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团宣布成立后，东灌沐边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这批青年，像一块块矿石，在三团这个革命大熔炉中，经受着各种斗争生活的锻炼。
首先是艰苦生活的锻炼。当时没有供给关系，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又没有成立，吃、穿、用都成问题，生活非常艰苦。没有吃的，领导就将五十七军逃跑时扔下的一批霉面粉给了我们；没钱买菜，我们就端了盆到老乡家募；少数战士没有衣服、鞋袜，大家就各出己有，互通有无，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从来不分彼此。尤其是曙红，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他们。缺了钱，手指着自己的小包袱，让他们自己去拿。实在没有了，便让母亲变卖房产、土地。 自己穿的却是一双通了底的布鞋。“长官”和士兵一样艰苦，因此，大家都毫无怨言，同志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了。
那时，我们女同志都在政治处宣传队。有一次轮到我切面条，一不注意，便在手上切下一块肉来，鲜血直流。宣传队的男同志开起了玩笑：“今天面条肯定好吃，里面还有肉呢。”我又疼又气，坐在一边流下了眼泪。这时，政治处主任陈飞同志来了，他安慰我：“人是学而知之，总有第一次嘛。问问庄上的大婶大嫂，下次就会了，别哭了，小心眼泪掉到面条里，大家嫌咸！”一句话说得我不好意思，又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以后我注意向周围群众学习，不仅学会了做饭，还学会了缝补浆洗等活计和其他一些农活。对我这样一个过去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姐来说，这真是不小的进步哩！
生活固然艰苦，行军也不轻松。部队天天行军，男同志都十分疲劳，更不用说我们女同志了。曙红有一匹红马，可他从来不骑，不是背着东西，便是让给有病的同志，我们也咬着牙坚持，开始几十里，后来上百里。到了宿营地，便向老乡借一张晒席或者几抱麦穰草往地上一摊，几个人全挤在一起，颠倒着睡，把腿伸进对方旗袍里，借着同志们的体温，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一次回家，母亲掰了我的头发，密密麻麻全是風子和虮子，她骂道：“死丫头，脏死了。”我一头撞在妈妈怀里，笑着说：“这是救亡虫，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跑了，救亡虫就没有了。”
艰苦的生活锻炼了一批骨干。在一次党小组会上，老周布置我们：“部队有不少积极分子，你们要注意发展党员。”一天，我把小姑、孙芳如和冯树芬叫到一个草堆跟前，低声地说：“你们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小姑瞪大了眼晴：“怎么，参加了八路军还不是共产党？”于是，我又把自己知道的党的知识讲了一遍，最后还告诉她们：“参加了共产党要保守秘密，不怕杀头，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不是干一阵子，而是一辈子。”她们听得很认真，三个月以后，这几人便成为正式党员了。
斗争生活是多方面的，革命锻炼也是多种多样的。三团成立以后，汤大猴子的地主武装处处找我们麻烦，国民党顽固派也制造摩擦，寻机闹事。一天，孙芳如外出宣传，回来晚了，饭都凉了。我们一面招呼她吃，一面问她是怎么回事，她不吃饭，嘴里气哼哼地说：“自己属兔子的还骂人，我才不怕呢！”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原来她今天到的一个庄子，刚好驻着国民党常备队的一个连部。她宣传的时候，那些当兵的嘴里不三不四说：“蒋委员长几百万军队打不过日本人，几个黄毛 丫头胡扯什么抗日！”孙婉如一听气坏了，平时，她就很泼辣，讲起话嘴像把刀子，这次更一步不让：“你们蒋委员长是属免子的，见鬼子就溜，已经跑到峨眉山上去了。 自己不抗日，难道也不让别人抗日！”一句话说得那几个跳了起来，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听了她的话，我们都很气愤。当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国民党闹摩擦的一个征兆。
