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县青年救国团的成立

位于苏鲁豫皖四省边界接壤处的徐州，是津浦、陇海铁路的交通枢纽，向来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分别从上海、北平北上南下，于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为连贯南北战场，遂从南北两端向徐州夹击，以便控制津浦和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实现占领中原的战略计划。国家面临民族危亡，人民普遍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这年10月，李宗仁受命担任驻徐州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了把徐州地区高涨的爱国情绪利用起来，迫于战争急需，成立了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经他批准的各县抗日救国武装团体纷纷建立。

邳县在大革命时期就是红色革命的热土，1926年中共在邳城建立了第一个邳县支部，从这里走出过李超时（红十四军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邳县才庄村人）、宋绮云（小说《红岩》中“小萝 卜头”之父原型，邳县杲堂村人）、娄梦侠（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苏区江西省委保卫局长，邳县薛集乡娄楼村人）等著名共产党人。1929年底，中共江苏省委在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发动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组建了红十四军。1930年7月，省委责成徐海蚌特委策动邳县县委举行了“旧州暴动”（旧州即旧邳州，指现古邳镇），但由于敌强我弱，暴动很快失败，十几人英勇牺牲，队伍被打散。

栗培元、武广春是大革命时期邳州的共产党员，后来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与组织失掉联系。基于民族危亡的危急形势，出狱的栗培元决心去延安寻找党，他在宋绮云侄子宋承尧陪同下路经西安见到了同乡、在杨虎城手下做党的统战工作的宋绮云，经宋介绍栗培元返回徐州与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接上了组织关系。郭指示栗回邳县，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不久，第五战区青年救国总团在中共特委领导下成立，经特委介绍，栗培元到徐州办理了从事公开抗日活动的邳县青年救国团的立法、登记手续，邳县青年救国团于1938年2月在邳城成立，栗培元被推选为主任委员，武广春为组织委员，吴云培为宣传委员。

1938年3月中旬，在李宗仁指挥下，40万国民党军队以徐州为中心、在苏北、鲁南、皖北和豫东广大地域与七八万日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会战。台儿庄是会战的中心战场，战争后期主要战场集中至邳县北部，国民党滇军六十军与日军矶谷师团和坂垣师团的禹王山争夺战，就发生在邳北的邢楼、戴庄一带。据当地老百姓回忆，他们逃难回来，看到的是家家都有云南兵的遗体，说明这场战役的惨烈。徐州会战，国民党军队先以惨重的代价重创日军，取得台儿庄大捷。日本侵华首脑机构恼羞成怒，调集华北地区日军13个精锐师团约30万人，配备数百架飞机和各种重武器，兵分六路，采取以少数兵力钳制国民党正面部队，主力向西迂回的策略，形成对徐州四面包围的态势，致山东、江苏、安徽大部地区陷入敌手。为避免在不利形势下决战，国民党军队遂向皖豫边界山区突围撤退。撤退的国民党各军唯恐被日军截在包围圈内，争先恐后夺路狂奔；国民党各级政府官员也卷旗而逃；部队与机关人员、学生、逃难的老百姓等挤在一起，互相冲撞，形成了一股汹涌的逃难人流。徐州于5月19日失陷。(https://www.daowen.com)

我的老家邳州四户镇处在邳北的战场，战争使家乡人民惨遭蹂躏。出于对战争的恐惧，邳北的老百姓担着担子、推着小车、拉着牲口像洪水一样也加入逃难潮。当地人把这种逃难称作“逃反”，我的父亲钟沛和两个叔兄为躲避战火，照顾着母亲和二三十个家属，背扛、肩挑、独轮车推，带着能带的家财和粮食混杂在逃反的人群中。

战争期间邳县国民党政府陷入瘫痪，政令无法推行，对支援作战束手无策。而此时的邳县青救团员已发展到千余人，根据战地需要，邳县青救团员组织了500副担架，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和密集的枪炮弹上阵地抢救伤员，给作战部队运送粮食、弹药和伤员；还组成“民众驻军联合办事处”接待过往部队，解决他们的食宿和提供向导。特别是栗培元、武广春等组织了一支由独轮车、驴骡牲口组成的运粮队，车推驴驮担挑，将那些农村富裕大户逃跑时丢下的粮食抢运出来，分发给难民。经过十余昼夜的抢运，争取到了十余万斤粮食，而自己在抢运粮食过程中，常常要遭到日机轰炸扫射，有的被炸伤，有的献出了生命，这一行动赢得了民心。我父亲一家在逃反中就受到过他们的接济，若不是带着一大家人，他当时就想加入青救团。

经过一个多月颠沛流离的逃反生活， 日军主力越过邳县，他们才结束饥寒交困的流浪日子潜回四户。 日军仍分散驻扎在交通要地和战略点线上，四户村里还有一个日军医院， 日军见着老百姓就打枪，无法进村，他们只好白天观察日军的动静，晚上抢收些未成熟的麦子充饥度日。附近乡和四户部分捡到国民党溃退丢弃枪支的乡民，为了返回家园，组织起来偷袭驻村日军，并打死打伤少数日军和他们的战马，迫使日军医院难以孤立留守，不久便逃回徐州。家乡经日军糟蹋已是满目疮痍，到处是残垣断壁。家具已被当柴禾烧掉，吃的全被抢光，房内隔墙被打通，一片狼藉，钟沛和叔兄弟为谋生在镇上开设的一个自行车行，也遭溃退的国民党兵的洗劫一无所有。为了防备流窜土匪的抢劫偷袭，父亲和村里青年一道组织了几十人的护村自卫武装，手中武器都是在战乱中捡拾的枪支、子弹、手榴弹和大片刀。

栗培元和青救团骨干此时正考虑建立组织更加严密的抗日武装——青年救国团抗日义勇队。听说四户组织了护村武装，栗培元（四户镇栗家村人，曾在四户镇初级小学教书，当过我父亲的老师）便回到家乡来查看。见到我父亲，对他自发组织村民护村抗日的想法给予了鼓励，并诱导地说：“你们这样干力量太弱，土匪来了会抢你们的枪，容易吃亏，不如去找青年救国团，他们有组织，政府也承认，大家扭成一股劲儿干力量才大。”听了老师的话，父亲受到启发：“青救团是抗日的，这在逃难中就亲眼所见，何不就此参加他们的抗日武装，跟着共产党干。”于是他暗自与几个平时相处不错的同伴联络，于1938年5月下旬，结伴到距村只有十几里路的铁佛寺村加入了栗培元、武广春领导的邳县青年救国团。先后加入的还有我的大爷钟心浃、大伯钟心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