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有高潮，也有低潮；既有胜利的欢乐，也有牺牲和失败的痛苦。
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两周年。我们在汤沟小学隆重地举行了祝捷和追悼在五里槐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汤曙廷的大会。烈士的未婚妻披麻带孝，泣不成声：“我支持未婚夫抗日，他为抗日而死，是光荣的。”曙红讲话时，也失声痛哭，到会的人齐声高呼：“为烈士报仇！”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仅隔10天，一场更大的悲剧发生了。
7月18日清晨，我碰到汤沟镇上拉黄包车的老王，他见到我，像孩子似的呜呜哭起来。我心里一惊，忙问出了什么事。他捶胸顿足，悲伤得说不出话来，好大一会儿才告诉我：“汤……汤团长被打死了。”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道：“谁呀？”“是汤团长，汤团长昨晚上被常备队打死了。”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老王还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到，跌跌撞撞向家走，20里路也不知怎么走到的，到了村口，头脑清醒一些。我怕情况有变，没有直接进村，钻进一片高粱地，听听没有什么动静，才进了庄子。
那时，东灌沐边区就设在我家，小姑和妇救会其他同志都在。以往，我们见了面，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十分亲热，今天谁也没有讲话，个个眼睛通红。这时，情况已经十分紧张，汤沟镇被常备队占领，我们的机关全部被捣毁，设在汤沟镇小学的青训班演员和老师全部被抓。国民党政府下了通缉令，常备队正准备到镇外抓人。我们迅速商量一下，决定立即转移到范场去。
从村里出来，悲愤的心情袭击着我，曙红的影子不时地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出来：白晰而英俊的面孔，充满智慧和热情的眼睛，潇洒的风度，热烈的谈吐。他只活了24岁，部队需要他，人民热爱他，他刚刚带领我们投向抗日的洪流中，自己却这么早地和我们永别了。我心里一阵阵疼痛。曙红究竟怎么死的？从同志们嘴里，我知道事情的大概经过。
自从公开打出八路军三团的旗帜，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五里槐战斗的胜利，三团的名字更是响彻了整个东灌沐边区。对此，国民党顽固派眼睛都气红了，咬牙切齿要砍掉这杆红旗，他们首先在曙红身上打主意，开始企图用金钱收买，遭到严词拒绝。曙红说，革命一不为财，二不为官。收买不成，他们便设下圈套，向曙红下了毒手，趁部队去盐河以东的机会，先是在连五庄制造了“收钱粮”事件。连五庄和汤巧镇一河之隔，他们在那里凶神恶煞般地催钱逼粮，毒打军属，党组织便领导人民起来抗捐抗粮，双方发生冲突。县常备大队以连五庄群众“不缴公粮”、“蓄谋暴动”为由，当天晚上便集中起来，开进汤沟镇，并且指名要曙红回来谈判解决问题。当时正值统一战线时期，出头露面的是县常备大队长王叙五，中队长周法乾又和他沾点亲，曙红并没有觉察出其中的杀机，便带了几个人，匆匆回到了家，拴好马，王叙五、周法乾又接二连三地差人请他到镇公所去，曙红交代几个警卫员在他家吃饭回去休息，便只身一人来到镇公所。周法乾两眼通红，像喝醉酒般地带着一班人来了。
“团长，听说你有支勃朗宁手枪，给我看看。”枪拿到手里，又说：“送给我吧。”没等曙红同意，就将枪放到口袋里，然后把手一挥：“大队长请你去。”曙红严肃地说：“不是说谈判吗？就在这里好了。”
周法乾冷笑两声，来人便将曙红架了出去。才走到镇公所门口，周法乾退后一步，驳壳枪一扬，一梭子弹全部打进了曙红的后脑。
听了同志们的叙述，眼前仿佛出现了令人悲愤的情景：汤大猴子、周法乾、王叙五、夏铸禹以及他们后面的国民党顽固派，一个个张着血盆大口，露出利齿，一面吮吸着烈士们的鲜血，一面狞笑着。这帮人面兽心的家伙，太卑鄙无耻了。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 自己不抗日，却对实心抗日的人下毒手，就是将他们千刀万剐也不解恨。我对小姑说：“我们书生气太足了，假如像敌人对付我们那样去对付他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悲剧。”她沉重地点了点头。
