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派的进攻
南进支队进入苏北时，敌伪顽、土匪以及地方实力派，各霸一方。他们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我党的工作虽在某些地区有相当基础，但真正为我控制的地区则很有限。广大群众生活极端困苦，迫切要求抗日，有的自发地拉起队伍，保卫家乡。他们对于闻风而逃的国民党并无信心，而对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并不甚了解。在这样情况下，如何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是我们这支人数有限的部队能否在苏皖地区站住脚跟，打开局面，求得发展的根本问题。我们反复分析研究了苏北一带的政治情况，根据情况确定了我们的做法。
首先，争取和团结过去曾经参加过我党的一些老同志，是我们在这一带开辟地区、发展部队成败的关键。
邳睢铜地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党的工作，党的力量有相当基础。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期，即1927年到1933年左右，由于受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在邳睢铜地区曾经组织过多次武装暴动，但都失败了。在白色恐怖下，绝大部分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有的被捕牺牲，有的自首变节，有的外逃他乡，有的消沉不干、 自行脱党，也有的隐蔽下来。所以，党的活动也都停止了。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过去曾经参加过党的老同志，又都积极行动起来，凭借他们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参加或组织各地的抗战动员委员会，有的组织了青年救国团，并且有的组织了抗日武装。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尊重他们，大胆地使用他们，根据本人情况委以重任，鼓励他们继续为党工作，作出新的贡献。如任命邳县的赵兴仁为支队司令部的侦查科长，泇口的武广春为邳县独立团的营长，栗培元为邳县独立团团长，张云榭为支队的参谋，陈新然为第一梯队第二营营长，吴季讷、王会栋（王书楼）、冷启英、吴延庆等，也都是地方群众抗日团体的重要负责人。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他们又为党、为人民、为军队的组织发展，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同志在艰苦斗争中又重新入了党，有的同志还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所作的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其次，争取团结国民党中进步分子和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又一重要条件。部队到邳北不久，根据地方党组织的介绍，我们就同热心抗日的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夏慕尧先生交上了朋友。他是邳县一带青红帮的头面人物，曾任国民党邳县政府五科科长，在当地颇有影响。他和我山东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子化同志有较深的友谊，对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有较清楚的了解，对我陇海游击支队的组建很表支持。我们也向他表示，希望他能为抗日救国和我党我军的事业作出贡献。在我们多次交往中，他对我们八路军善于作战极表称赞，态度十分诚恳。最后，他不为名利，将他组织的部队交给我们，以后还在许多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在此还要提及的是，夏先生的忠诚弟子滕玉荣，带领部队编入我支队担任二营营长以后，在党的教育下，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带头冲杀。尤其在铁佛寺抗击日军进攻作战中，他十分勇敢，受到大家一致赞誉。1939年8月在邳北的良壁围剿土匪张法德、韩七的作战中，英勇牺牲，时年30余岁。
