏的亲信秘书和一个姓郭的部长分别接待了我们。我们向他们陈述了淮阴和苏北人民热切要求抗日的情况，报告了韩德勤不顾民意，不准许我们成立抗日组织的问题，提出了成立苏北抗日同盟会等抗日组织的具体请求。他们很快向我们转达了李宗仁先生的意见，说战区司令长官认为，建立抗日救亡组织的要求是合理的，应该许可，并要我们回去首先把淮阴县的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成立起来。我们趁热打铁，根据五战区的建议，在徐州就提出了淮阴县总动会筹委会的名单。当时考虑到经费等问题的现实情况，战区委任我和朱公亮以及淮阴县长胡海泉为淮阴县总动会筹委会的指导员，具体负责筹组淮阴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
我们由徐州回淮阴后，即向朱德轩说明了去徐州的情祝，要他准备出面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淮阴县总动会。
当我们把李宗仁的委任状交给胡海泉的时候，胡海泉眉开眼笑地说：“今后淮阴抗日的事情好办了。李司令长官那里有你，江苏省方有我，好极了，觉兄，今后淮阴抗日的事，烦你一手办理，兄弟愿为后盾。”
这个善于投机的胡海泉，之所以为此高兴，是完全出于他权势斗争的需要。他是一个复兴社分子，属韩德勤的体系，紧靠韩德勤是无疑的，只因为最近外面有江苏要换桂系人掌政的谣传，他感到目前只有一脚踩两船，才能一旦苏政换了桂系，保持他既得的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内心世界的支配，他不仅高兴地接受了李宗仁的委任，而且在一度时期内也确实支持了我们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
1938年2月，淮阴县民众抗日总动会经过各界代表会议正式成立。朱德轩被推为县总动会主任，朱公亮为秘书，胡海泉为组训部长，我为副部长。胡海泉只想挂个名，所以组训工作全由我们在搞。紧接着，各区也相应成立了动委会，纷纷办起了抗日青年训练班，进行政治军事的训练。
在此同时，宋振鼎和谢冰岩等同志筹组的苏北抗日同盟会也成立了。苏北抗盟的成立，在更大的范围内团结和积聚了苏北的一批民众抗日力量（当然，跟当时的其他抗日团体一样，里边也随抗日潮流混进了一些不纯分子）。当时从延安“抗大”“鲁艺”学习回苏北的青年陈扬、丁宕之等五人参加抗盟工作，我们正好请他们给抗日青年训练班讲课。他们带回来的毛主席著作、朱总司令的游击战术，以及抗救亡歌曲，成了训练班的主要教材。
参加抗日训练班的青年，经过训练后，绝大多数分到各乡镇当训练员，编组抗日自卫队和模范队（这种群众性的抗日队伍带有民兵性质）。这些训练员大多数是热心抗日救亡工作的，但由于他们每月可以领取20元生活费（是由总动会从商会及县的地方经费中筹集来的），因此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生活，靠人情关系混进训练班的。
编组抗日自卫队和模范队的工作，进展很快，一两个月之内，全县自卫队、模范队的总数就达两万之众。但是，由于当时我们还未能与党的组织取得联系，自己的组织和领导工作都存在着在当时条件下难于避免的局限性，所以这些群众抗日自卫队伍，基本上仍为地主富农势力所掌握。当初，韩德勤慑于李宗仁的权势及地方人士的舆论，不敢赤裸裸地阻止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因此采用了一系列伪善笼络的手法。先是由他的二十四集团军副司令兼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出面，以征询我们对他部队意见的名义邀约我们会谈。我们针对他部队中发生奸淫妇女的罪行，毫不客气地批评他的军队缺乏纪律，根本不像抗日的队伍。在我们的严词批评面前，李守维竟恬不知耻地说，军队的纪律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士兵强奸妇女问题，这也不能苛责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队都有随军妓团，可以解决士兵的性欲问题，可是由于中国风气落后，社会组织差，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奇谈怪论出自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人之口，只能使我为之哑然失笑！
不久，韩德勤假二十四集团军战报创刊纪念之名，又亲自出面，宴请闲话。韩德勤摆出一副很有点气量的架势说，韩某来到家乡，深信诸位能够通力相助。唯抗战之事，政府决心已定，诸位不必有虑；在做法上未必周全，此乃深望有识之士给予批评指正，政府当真诚接受，力加改正的。他还假惺惺地请我们为他二十四集团军的战报写点文章。
