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忆我的父亲钟辉
钟迎炎
陇海南进支队是由邳睢铜地区人民抗日子弟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壮大起来的八路军部队（1941年皖南事变后编入新四军部队）。我的父亲钟辉时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直接参加陇海南进支队的组建，指挥了部队的战斗。从1938年底至1940年8月间，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在邳睢铜地区和淮海地区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下，队伍很快从20多人建成一支7000多人的能打善战的队伍。
那时候，我父亲钟辉才25岁，身高一米八，在南方人中算是高个子了，深邃的大眼睛双眼皮，身材挺直清廋，非常英俊。父亲的老家是江西省瑞金县黄柏乡新塘村，在兄弟中排行最小，老家人称他为满叔。因大伯是村里唯一的裁缝，在农村就算是收入不错的了，所以能供养父亲进城读书，在县城读到初中。
1928年父亲15岁时，毛主席已经在瑞金县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父亲参加了革命，在乡苏维埃当上了主席，参加了乡赤卫队，1931年17岁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父亲转入了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红军主力部队，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十师二十九团。由于在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中表现得忠诚勇敢，战后被选送红一军团保卫局，任中央军委野战司令部直属队副特派员。那时特派员不是红领章，而是红五星帽徽绿领章。第三次反“围剿”时，被派往红八军团第二十三师第六十七团任特派员；第四次反“围剿”时又派往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任巡视员，接着又任第十二团特派员。
当时，国民党军因为三次“围剿”失败，就大量派间谍、特务夹杂在人群里，混入红军。红三军团和红八军团都是后成立的，扩招的新人非常多，所以要加强肃反工作。当时红军中曾有戏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党代表谈话。我父亲说，你要抓他，你就得跟他一起行军打仗，谈话多了就发现问题，他的马脚就露出来了。当时的肃反工作还是挺有成效的，父亲说他抓住好几个要刺杀中央领导的特务。我父亲非常机灵，只要一听就能听出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中央保卫部司令杜礼卿（又名许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后长期任驻外国大使。）特别欣赏我父亲聪明能干。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父亲随红三军团和红八军团带领十二团留下来打后卫。当时红三军团和红八军团都是给红军主力和中央部队打后卫，红三军团先被打散后，又集结到红八军团继续打后卫。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红三军团和红八军团）几乎全打散了，集结人员只能尾随大部队后面边打边撤。激战中，我父亲胸部中弹，子弹从胸前中部打入，左肋打出，幸亏是上胸部。我猜想大概是父亲右手举枪冲锋在前，侧身瞄准敌人射击，敌人也向他射击子弹才打中父亲。
有一次和父亲洗澡时，我抚摸着父亲的伤问他，你被打中时，是向前倒下还是向后倒下的？他说冲锋的时候中弹当然是向前倒下。我问：你倒下前把打你的敌人打死了吗？父亲得意地说，我不打死他我能倒下吗！
我父亲身上有三处伤，另一处是在腿上，子弹打穿了小腿上部，是在长征的路上。那时，负伤是没有地方和时间养伤的，如果走不动了就只好留下，在没有人烟的地方，伤病饥饿交加，只有草丛可以躲避身影，其实就是只有等死。多亏时任中央保卫部长的杜礼卿亲自下令：抬也得抬着走！父亲由四个人抬着上了担架，随大部队走，才保住了他的生命。由于父亲年轻，生命力顽强，没多久就恢复了行动能力。但是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没有食物是经常的事，父亲的后卫部队走到草地前，能吃的已经被前面的战友们采光了，能找到前面人粪便里的豆子就不错了。长征中过草地是最惨烈的，一望无际的草甸子本来连吃的都没有，身穿单衣，随时还有不测的风雨降临身边，还不时有战友倒下。(https://www.daowen.com)
父亲和这些先辈烈们，他们心里想着什么？为了心目中美好的日子，为了他们的后代，他们要走下去。终于过了雪山，父亲参加了攻打腊子口战役，并攻占了遵义，在遵义总算有了休整时间，可以歇歇脚特别是可以用茅台酒汤洗洗疲惫的双脚。之后，又参加了攻打直罗镇战役，最后终于打到了延安城下。
1935年后，父亲历任陕西关中军分区独立第一团特派员政治委员，陕西地区关中红一团特派员团政治委员、陕北红一团政治委员。参加了安定保卫战，并组建了关中地区第一个骑兵连。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后，父亲被派往山西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任党代表，秘密保护过境首长安全。因为会灵活运用毛主席抗战理论，说服国民党方面人物参加抗战斗争，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九师任政治部上校主任。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九师师长是河北军阀高树勋，由于我父亲巧妙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抗日真理，和高树勋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高树勋允许父亲以共产党的方式训练他的队伍，使高树勋的队伍在对日作战时，比其他国民党军都积极英勇，尤其是纪律，要好很多。此事被反共的国民党高官报告给了蒋介石，说整编第九师都快成共产党的队伍了。我党从团结抗战大局出发，为了平息此事，只好把父亲调走。高树勋后投诚共产党与我父亲的开导有极大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树勋后来当过天津市副市长、河北省副省长。1963年父亲任驻苏联武官时，带回来的第一份贵重礼品就是送给高树勋的睡眠治疗机。高树勋老人有了睡眠治疗机后，可以安然入睡，高兴极了。
1938年初，当时徐海地区被日本攻陷后，一片混乱。只要有几条枪把、几个人，就可以当草头王了。父亲在邳睢铜抗日群众的支持下，在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了陇海南进支队，迅速发展成7000多人的队伍。组建南进支队是白手起家，凭空拉起一支队伍，谈何容易？首先是要钱要抢要子弹，其实更重要的是要人。1941年父亲回延安学习的时候，坚决拥护毛主席。听毛主席讲课时，有个别人听完了不服气地说，老毛说的回去后要好好研究研究。父亲笑着说，我看你研究不出更好的。
我母亲对我说，当初在延安红军老干部多了去了，都没看上，就看上你爸头脑清晰、体贴人，做事认真缜密，写个纸条写个信都要打草稿。父亲是拿着刚出版的《论持久战》，用毛主席的思想说通了当地老乡要抗日，年轻人要当共产党的兵，富户乡绅们肯出钱、出力、出人、出枪、出粮，支持共产党的队伍。多年后，父亲回访当时的士绅名人，他们还都念念不忘父亲当年的事迹。父亲在南进支队作战勇敢、身先士卒的事迹，让当年父亲的警卫员王敬之津津乐道。在攻打日本军的据点邳县城时，一时攻城不下，父亲一着急， 自己端枪就冲上去了，爬竹梯上墙头，打死面前的敌人后，振臂高呼“杀呀”！这时一个鬼子已经瞄准了他。警卫员王敬之紧随父亲冲上墙头一看，鬼子瞄准父亲正要开枪，再还击都来不及了，灵机一动，先用身体挡住父亲并使劲一靠把他推到一边，鬼子的枪响了，子弹没有打中父亲，也没有打中王敬之。父亲回手狠狠地给鬼子一枪，把他打死了。
跟父亲一起在南进支队战斗过的邓昆山叔叔，后来牺牲在驻外国使馆武官任上。他生前跟我说，你爸爸可厉害了，一手握驳壳枪一手抡大刀，杀鬼子那是不眨眼！“文化大革命”造反派为整我父亲，到邳睢铜地区外调，当地群众干部都一致大加赞扬他杀日本鬼子如何英勇。当时，大家把南进支队打鬼子据点邳县城的英勇事迹编成鼓词，到处传唱。
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的事迹渐渐淡漠了。作为后辈，我们应该为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做出应尽的努力，为他们未竟的理想贡献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