和夏慕尧先生同辈的另一位青红帮头头闵达三先生，在邳县，尤其是在四户大小良壁一带的群众中，以至在土匪中都颇有影响。经过我们的争取工作，他逐渐靠拢我们，并帮助我们收编了一些土匪部队，对我们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过去曾在国民党军政部门共事多年的胡大勋，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即回家乡苏北铜山与过去国民党军政同仁一起组织抗日游击队，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当官的心怀各异，以致失败。最后胡大勋率董铎（国民党徐州行署专员兼游击旅长）的残部转移到邳县官湖镇。部队的失败和本人在国民党官场上沾染的吸食鸦片的恶习，使他虽心想在抗战上做番事业，但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而无所作为。这时，我们到了官湖一带，经与在胡部工作的地下党员张启曙同志的介绍，胡与我支队建立了联系。在交谈中，他对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八路军的战法，特别是对我支队几次战斗胜利是很赞赏的。我们交谈得很融洽。他表示要向八路军学习。经过多次接触，他积极主张将他带的500多人的队伍接受我们指挥并编入陇海支队建制。胡同时还说明，这些部队中约200人左右（包括重机枪2挺、八二迫击炮1门、步枪数十支）是属于他的，其余部队是铜山县县长韩治隆的。韩当时在淮阴向韩德勤报告工作，要待他回来才能决定韩部的去留。我们同意他的主张，将他们的部队暂编为陇海游击支队第三团，并派谢锡玉同志带部分干部去该部工作。不久，韩治隆回到部队。经谈判，他仍要带常备队回铜山县当他的县长。我们遵守诺言，撤出我们派去的干部，让韩带部队去铜山。韩当时表示感谢并愿在今后与我友好合作，共同抗日。韩走后一段时间里，并无反动之举。胡大勋被任命为支队参议。他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为我支队做了许多工作。后来他家乡来人，希望他回家乡领导抗日。他本人也有此愿望。为发挥他的作用，我支队就委派他担任峄、滕、铜、邳四县边联办事处主任。胡在此基础上建了运河支队，胡为参谋长（后任支队长），坚持那里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戒除了吸鸦片的恶习，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对当时国民党徐海行署主任蔡少衡、副主任蔡贡庭也是采取多做工作、争取联合的方针。蔡贡庭曾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以后自首被国民党任用。抗战以后，国共合作，蔡对自己的过去内心有疚，有主动赎罪之意，在我们携手抗日的方针下，为表示其诚意，将他的部队交给我们，编为南支第八大队，平时也能为我们支队活动提供一些方便。
在苏北各县内，都有一些地方实力派，他们既同国民党有着利害冲突，又同各地的土匪存在着尖锐矛盾。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有不少人向我靠拢，表示友好，以至同我们联合抗日，借以对抗国民党对他们的吞并和防止土匪对他们的抢掠。根据中共中央“必须利用国民党内部各个派别各个集团之间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及“组织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的指示，我们对这些地方实力派，也是采取积极联络，争取他们靠拢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要求，我们尽量给予满足，以增强同他们的联系。如邳北丁场的丁某，同国民党邳县县长王化云、书记长刘银铸矛盾尖锐。丁某唯恐王化云吃掉他，就主动靠拢我们，并邀请我们到丁场一带驻军。这样，王化云就不敢再吞并他了。我们利用这一矛盾，把部队开到丁场，并通过他的影响，为我们组建了独立第二营（不久和三营合并）、独立第三营、独立第四营。
第三，对于伪军和土匪则采取不放弃任何可以工作的机会。如台儿庄日伪的自卫队队长马东曙是个回民，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炮兵连长，被炮火震聋了耳朵退伍回乡。他是当地回民群众领袖之一，为防匪患，台镇人民组织了防匪自卫队，马东曙是其中一个队长。 日寇占领台儿庄后，就利用原来的自卫队为他们服务，委派马东曙为一个队的队长。但他亲眼看见日寇侵略军奸淫烧杀，到处抢掠的所作所为，事实教育了他，激起了他的民族义愤，就派人同我们联系。经过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马东曙把他这支自卫队共76人全副武装从台儿庄拉出来，编入了支队第一营，单独编成一个回民连。为尊重他们的宗教习惯，特地为他们请了阿訇。这些同志在以后的战斗中，大部分表现很好。马东曙被任命为支队的参议，一直表现很好，直到全国解放。因他年迈耳聋，由组织上安排他返乡安家，后病故于乡。