不管韩德勤的话说得如何冠冕堂皇，也欺骗不了知道他底细的人们。这个文贪武怕的官僚军人，对抗日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他之所以大言不惭地兜售决心抗日的词藻，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笼络人心，以实现其更大的政治野心罢了。想当初，他刚主政江苏时，也没有什么基本武装，后来凭借他省主席的权势，改编了几个地方保安团，强行兼并了直属财政部而不属黄埔系的税警团，打起了不足额的八十九军番号，继而虚报情况，又骗取了一个二十四集团军的番号，乱发委任，到处招兵买马，不择手段地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作为他扩大地盘和向上爬的资本。此时此刻，他正想借抗日之名，扩大队伍，唯因人们识透了他的野心，真正要求抗日的人们，都不愿意投入他的队伍；而今淮阴各区乡的抗日自卫队和模范队正搞得热火朝天，韩德勤确实眼红了，想借淮阴县总动会之手从中捞取油水，也想通过苏北抗盟从其他县抓点兵源。我们看透了韩德勤的用心，感到对这个人没有必要多费口舌，于是就对他说，但愿韩主席真能一反孤意，真心抗日啊。
事情完全不出我们所料。在他亲自出面之后，很快就派他的八十九军政治部主任李歧鸣与我们会谈，说什么韩主席深知我们是一批真心抗日的志士能人，政府旨在录用真才，团结力量，以发展抗敌纾难之大事，因而“主席想借重你们，有意委吴觉先生任支队司令，隶属军部，扩组抗日武装。枪支弹药，薪饷装配等，都由我军供给，决不歧视”。我们考虑后回答：“政府这一措施，我们是欢迎的，编组抗日部队也是理应受命的，但有些具体问题须待商榷，容日后再谈。”李歧鸣以为事情有了进展，欣然表示同意。事后我们议论了这个问题，都认为这件事必须考虑到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要警惕陷入韩德勤的圈套不可自拔。便研究了接受组军的两个条件，即支队名义可以接受，但为适应抗日形势的发展，人数编制应不受限制；二、这支武装的政治工作人员应由我们配备，工作应由我们这些人搞。在第二次会谈时，我们坦率地提出了这些条件。李歧鸣听后，皱一皱眉头，说这个问题须请示主席后才能答复。过不几天，李歧鸣转达韩德勤的意见：部队随抗日形势的发展而有所扩展的问题可以考虑；政治工作的主要人员必须由八十九军政治部委派，工作必须由军政治部领导，军事工作他们也可派员辅助。我们当即表示，根据这一情况，似难接受组军之命。我们当时之所以婉言拒绝，确因事关重大，在没有找到党的组织、得到党的允许之前，是谁也不敢擅自妄为的。
可以想见，韩德勤在对我们笼络不成、收买失败之后，必然要对我们采取硬的一手。这也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逻辑。其时，形势到了日军占领徐州，挥戈西向郑州，威逼武汉，李宗仁已拔兵向蚌埠撤退的时候。先前，我们搞抗日救亡组织，是李宗仁同意的，韩德勤敢怒而不敢言，如今，他看李宗仁自己也溜了，便无所顾忌地把他反人民、反进步、排除异己、破坏抗日的全套解数施展出来了。
韩德勤首先采取“煞家风”以镇邻里的手法，大打出手了。他宣布淮阴县县长胡海泉通共、泄露机密，给予撤职处分；同时施行家法，逮捕了当时组织上属于国民党复兴社分社、但行动上同情革命，参加并支持苏北抗日同盟会工作的两个人（后来这两个人相继参加了共产党），胁迫参加苏北抗日同盟会及淮阴县抗日青年团等抗日组织的国民党人公开登报，申明辞职退出；严禁翻印和传播延安的报刊和文件；从各个方面孤立和瓦解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对淮阴县民众抗日动员会，则严令停拨地方经费，用经济封锁的办法，从上面扼杀活动；利用他掌握的区乡政权和顽固的地富势力，从下面进行捣乱和破坏。就这样，活跃一时的淮阴人民抗日自卫队和模范队，被纷纷瓦解了。新的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疏散抗日力量。陈扬、金求真等外来同志，即向南转移到了接近新四军的地区。
这是1938年11月前后的事。距淮阴沦落日寇仅3个多月的时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沉闷的时刻。我们对前一时期的工作作了冷静的反省和比较清醒的评价。大家为前一时期未能充分利用苏北有利条件打开苏北的抗日局面而感到惋惜，更为抗日救亡工作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而感到痛心。我们检讨了前一时期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上层的周旋上，而未把组织群众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错误。究其原因，除了我们在政治上缺乏斗争经验，在作风上不踏实外，最根本的是得不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早在苏北抗日同盟会成立之初，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就考虑到要在斗争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正确打开苏北抗日的局面，就必须迅速争取党的组织领导。因此，我们于1938年春就派人前往武汉找党，我党驻武汉办事处要我们直接与山东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年夏秋之交，我们又派人到山东找党，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同志答复我们，党组织暂时派不出人来，要我们先把工作做起来，稍待些时候，党组织一定派人前往联系并建立组织。