就在这不久，汤大猴子买通了五十七军的几个军官，挂起了块“五十七军留守处”的牌子，公开向我要枪，还鼓动一些乡绅在团部出出进进，要求我们把枪还给他们，免得伤了和气。这时我团部的态度是明朗的。他们要枪，说是为了抗日。我们拿枪也是为了打鬼子。不给，就要向群众说明情况，于是决定召开一次群众大会。
开会那天，国民党徐淮行署和常备队的一部分武装进驻汤沟，我们的人大部分都在镇外，气氛非常紧张。会议开始的时候，常备队在会场周围的屋顶和附近的巷口架起了机枪，全镇实行戒严。曙红仍和往常一样走到台前，他讲话激昂，声音宏亮，十分鼓舞人心，连守在机枪后面的常备队员，也傻乎乎地站着，听呆了。参加会的群众见曙红面不改色，如此镇静，很受感染，没有一个惊慌失措，也没有一个人离开会场。事后，有人问曙红：“你不怕他们向你开枪？”曙红哈哈大笑：“怕什么，死我一个人又有什么要紧，抗日还有四万万同胞！”
为了避免国民党顽固派故意找麻烦，这次会议以后，我们便出师西征，到五花顶去宣传抗日，开辟新区。一路上，我们纪律非常严明，穷苦百姓都拥护我们，亲切地称我们为“大褂子队”。可地主就不同，骂我们是“土八路”“吃光队”。还造谣说我们“六亲不认”。我们经过不少土圩子，都不肯开门，只有少数经过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才表示欢迎我们。
一天拂晓，我们到了马场。又是圩门紧闭，地主说我们是“土匪”，死也不开门。各连连长都把队伍拉到大树底下，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抗日救亡歌。圩子仍然不开门，里面还传出话来：“你们要喝水，我们用水桶吊给你们；要吃饭，我们用绳子系给你们。”我们一听，真气坏了。心想这个圩子里的地主脑袋肯定是榆木疙瘩做的，不然为什么这样死，又这祥硬？许多同志按捺不住了。团部的老严（原来是五十七军的）向曙红建议：“将小钢炮推上去，将圩门轰开！”曙红连忙摇头，表情很严肃地说：“我们这支队伍刚拉起来不久，群众及一些中小地主还不了解我们。他们吃土匪、国民党军队的苦太多了，受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影响太深了，我们应耐心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用实际行动教育他们。”团部的其他同领导也同意曙红的意见，最后决定：继续派人交涉。
歌一直唱到大天亮，地主才同意把圩门开个缝，放我们几个女兵进去，进了圩门，里面的人一下子都围了上来，许多人仍然拿了枪，端着刺刀。我们也不理会，立即分散开来进行宣传，个个讲得有道理。听着、听着，那些带枪拿刀的一个个都放下了。许多群众围着我们问长问短，有的要求参加部队，和我们一起抗日，还有的为圩外的大部队烧水做饭。一个老地主也终于松口同意，放我们的队伍进圩，嘴里还一个劲地说：“误会，误会，开头还真以为你们是土匪哩。”
这时又传来一个消息，汤大猴子乘我们后方空虚，偷袭乡公所，还打伤了我们的人。团部立即决定停止西进，折回汤沟。到了汤沟，我们知道了事情的大概经过。 自从我们夺了乡政权以后，汤大猴子一直不死心，先让手下一个吹号的以投诚为名，钻进我内部，搜集情报，见机破坏。后来见我们西征，后方空虚，又让这个吹号的做内应，准备捣毁乡公所。那天夜晚，汤大猴子的家丁偷偷摸过六塘河，吹号的悄悄地将乡公所大门打开，他们一拥而进，纷纷向上房的窗户里打抢，一个同志被打伤，幸好上房有个铁栅栏，留守的同志当即奋起还击，架在乡公所炮楼上的高射机枪也向他们开了火，这才把他们打退。他们过了河，还没死心，又集中在一座瓦房，被我们的高射机枪打塌一只角，才吓得四散逃窜。
回到汤沟，我和小姑也经受了一场新的考验。一天，祖父来了，骂我们是“野姑娘”，多少天不归家。曙红知道了，也劝我们回去看看，谁知到家一看，家里人都搬到汤圩去了，汤圩是汤大猴子的老巢，汤大猴子和我家房族很近，有100多个乡丁给他看家守院，都有人站岗。我们站在汤大猴子的大门口死也不肯进去。父亲不知哪来那么大的火，指着我们说：“你们别想跑，非将你腿打断不可！”汤大猴子跟三团作对，毒水又出到我们身上来了，要我们当逃兵，脱离自己的部队，绝对办不到！最后我们商量好了，如果实在关得紧，我们就一人一把刀和他们拼。