邳睢铜地区，以至苏北地区土匪之多，是少见的。解决这些土匪是稳定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土匪情况又相当复杂，我们采取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于那些杀富济贫、尚有民族气节的土匪，则尽量通过工作，把他们改编过来。对于那些投靠敌伪，残害群众，民愤甚大的土匪，则坚决消灭他。如对邳县泇口一带的房修申、姜东海、于井跃、陈宗义等几股土匪，都先后聚而歼之，将匪首就地正法，为民除害。但对那些愿意改邪归正的土匪，则将其收编为我军，或补充部队，或遣散返乡。如对解庆宽部、彭云佩部就是这样做的。但彭部接受我改编后不久，又企图杀害我派进去的干部而反叛，被我发现后，采取镇压措施，把组织反叛的大小头目共十余人，处以死刑。而多数土匪都逐步得到改造。(https://www.daowen.com)
第四，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揭露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在军事上坚决打击他们的挑衅和进攻。
江苏省反共头子韩德勤，坚决执行蒋介石的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在江苏各地频繁制造摩擦。对于我陇海南进支队的建立及其迅猛发展，十分惊恐和仇视。他命令各县及其部队，不断向我挑起争端，破坏团结抗战的局面。他们不准人民群众和开明士绅为我送粮款和募集军需物资，干扰我地方工作人员的活动，甚至暗杀我军队和地方工作干部冷启英、张芳久、汤曙红等，限制我军活动，乃至公然向我军进攻，企图将我军赶出苏北或消灭掉。鉴于这种形势，我们遵照毛主席、党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以及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指示，我陇海南进支队同住苏北的国民党顽固派作了坚决的斗争。
第一次反顽斗争是和邳县县长王化云的斗争。王化云和书记长刘银铸，按照其主子蒋介石的指示，在区、乡长会议上，公开散布陇海游击支队“游而不击”“骚扰地方”等谎言。命令地方不准给我部队送粮、筹款、募集军需物资，更不准老百姓参加我们部队，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广大群众亲眼看见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国民党的谣言，与事实不符。但是，统治权力在他们手中，因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给我们制造了一定的困难。我南进支队一方面继续用打击日伪军的战斗行动来揭穿顽固派的污蔑和诽谤；另一方面，我们散发传单，张贴布告，揭发国民党的造谣中伤，使人民群众明了真相。第三是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1939年5月的一天，在铁佛寺区区长冯文彬先生调解撮合下，我同张震寰同志在区公所办公室和邳县县长王化云、书记长刘银铸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我们严厉斥责了他们的诽谤，用大量的事实揭穿了他们的谎言，指出了他们这样做的错误及危害。在我方义正词严的批评下，他们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我们重申坚持国共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迫使他们完全同意我方提出的条件：保证供应我军粮食和在民间征集武器弹药、筹募抗日经费；保障地方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查明惩办暗杀我方工作人员的凶手；保障我军抗日行动的自由，破坏我军行动，就是破坏抗战。这次谈判斗争，我们取得了完全胜利。但谈判的协议，并不等于行动。顽固派的惯技，就是利用谈判和军事进攻这样反革命两手对付我们。王化云、刘银铸就是这样。谈判不久，大约在七八月间，王化云勾结郯城县县长阎丽天，向我展开了进攻。正当我们在东面马头一带痛击阎丽天进攻时，王化云则纠集其常备队、惯匪刘学生等三四百人，向我中心地区的依宿镇进攻，并占领了该镇。我们为了保卫根据地，首先打击消灭主要对头王化云的力量，则抛开了阎丽天，以急行军的速度将主力于当天下午转移到依宿镇，当即展开进攻。经过数小时激烈战斗，顽军终于不支突围，我军乘胜追击，战斗至晚结束。计俘顽军连长以下百余人，毙伤数十人，涉水淹死、冲走约百余人，只少数会水者随匪首逃回顽军县府和常备队驻地。我军伤亡近20人，其中连长二人负伤，依宿镇为我收复。但王化云并不甘心失败，三日后又纠集顽匪陈宗义、张法德约六七百人，从岔河方向向我依宿镇进行反扑。我军预先有准备，占领伊宿山，居高临下，以逸待劳。顽匪分路连续进攻，均被击退，战至黄昏时，我全面反击，顽匪仓惶溃逃。此次战斗共击伤顽军二百七八十人，匪首陈宗义被我击毙。我亦伤亡十余人。我们在这次反顽斗争中，深深体会到，没有政权，革命根据地是难以建立和巩固的。当我们在反击顽固派极为有利的形势下，我们原计划将邳县县长王化云、郯城县县长阎丽天解决后，在这两个县委派我们自己的县长，建立起我们的县政权。因我力量不足，我们向山东分局、八路军一纵队、山东纵队报告，要求派部队协助我们将王化云和阎丽天打掉。大约是7月底，上级派来了孙继仙、潘寿财同志领导的津浦支队。我们共同商订出了打掉王化云、阎丽天的作战行动计划。不巧，当时正值雨季，作战行动很不方便。同时，津浦支队感到兵员不足，战斗难以持久。后来，津浦支队又有新任务。因而，我支队打掉王化云、阎丽天，委派自己县长的计划未能实现，这确是一件很大的憾事。