如今，战局的发展表明，国民党军队仍然坚持不战而退，而我们党的抗日主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到达这里，要对即将占领淮阴的日寇进行武装反抗，就要我们自己来组织武装。等待是不允许的。但是，经验和教训使我们深深知道，要把抗日武装建立起来，并且使之在抗日的战斗中逐步成长壮大，没有党组织来领导是不行的。
我们是多么希望重新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置于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啊！
为了争取在党组织一旦派人来的时候，就能拉起一支武装，根据党要我们“先把工作做起来”的指示，我们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我们通过一些私人关系，筹集了一些钱款，又通过一些社会关系，对个别同情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做工作，从他们那里买过来了一些武器弹药，把它埋藏起来。为了培养搞武装的干部，我们通过抗盟的关系，把一些热心抗日的青年，送到有我地下党的国民党五十七军万毅团的学兵队，接受军事训练。
1939年元月间，苏皖边区特委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指示，决定由张芳久、高兴泰和戴曦三同志组成淮属中心县委（工作范围包括当时的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四县）来到了这里。高、戴二人一来就去涟西农村，芳久径自来淮阴城找苏北抗盟的人。当时只有我和谢冰岩在城内，我们向芳久同志汇报了准备拉武装的情况，议论了淮阴和苏北的政局。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原拟邀约邻近各县的抗盟负责人来淮阴聚会一下，不料九天之后淮阴县城（即现在的清江市）陷落，我们全部转移到了农村，就未能聚会。
1939年农历正月十一，从徐州过来的和连云港登陆的日军，在毫无阻击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侵入了淮、涟诸县，韩德勤的二十四集团军及省府机关，连夜全部逃离了淮阴城。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到处皆有，逃难的人们纷纷向远离交通线的农村奔去。淮阴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芳久跟我们研究认为，国民党行政机构散了，部队走了，这正是我们抓紧时间拉武装的好机会。于是，我们在把抗日留城人员及其家属撤至大兴庄张圩一带后，即与芳久、丁九等同志星夜赶往渔沟，将我们先前贮存在那里的近20支长短枪及自己家中与亲族中的自卫枪支，武装了族中和附近的贫苦子弟。当时包括向地主商借的枪支，首批组织起来的人枪有60以上。进而将这批武装与事前做工作沟通了关系的国民党渔沟区常备中队汇合。经过地方进步人士的引荐，我们把国民党的四五十个散兵游勇组成了一个中队。洪泽湖边在总动会时残存下来的五六十个渔民抗日模范队，这时也组成洪泽湖渔民抗日大队前来投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汇集了四股脱产的武装，人数达二百几十个。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立即宣布组成抗日义勇队。同时成立淮阴义勇队总指挥部于张圩，我任总指挥，张芳久任参谋长，谢冰岩任秘书长，宋振鼎为政治部主任，张一平为副官主任。指挥部又设一个政治大队，由淮阴、西坝、王营等地撤退来的抗日救亡青年百余人组成。这些人为补充减员后来逐渐输入连队，成为骨干。
由于国民党淮阴县政府的武装部队早就逃离了淮阴，因此抗日义勇队总指挥部的牌子一打出来，全县各地各种小股武装纷纷前来请委，我们在抗日义勇队的统一番号下，委了不少“支队”“大队”。一时间，抗日义勇队的旗帜遍及淮阴北乡各区。这些武装比较杂，真正脱产成队的也不多。为了加强基本队伍的建设，芳久跟我们研究决定把在渔沟汇合的四股武装，作为基本队伍，集中起来进行整编。1939年4月间，我们的队伍在张圩集中，组成教导大队，夏如爱任大队长，并由盐城抗盟介绍来的陈克天及经万毅部队受训回来的周文科、辛苦，以及石振邦等同志担任所属各中队的领导。部队在建立党组织之前，张芳久同志就开始了党员的个别发展工作。