在范场住了几天，我又偷偷回到家，听到了更多的消息。就在曙红牺牲的第二天晚上，部队拉到了汤沟镇附近。战士们流着泪，纷纷请求打下汤沟，为团长报仇。而团部拫据多方面的情报分析，国民党早有准备，常备队剑拔弩张，王光夏的三十二师有两个团进驻高沟，加之部队武器弹药不足，为了保存这支抗日武装力量，连夜就拉走了。也是在这一天，汤沟镇周围十几里的地方，家家户户锅不动，瓢不响，人们没有心思吃饭，也没有心思干活，沉浸在极大的悲哀之中。
我们庄上一个外号叫“活辞源”（原名汤锐）的老先生投河自杀了。平时，他整天闭门读书，一肚子学问，听说曙红被害，气愤得仰天长叹：“曙红这样好的人都容不得，现在的世道太黑暗了！”说完就纵身跳河，当时河水很浅，他硬是把头闷在水里淹死了。还有人告诉我，曙红的坟上天天晚上有火光，可是却看不见人。群众说曙红死得冤，显灵了，吓得常备队夜晚不敢出门。我知道，这是群众偷偷地在给曙红烧纸钱。听到这些，我的眼泪不禁又流了下来。曙红啊，你安息吧。那些想通过杀害你破坏抗日，瓦解我们团的人，不过是痴心妄想。革命的人是杀不绝的，这杆红旗绝不会倒。
回到范场，我们几个女同志只剩下了我、小姑和冯树芬，离开了部队，离开了组织，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向何处去。幸好汤化愚捎信来了，让我们到东圩去找李五。路上十分荒凉，田里没有人干活，我们3个穿着长袍大褂，挟着小包袱只顾默默地走，经过南岗，突然冲出几个凶神恶煞般的人来，拦住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吃了一惊，照汤化愚说的回答：“找李五的。”谁知一提李五，这些人脸上便像刮风一样，立即换了笑容，客客气气地放我们走了。我们心里疑惑：李五究竟是什么人，名气为什么这样大？
到了东圩，见到李五。他是个矮胖老头，说了两句客气话，对我们表示欢迎。第二天早上，便让我们去教歌，他手下有很多人，也不知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心想，管你是什么队伍，反正我们宣传抗日。每次早上集合时，我们便教他们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这些人穿着杂七杂八的衣服， 自我介绍说：“也是穷人”吃过早饭，我们有时拿了随身带的书，到松树林里去读。一天，我们听到有枪声，透过树林一看，是跟我们学歌的那些人在拦路抢劫。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都是土匪！李五也是青帮头子，但和汤大猴子有矛盾，我们找他主要是利用这个矛盾保存革命力量。(https://www.daowen.com)
在东圩住了些天，汤化愚又捎信让我们到厉荡去。后来，孙梅丽、孙桂仙也来了，我们组织个学习小组，在一起学习马列主义，同时继续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不久，汤化愚又让小姑和冯树芬到梁墩教书，要我和孙梅丽到板沟教书。他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们去找姓朱的士绅，还说那里有一个联络站，要我们去参加联络站的工作。谁知到了板沟，接头的人态度非常冷漠，嫌我年纪小，不要我们教书。
我们窝了一肚子气，到孙梅丽家去。过河时候，渡口有一只船，却没有摆渡的人。我对孙梅丽说：“他不撑，我们自己撑。”于是，我们俩一人一篙地撑了起来。谁知到了河中间篙子打不着底，船便开始顺流而下。这下我们可慌了，急得叫了起来。就在这时来了个老头，他跺着脚喊：“谁叫你们弄船的，船快淌到鬼子据点去了。还不赶快把绳子扔过来。”我们这才慌忙将绳子扔到岸上，老头又发了一阵火，才上船送我们过河。看来，他是个撑船行家。只见他撑起一篙，身子猛地往后一蹲，“哗！”船就像箭一般飞了起来。快靠岸了，他又拿起篙子贴船帮猛地一别，小船顿时便横过身来，最后又朝前插了篙，小般便稳稳地靠在岸边。一整套动作干净麻利。我不仅脱口而出：“老爹真行！”老头听了，看看我们，仰天大笑：“你想学这一手吗？先得准备喝一肚子水，我也是从喝河水开始的！”听了老头的话，我心里一亮，学撑船尚且要喝水，担风险，现在我们参加的是抗日，是革命，怎能没有困难，没有挫折呢？没有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又要这么多人来参加抗日，参加革命干什么呢？为了革命的胜利，我准备经受更大的考验。
离开老人，我们来到了大渔港孙梅丽的家。在这里，我们恰巧碰到冯益民，他也是三团的，后来分配到地方工作。他告诉我们，涟水成立了一个八团，也是南进支队的，欢迎我们的同志去。我和孙梅丽一合计，反正是抗日，就投八团去。大渔港还有叔伯兄弟两个，叫冯树纪和冯树桐，也决定和我们一起去。