大约一二个月后，我陇海游击支队改为陇海南进支队，任务是向苏北、皖东北进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于1939年10月间，在江华司令员领导下，南下邳、睢、铜，进军皖东北。至此，我们就离开了邳、郑、临地区。
1940年初，我军奉命东渡运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部队进至宿迁邵店一带，支队部驻西鲍圩子，三团驻东鲍圩子。这时韩德勤的干将王光夏集中两个主力团，宿迁县国民党县长兼常备旅长鲁桐轩亲率一个团，分别向我驻地东西鲍圩子展开了猛烈进攻。我被迫奋起进行坚决自卫还击。在我一团、三团、第八大队和支队教导队奋力反击下，阻敌于运河南岸。这时我们抽调部分主力，连夜奔袭宿迁顽军的后方五华顶，全歼顽军一个大队，俘敌大队长一名，顽军300多名，缴获枪支、弹药、被服、医药一批。后来韩德勤增派八十九军一个师向我进攻，由于力量悬殊，为保存力量，我支队适时转移到邳北铁佛寺一带休整，致使顽军的进攻扑空。
1940年4月，我支队奉八路军第一纵队、苏皖纵队的紧急电令，要我们和胡田大队一道急速南下皖东北，与新四军彭雪枫、张爱萍部一起，坚决迎击消灭进攻皖东北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保卫发展皖东北根据地。国民党为了隔断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韩德勤纠集其主力八十九军和王光夏、鲁桐轩的常备旅以及各县的常备队共约一万余人，向我皖东北地区大举进攻。当时少奇同志仍在皖东北，立即召开了各部队营以上干部大会，由少奇同志亲自作了反顽斗争的动员报告，并且指挥了这次反顽斗争。我支队负责抗击金锁镇、孟集方面顽军的进攻。经过两天的激战，我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攻占了金锁镇、孟集一带，敌退守运河东岸。我支队的一、三团共毙伤俘顽军三四百人。我军伤亡共50余人，其中我三团团长杨志雅同志、连长韩锡三同志负伤。这次反顽斗争，我支队配合友军共同努力，取得了全部胜利，使皖东北根据地初步得到了巩固。
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从开始组建到编入黄克诚同志领导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共一年又9个月的时间。在这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部队从几十人迅速发展到七八千人并具有一定军政素质、装备良好的战斗部队。活动地区，北起山东的临沂、郯城，南到洪泽湖畔；西起徐州、铜山，东至灌云、东海。在这广大区域内，部队活跃在陇海路南北、运河东西两岸，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为我军主力后来开辟这一地区创造了一定条件，取得不少成绩和胜利。但这些成绩和胜利的取得，一是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深入人心，有很高的威望；二是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苏皖纵队的直接领导；三是这一地区，特别是邳睢铜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和共同奋战的结果；四是随着部队的组建，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及时地建立与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使大批刚刚穿上军装的农民，甚至刚刚反正的伪军，很快提高了政治觉悟，成为自觉的勇敢的抗日战士。所以，离开党的领导，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援，离开部队内部党组织的建设和革命的政治工作，必将一无所成，甚至遭到失败。这就是陇海南进支队发展的历史，也是最基本的经验总结。一切荣誉属于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属于苏北、皖东北的广大人民群众，属于陇海南进支队全体指战员，特别是属于那些为人们永远怀念的、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贡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
1982年9月1日
（本文原载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徐州党史资料》第六辑， 1984年6月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