我部在草创之初，一个中队听说日军的一个车队经过渔沟奔淮阴，便与地方抗日自卫武装李可拔的队伍配合，于渔沟东的“五条路”布阵，伏击了敌车队。这次战斗——不，严格地说，这还算不上是一次打仗（我们这支部队除张芳久同志外，谁都没有打过仗），战士们在没听到命令时就向敌人开了火，而当鬼子摆开阵势，用机枪小炮还击时，我们却早就依托密集的村庄，安全转移了。敌恼怒之下，一把火烧平了五条路旁大地主吴其数的庄圩。——虽然未能给敌人以大的杀伤，但是，这是淮阴人民向鬼子发出的第一枪，也是我们这支队伍从打仗学习打仗的开始。“五条路战斗”至今还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义勇队的抗日行动，震动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汉奸土匪的武装。土匪头子韩雄联合国民党顽固派所招安的泗阳土匪石海青，集结了四五百个武装土匪，企图吃掉我义勇队主力。结果由于我部各队的协同作战和地方抗日自卫武装的支持，在渔沟东南的文殊庵打退了这支土匪武装的进攻。
初战赢胜既振奋了我部指战员的精神，也迅速扩大了我部在群众中的声威。在抗日群众的掩护下，我们不断用小股武装袭扰驻敌。 日军在淮阴城外围重镇王营筑了碉堡，我们就派部队去夜袭。一天夜里，敌人炮楼周围突然升起几颗红绿信号弹，紧接着便是一阵密集的枪弹飞向敌人的碉堡。驻敌恐慌万状，探照灯照亮了不眠的盐河，机枪小炮乱射狂吼了一夜。第二天，王营镇内外的群众议论纷纷，到处传扬：“老八路已经到了淮阴，这一夜仗打得不轻！”
侵驻淮阴城和王营镇的日伪军，妄想造成一个“安全”的环境，推行伪化，在外围的杨二庄和西坝两处建立汉奸政权。伪政权一建立，我们即派出两个突击队，夜渡盐河。一个突击队镇压了杨二庄伪镇长朱五，全部消灭了驻在镇上的黑狗队，缴枪十余支；另一个突击队镇压了西坝的伪镇长郑某。这一行动不仅阻止和迟滞了敌人的伪化，同时也向一切投降派及动摇分子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投降敌人，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我部积极抗日的活动和发展态势，引起了拥兵逃命远离淮阴的国民党淮阴县长陆选云的不安。陆选云是接替胡海泉之职而当了淮阴县长的。接任县长不久，他听得到日军将要进犯淮阴城的消息，连他的县政府也不顾，带着两个团的武装，隐蔽到了离淮阴百里之外的宝应县属仁和集的湖荡里。此人早先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并且为闹学潮而被同榜开除过。现在他在湖荡里得到了我们义勇队在淮阴活动的情报，唯恐我们这支部队在淮阴扎下根， 目后在韩德勤面前不好交待，便“念同学之情”来信邀我去“共商淮阴抗日大事”。我知道同这种人打交道，只会徒然浪费时间，而不会有什么甜头的，因此是拒不愿往的。但是，有些同志认为，此去有理，起码可以封他的口，摸他的底，叫他造不起谣。不得已，我勉强前往。一见面，他就首先聊起中学时代闹学潮、被开除的“光荣史”，想借此引起我对他当年爱国进步形象的回忆。谈到邀我前来的意图时，他说想委我任他一个常备大队的大队长。我一听就明白，其用意是想通过委任达到限制我部的发展，并进而兼并我部的目的。我当时婉言拒绝。当然，陆选云是不会就此作罢的。在此不久之后，他派出部分武装，尾随我部，紧挨我部驻地住下，企图挤我们走，并监视我们的活动。他们来了，我们换驻地；他又来了，我们再走。就这样，像推磨一样地在淮阴县境内转圈子。他们无可奈何，就又通过他的县政府，企图禁止我们收税吃军粮。这一压，除我四股脱产的基本武装外，原来委任的一些“支队”“大队”，就因缺钱少粮而纷纷解体了。这一起一伏，倒使我们的队伍精干了些，领导力量也更加集中了。地方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也更看清我们是一支坚决抗日的队伍。每到一处，他们乐意接受吃派饭的办法，解决我部钱粮不足的困难。
当时，打起抗日武装旗号的部队，在淮属各县皆有。淮阴县是抗日义勇队，而涟水则有民众抗日独立营，淮安又有民众抗日自卫队。另外还有许多以个人的名义命名的抗日游击小分队。这些武装，有相当一部分在组织上或思想上与我党有所联系，但都没有公开打出八路军、新四军的旗号。我们处在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统治的区域，即使有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也不会允许不属于国民党的武装力量长期存在的。从韩德勤到国民党的各个县长，无不在以抗日的名义不择手段地企图收编这些抗日武装。淮阴的县长陆选云是这样，涟水县的县长徐继泰，则更是以兼任涟水、灌云、阜宁等四县抗日总指挥的名义，采取多种手段到处吞并武装。