冯益民送我们上了路。看着路旁的小沟小河，我想，一个人好比一滴水，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汇集起来，才能形成大江大河，掀起滚滚的革命洪流。我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对孙梅丽说：“你这个名字太难听了，干脆叫孙洪流好不好？”她早就想改名字，便一口答应。在八团的那些日子，她一直叫孙洪流。
我们4个人都被分配在政治处宣传队。宣传队20多人，队长是个女的，叫张鸿杰。一天，她悄悄把我拉到一边：“你愿不愿意入党？”我本想告诉她我已经是一个党员了，但又想到入党时规定要保守秘密，不准发生横的关系。话到喉咙口就变了：“我不在这里入党，以后到三团去入党。”她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在八团大约住了8个月，冯益民又来了，告诉我们：“组织上要我接你们回去，三团的人回来了。”在灌云的上马台，我们听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知道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八路军又打了几个胜仗。此时杨纯同志任地委书记，并且指定我任沐阳县委宣传部长，冯树芬任妇女部长，汤若愚任灌云县委组织部长。
在沐阳县委工作了一个多月，杨纯同志来了信，说部队已经打到五华顶，要我和冯树芬回部队，去时尽可能发动更多的青年学生参军。接信后，我立即回到汤沟，动员了20多个人到部队去，其中有刘振美、汤增兰、程桂珍、许永奋等。我们见到了地委书记兼团政委杨纯同志，她热情地和我们握手，告诉我们先到教导队去学习。
在教导队，我是女生队队长。从其他同志嘴里，我知道了三团从汤沟镇附近出发后，就向宿迁五华顶转移。沿途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和反动地主武装的多次袭击，曾经参加指挥五里槐战斗的江参谋，原来也是五十七军的，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领导上将他掩蔽在骆马湖畔一个农民家的柴堆里，由于走漏风声，被反动地主武装抓去了。牺牲时，他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英勇就义。
在鲍圩，我还见到陈飞同志。他正在生病，睡在一间茅屋里，烧得厉害，瘦得只剩下骨头，只能和我点了点头，已经没力气讲话了。看他病成这个样子，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第二天，部队又整整打了一天仗。第三天，转移到陇海路北的大王庄。这时有人告诉我，陈飞同志死了，我的心不由得再次绞痛起来。陈飞同志死时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留下一个公文包，嘱咐交给党组织。我想，他留下的何止是一个公文包，他留下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质。
教导队的学习还没有结束，领导上决定抽出9男9女，去山东抗大一分校学习，女同志中有我和冯树芬、朱贞达、刘振美、汤增兰、孙芳如等。临行那天，韦国清政委亲自给我们讲了话。他说，这次组织上把你们挑选出来，到抗大去学习，是对你们的培养，党对你们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你们上的大学，和过去的大学不一样，它有行军、作战等课程，更重要的是目标不同，它的目标是为了抗日、革命，希望你们把这个大学读好。韦政委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起过去梦想着读书求出路，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那是条死路。现在党却把我送进了一所崭新的大学，革命的大学。我深切地感到，一个青年，只有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才能获得新生。
从抗大毕业以后，我便一直在部队这个革命大家庭里生活，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南征北战，打日本，斗老蒋，解放全中国，像一朵小小的浪花，跟着革命洪流呼啸向前！
（摘自《华中烽火》，四川省新四军史料征集研究会编，天地出版社，199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