在义勇队略具规模时，我们就与芳久等同志就部队发展方向问题交换过意见，认为部队开始打灰色的旗号是可以的，但考虑到人民群众传统的合法观念，目前只有共产党的八路军或国民党的正规军、地方军或杂牌军才是合法的。其他的武装，往往容易被人们视为土匪武装。那么，我们也只能在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两者之中择其一。八路军不仅是合法的军队，而且为广大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开明人士与觉悟的农民所敬仰。因此，即使国民党顽固派反对我们，我们也要争取打八路军的旗号。(https://www.daowen.com)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企图不择手段地收编、吞并抗日武装力量的情况，部队的去向现在已到了必须择一的时候了。为了统一认识，1939年5月，芳久带领我们把义勇队开到了当时敌伪顽不易到的淮涟边区的小成集一带，一面派人与涟水、淮安两县各抗日武装商谈改建八路军事宜，一面就部队准备打八路军旗号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讨论。6月，经请示苏皖区党委决定我部打八路军的旗号，番号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上级党根据新的形势，派万众一同志来担任政委，我任团长，陈书同任副团长，张芳久任参谋长，高兴泰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谢冰岩任秘书长，陈亚昌任副官长。全团设4个营。陈克天、朱启勋、林士均、王道明分别任营长，周文科、陈风洲、王国干等分别任营教导员。八团下设宣传队和随营干校。宣传队的主要任务除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外，还负责部队驻地的妇女工作。随营干校主要任务是为部队及地方培养干部。
万众一同志来后，即成立三地委，淮属中心县委亦即并入三委。万众一任地委书记，张芳久和杨汉章为地委委员。三地委除原淮属四县外，当时还包括盐城和阜宁等县。由于当时我们还远离主力，因此，八团实际是三地委直接领导的部队。
八团的旗帜亮出以后，涟水王小楼、王雨洛、朱慕萍、王雨沛、王雨斌、张胜武、潘子明、朱启宇、朱铭熙、朱士民、张达志等人组成的游击队，以及淮安的李玉宣、任家骥等人组成的游击队，相继宣布参加我部。
八团建成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于8月间西进淮阴渔沟、五里庄一带活动，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同时，清剿伪匪，为民除害。有名的恶霸匪首张六、向大荣、吴其清等，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我镇压的。9月我部去涟西，配合地方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工作。10月，返回淮阴活动时，遭到淮阴县运北行署主任许飞由率一个团以及顽固地主孙厚安等的反动武装阻拦袭击，周旋三日，经地方人士调解，顽我双方同时撤军，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与我“摩擦”的开始。这时，国民党潜入我部的特务吴文崇，暗杀我义勇队创始人之一、中共淮阴东南区委书记张德雨同志。阴谋败露后，吴文崇潜逃淮阴城，投奔日军，任兴亚社社长，并和国民党省特务指挥部的洪璧成特务大队狼狈为奸，收集侦查我军情报，策动我家属来部拖腿。有时还冒充我军人员，奸淫妇女，抢掠财物，企图破坏我军声誉。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省特务指挥部又派出一个由特务骨干分子17人组成的飞行大队，企图封锁陇海线，割断我部与山东主力的联系。凡此种种，表明韩德勤的省政府，已决心谋取消灭我部，围剿、“摩擦”的形势将进一步形成。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三地委指示我们，部队必须迅速扩大，建成一支可以对付国民党一个县的武装力量，以便随时驰骋跳动穿插旋转于苏北各县。因此我部迅速跳过盐河，去涟东争取薛华甫、石大康两部分武装参加八路军。薛、石两同志的部队，当时虽然挂的是国民党区队的招牌，但由于他们同情我们，支持抗日，已与国民党涟水县政府发生矛盾。他们感到，中立不成，不如趁早汇合八路，以免遭顽固派的突然包围吞并。当我与薛、石两同志一谈与八路军汇合的问题，薛、石两同志带头响应。所属两部士兵，也由于我们事先派王国干、朱士霖、潘子民等政工人员做了大量工作，无不欢欣鼓舞地加入我部。11月，以薛华甫为团长、王国干为政治部主任的第九团于涟东成立。石大康、胡启奎等为营长和教导员。这时，我部组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南进支队第三梯队。我任梯队长，万众一任政治委员，高兴泰任政治部主任。陈书同任八团团长，陈黄夫任副团长兼一营营长，周文科为政治处主任。朱启勋、朱慕萍则为八团二营和三营营长。
其时，我部也仅是一个500余人的一支不大的队伍。但是人手一枪，都是战斗员。
鉴于“摩擦”形势紧迫，我们决定挺进滨海区，到陈家港一带建立海陆两栖根据地，以便进行长期斗争。当我部刚进入该地区小尖镇一带，社会关系还未接好，即遭绥靖团、灌云常备团以及涟水恶霸武装拦击。激战竟日，因我意图被敌识破，便决定乘夜撤退。部队撤至郑潭口，又与尾随我部的涟水常备队遭遇。我被迫应战，以决一死战之姿态，迅即猛扑敌人。敌人不习惯夜战，在惊恐紊乱中为我俘获百余人枪。我们原意乘胜撤出战地，只因天色破晓，难于脱离，便选择有利路线，边战边撤。战至中午，我大部已脱离战斗，唯一个连队被敌围于一个农屋内，难于脱战。我便集中一批神枪手，绕敌侧翼向敌展开射击，压住敌人火力，终于救出了这个连。部队回归涟东后，敌请地方人士出面，以“再不寻事生非”为条件，要求我发还所俘人枪。我部为了顾全大局，再次表明坚持统一抗日，枪口一致对外的诚意，当即释放了俘获的人枪。
在这次“摩擦”战中，我们深深感到造就更多的神枪手是何等的重要。于是，我部一面加强对战士的前途教育、阶级教育，以普遍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针对我军缺乏火炮和连发武器的弱点，部队日夜加强瞄准训练，努力造就一批神枪手。
在活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我部一面尽量避开与顽固派的“摩擦”，一面努力捕捉战机打击日伪军。
1940年春节前夕，涟水城的数百名日伪军，开出车队，耀武扬威地进入我部活动区的涟西、淮涟边区“扫荡”抢劫。我部为保护群众，过好春节，当即派出八团朱慕萍营划成若干游击小队，利用密集的村落灵活运动，进行阻击、尾击、侧击。敌进我退，敌住我打，使日伪军白天行动中不敢分散上庄抢劫，夜晚停下来不敢分散睡觉。春节上午，这一伙强盗被我搅得疲惫不堪，正匆匆回窜进城，不料在归途中又闯进了我八、九两团在洪码头布下的口袋阵。敌车队遭我突然打击后，立即组织反击。我军速战速决，完成伏击任务后，立即撤离战场，不料我后卫部队一个连在撤离途中被日军咬住困于小马庄。全连指战员英勇抗击，打得敌人不敢近战。敌人无可奈何，使用重炮轰击村庄。房屋起火，墙垣轰平，敌以为我被困战士已全部烧死，然而当他们想去拣一点战利品回去邀功领赏时，几个日伪军刚接近燃烧着的村庄，又被火海中发出的枪弹送了命。敌人再也不敢去送死，又怕我部再来追击，只好车载百十具死尸回城了。
我们的战士何以能在火海中坚持战斗的呢？原来，战士们在除夕那天开展爱民活动，给群众家的大水缸都挑得满满一缸水。战士们的衣服被烧着了，便跳进水缸，灭了火，继续战斗；身上又着火了，再跳进水缸，灭了火，又投了战斗。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英勇地在火海中抗击日军的。
这次战斗，我八团四营营长王道明、义勇队老战士排长严永文、叶朝中等20余人光荣牺牲。从火海中生还者也都烧了头发、眉毛，遍体灼泡。但是，英勇的战斗，也是最能教育群众，赢得群众的。洪码头之战，捷报飞传，群众对八路军真是有口皆碑，都夸八路军真管，打得鬼子狼狈逃窜；骂国民党常备团没用，见鬼子望风而逃。
这个消息传到韩德勤耳中，又勾引起了他心中的嫉恨。这里是韩德勤和顾祝同的故乡，是他二十四集团军的兵源之地，岂能让八路军存在、发展、壮大？因此，便督促其主力三十三师，迅速北上淮涟，命令保安第七旅王光夏由泗阳东进，配合三十三师，合击我部于淮涟地区。当我得知顽敌到达阜宁、涟水边境时，我部移驻六塘河一带，并向西北沐阳一带行动，佯作北去山东之态，意将顽敌引向西北，然后我隐蔽伺机返回涟水东渡盐河，伺机反击敌人。1940年2月初，我部驻沐阳马庙一带休息，情报失误，为王光夏部所乘，猛攻我驻地各部，鉴于我部过于分散，易被顽敌各个击被，即命令所有部队放弃村落，迅速撤至指挥部后的丁字沟内，坚守杀敌，准备坚持到夜间突围。当时敌冲锋号频频哀鸣，我神枪手沉着射击。顽敌副团长以下数十名被我击毙，胆颤心惊，不敢接近战沟，只好用迫击炮向我阵地乱轰，同时调集各处武装，将我军团团围困。顽敌认为，困局既定，即待翌日三十三师赶来参战，围歼无疑。我得知敌主力已由南窜进南北六塘河之夹滩内，估计明日必将赶到参战。而我部苦战终日，未吃饭，未喝水，人力消耗殆尽，如夜间不能突围，明日必遭全军覆灭。情况严重，我们毅然决定夜间奋力突围，以搏死里求生。先由八团向东突击，因敌火力太强，未能突出。敌人知我突围，忙调援东线，我九团发现北部敌人有向东增援行动，便见机向北突围，冲破敌人阵地，全军鱼贯突出包围。此时敌人眼看逼我就歼的计划破产，慌了手脚，把战地所有村庄都放火烧着，火光照亮四野，机步枪齐发，喊声四起，庄庄呼应。我部最后一批突围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勇敢沉着，匍匐爬行四五里，才突出重围的。到第二天早上曙光初照大地时，我军已胜利返回淮涟边区小成集一带集结修整，而敌人还在马庙附近搜索我部的去向呢。
这次反复摩擦，我部付出了极沉痛的代价。即将出任淮安县委书记的直属队指导员吴正霖，六连连长朱玉山，排长庞永才、戴如谈，排政宣朱士顺等十多个干部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了。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清剿我部的反革命决心是不会改变的。更严重的反“清剿”斗争还在后头。
时间仅仅过了半个月，江苏省顽政府对我又布下了全面“清剿”的阵势。敌以三十三师的一个旅和常备第七旅为主力，搜寻求歼我部；以7个县的地方武装防堵拦截，搜查地方游击小组等革命组织。同时，到处张贴布告，宣布我部为非法武装。分别以200元至5000元不等价悬赏缉捕我各级干部，号召我部官兵投诚；胁迫军属来部队拖战士后腿；强迫我地方干部自首叛变。一时乌云密布，阴风阵阵，反动地主、恶霸、汉奸、特务等丑类，群魔欢舞，都认为这下可以把这里的八路军及共产党斩尽杀绝了。
对严酷的现状我们作了这样的分析：所有县城及重要集镇均被日军所占，交通割裂，敌顽之间尚有一定矛盾，国民党主力部队之运动、转移和食宿等都有一定困难，联合“清剿”的时间不可能延续一个月。敌人与我制造“摩擦”，有违民意，失道寡助。我部经过几年来的战斗，不仅积有一定坚持斗争的经验，而且与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每到一地，群众为我放哨警戒，递送情报。打起仗来，伤病员的掩护医治、牺牲同志的收殓埋葬，都由地方群众主动承担，但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当敌大部队向我“清剿”时，我们必须力避与之正面接火。为此，我部决定暂时撤销团营一级，把部队编为若干小队，分散隐蔽活动。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与日寇的据点和交通线还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利用敌占城市周围的空隙和自然河流附近盘旋兜转，随时打击、镇压地方汉奸特务和反动地主，使地方区、乡、保长及士绅不敢附和敌人。当时九团各队主要活动于涟水东部，八团各队则主要活动于涟西。有若干小队分别活动于灌涟边区、淮安边区和盐、黄河的夹滩一带。在活动中，各小队间既保持相当的距离，同时尽量做到一旦出现问题，可以互相策应。由于沐阳马庙一战的减员以及撤销宣传队和教导队两个建制，我部这时已减至三百数十人。在把部队分成若干小队分散活动时，我们从八、九两个团中挑选骁勇机灵善射的60余人，组成一个由我总部直接掌握的突击队，专门清除特务恶霸等反动武装。
在这次敌清剿“摩擦”行将开始时，我部突击队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干净利落地将国民党江苏省特务指挥室直属的特务飞行大队全部消灭。当国民党顽固派主力三十三师进入涟西地区时，涟西两个各拥有200左右枪支的反动恶霸地主特务头子余士章（余五）与张文波，先后被我突击队神枪手所镇压。在淮阴背靠敌伪区活动，行动诡诈的特务洪璧成大队，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也为我长途奔袭的突击队全部歼灭。我部分散的各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活动区内民愤很大的反动恶霸地主和反共分子、特务等相继镇压了。
由于我们对地方上的汉奸、特务和恶霸地主等采取了坚决镇压的行动，国民党的区、乡、保长及一般地主，非但不敢反我，而且不得不加意保护我地方组织与我部人员，从而起到了稳定活动区局势的作用。而国民党顽固派的主力，由于掌握不了我部活动情况，反而怕得要命，龟缩隐蔽，不敢分散活动。进入涟水西部参加会剿的淮阴常备团，在受我打击后狼狈窜回。浩浩荡荡远道而来的顽三十三师，奔命一阵，结果也只能带着寻获的飞行大队17个骨干特务的腐尸回省向韩德勤报功领赏去了。
喧嚣一时的所谓联合“清剿”，只及半月即告结束，我部坚持苏北敌后孤军奋斗的最后一次反“摩擦”战，就此胜利结束。
这次反“清剿”中，我部非但未被消灭，未被削弱，反而迅速得到发展壮大。敌人的“清剿”，使我部的一些疏散人员和过去的离队人员，陆续归队；地方积极分子，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很多人加入我分散中的小部队与敌人搏斗。由于我积极开展日伪顽占区的武装斗争，淮安北部农民刀会也组成黄河大队，携带百余人枪参加我队伍。另外，在交通关键性地区，又成立了许多游击小组。如活跃在王集朱码一带的，就有以王观涛、颜振普等20余人枪组成的游击小组。先前我在郑潭口反“摩擦”胜利后于五港一带成立的滨海大队，在这次反“清剿”中也获得了很大发展。
在敌“清剿”开始时，苏皖区党委鉴于苏北形势险恶，认为我们这支部队实质是一支武装的干部队，为了保护党的财富，曾指示我们相机撤入皖东北根据地，以保存这批力量。当时我们向区党委陈述了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表示过坚持必胜的信心。因此在取得反“清剿”胜利后，区党委立即发来了表扬信，鼓舞、激励我部继续坚持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不久，我们又接区党委转来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要我们坚持原地斗争，迅速充实发展部队，完成一个建制旅，积极准备迎接主力东进。
因此，在这次反“清剿”胜利后，我们即根据中原局的指示，集中部队，恢复团的建制。是时，八、九两团已达千人之众。区党委已派来钱潜、罗映臣等同志充实部队中层骨干领导。在迎接主力东进的热潮中，我队伍飞速发展，一个从几百人发展到千余人的部队，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近5000人的一个旅的规模。在主力东进后，我们以拥有500余人的滨海大队为主，汇合各个新发展的小股部队组成了十团。陈书同任团长，主力东进时，旅团番号对外均称为某某大队，以迷惑敌人。这时我部对外就称为“淮河大队”。这是后来淮河两岸群众都熟知的番号。
1940年仲夏，我部派出得力的向导，策应主力东进。八路军一一五师南下增援的第五纵队黄克诚司令，率领部队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由皖东北迅即东进苏北，增援新四军。从此，我党开始了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
同年初秋，进驻淮海区的主力部队，全部继续东进盐阜区，纵队司令部（即新四军三师师部）仍暂留淮海，司令黄克诚与区党委都驻扎在六塘河岸陈圩钱集一线。黄克诚同志向我部面授任务，要我部接替主力防守六塘河南一线，监视盐河线，防堵韩德勤的残部北窜淮海地区、维护皖北老区与苏北的交通线。不久，淮阴日军侦得我主力已东进盐阜的情况后，一天早晨倾巢而出，企图奔袭我三师师部和区党委，当时我驻守六塘河南岸淮阴境内的八团，立即出动应战，接战阻击敌人于五星庄至徐溜沿线，继则是夜以继日地缠袭扰敌于南六塘河两岸。翌日上午， 日军才强渡北六塘，进抵钱集。由于我部继续奋力抵抗，敌无法前进，突然奔袭的阴谋既已破产， 日军怕腹背受击，慌忙拔兵窜回淮阴。我区党委机关未受丝毫损伤，三师指挥部稳坐陈圩，岿然未动。
同年冬，由于主力连续作战的减员，急需补充，而苏北根据地初建，尚不能进行群众性的参军运动，因而中原局决定将我十团所属的滨海大队五六百人调归主力三师八旅以补充缺员；同时命我十团所属团结大队500余人拨归补充南下增援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五旅。至此，我十团全部上升为主力。
在根据地初建期，县及地区都没有骨干武装，因此上级又决定九团胡启奎营下放涟东县，改为县的武装。该团石大康营奉调改为淮海地区一级的警卫营。九团的另一个营后来随八团上升为主力。九团在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任务后也全部上升为主力。
1941年春，八团上升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后，改为教导五旅十五团。我任团长。鉴于部队上升前，万众一、高兴泰等同志已先后调离了部队，上级又派来了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领导干部。八团在上升为主力前，仍坚持淮涟与敌人进行了频繁的斗争。同时抽出枪支弹药组织地方游击队。如后来在1941年前后反“蚕食”反“扫荡”顽斗争中出名的刘 䮵大队便是其中之一。是年4月间，八团在去宿迁、泗阳靠近旅指挥部休整前，为了酬答淮阴家乡群众数年支援养育之恩，行前清扫了淮阴南部朱集、新渡一线匪顽。这次战斗，我付出了年轻有为的一营教导员朱鸿宾、一连连长陆正学等数十名同志的生命。归属主力后，曾随旅参加了陈毅军长亲临指挥，全歼王光夏部的有名的程道口战斗。是年夏，宿迁陆集反“扫荡”战中，我二营营长朱启勋与日军肉搏，在肚破肠出的情况下，手握肠子，指挥部队战斗，在全营安全撤退后才上担架，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于担架。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鼓舞了部队，感动了群众。事后人们在涟水小成集建亭立碑永志不忘。
时光流逝，我部三个团的英勇战士们，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伟大斗争中，牺牲者数以千计。在此我只能略举一二，以志不忘。如在创建我部武装和在恢复与发展地方、部队党组织等方面都曾做过许多艰苦工作的芳久同志，八团成立不久，就在深入乡村工作时不幸遭坏人暗害牺牲了；我义勇队老战士、屡建奇功的突击手孙明哲，在任营长时牺牲于山东的某次反“扫荡”中；八团初建时的教导员贾贯秀，牺牲于东北战场；教导员朱士霖任某团政委时，在名震全国的四平街战役中英勇牺牲，沈阳解放后，于公园建墓立碑；朱慕萍任团长后，1949年解放南京渡江时牺牲；周文科解放战争中领导淮阴武装斗争，在战斗中牺牲。
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当年建树功勋的老战士，在战争中过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人诬为特务、走资派、杀人犯，竟被严刑拷打，毒害致死，如我们的政治部主任高兴泰，九团团长薛华甫等便是。我是幸得老同志和一些革命群众的掩护，才免遭害的。我的问题，也是在粉碎“江青反党集团”后才得以解决的。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来的今天，作为一个老战士，应该自勉：
人老风霜饱，
四化前程好。
烈士抛头颅，
幸存当折腰。
（选自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淮安市中共党史学编《吴觉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