片刻，汤二猴子来了。他阴阳怪气地说：“姓汤的就出了你们这几棵高草，为什么非要跟八路跑，那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不睬他。他又缓了缓气：“明霞读书不是很聪明吗？你好好在书本上下点功夫，以后二大爷送你留学！”听了他的话，好像吃了只苍蝇，恶心得要命。我和他吵了起来：“我就不，国家亡了，我去留什么学！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我就要坚决参加！”吵了一阵，我到房里，想到我怎能脱离革命队伍，脱离朝夕相处的同志？又怎能和汤大猴子他们在一起呢？心里又气又急，难过极了，竟趴在床上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睡着了。(https://www.daowen.com)
等我睁开眼来，小姑不见了。我连忙爬起来跑到外面一看，看守我们的赵妈在打麻将。这时，我也顾不得寻小姑了，立即轻手轻脚地溜了出去。走到门口，站岗的问我到哪里去，我装出大大咧咧的样子，说：“出去玩。”在他们眼里，我还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所以也未敢拦我，我就这样溜了出来。出了汤圩我拼命地跑，过了六塘河跑到大陆湖，部队已经转移了。我没歇歇，又跑到小高庄，眼前一亮，部队找到了。我一看，小姑已经坐在那里，我真高兴啊。第二天家里又派人来，可是我们再也不回去了。
就在同一时候，我们女同志有好几家都到部队来要人、逮人。有一个同志，家里也是地主，硬逼她回去结婚，谁知结婚一个多月，丈夫就死了，又逼着她守寡。直到后来，才又跑了出来。
亲身的遭遇使我们对地主阶级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来，冯树芬家里又准备来抓她。我们在一起商量了半天，决不做老绵羊任人宰割。我们已经投身抗日，参加了革命，谁也别想让我们走回头路。他们硬要，我们就硬抢，最后决定埋伏在半路上，待人来时一拥而上，将树芬劫回来。可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她家并没有来人。
为了解决部分的供给问题，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肩负起抗日重任，团部领导决定从部队抽出一部分同志加强地方工作，扩大根据地，准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样，我们女同志就全部抽了出来，我和小姑被分配做妇女工作。5月，东灌沐边区妇救会宣告成立，我担任妇救会的组织部长，小姑是宣传部长。妇救会成立后，每人分工一个片，我去的地方是李恒庄一带。
李恒庄离汤沟20多里。这一带由于钱天素等同志的领导，早就组织了自卫队，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我住在老钱庄，担任区委委员，区委书记是汤化愚，他向我介绍了情况，又教我些工作方法。第一天，我跑了十几里路，到了一个庄子，群众见我是一个剪发的姑娘，觉得稀奇，一群孩子跟在我后面，一边拍手一边喊：“一刀毛，掉下桥，有人推，没人捞。”我又气又好笑，也顾不得理会他们。
根据汤化愚介绍的情况，我很快找到了要找的人，很快和这里的群众弄熟了。宣传抗日道理，发动妇女剪辫、翦发髻、放脚，参加抗日，她们听得都很认真。最后，我们还拜了“干姐妹”。
李恒庄一带的妇救会终于成立起来了。开会那天，姑娘、媳妇、大婶子到了好多，不少青年小伙子都好奇地围在会场外面看，我心里真比吃蜜还甜。
局面逐步打开。后来不单是做妇女工作，而且根据上级布置的中心任务一把抓。布置夏收，组织民动队，为部队做鞋送粮，调解家庭纠纷等等，什么都管。这段时间的实践使我进一步受到群众工作的锻炼，为今后工作和斗争打下了基础。
7月初，我从李恒庄回到汤沟。街上水泄不通，人们奔走相告：“大褂子队打了大胜仗，消灭了几十个鬼子，还打翻了两只汽划子。”“小鬼子这下可吃憋了，尝到了中国人的厉害！”“国民党正规军见鬼子就跑，常备队听到风就溜，大褂子队才是真正抗日队伍！”部队打了大胜仗，我顾不得人群拥挤，直奔汤沟小学跑。路上我见到了汤化陶，便一把拉住他，叫他讲讲当时的战斗情况。
原来， 自从日军在大伊山、新安镇等处安了据点，盐河便成了他们的一条主要交通线，汽划子和其它船只来往不断。我们事先掌握了情报，第二天上午将有200多名日军前往涟水增援，团部决定在五里槐打它个伏击。五里槐位于盐河和涵河的交叉河口，利攻易守，进退自如，部队在拂晓前进入了阵地。
河岸没有堤，战士们趴在岸上的柳丛里，后面是没顶的高粱。太阳渐渐升高了，晒得大地发烫，没有一点风，树上的蝉拼命叫唤，汗水一滴一滴往下淌。天近小晌， 日军的船来了。前面3只汽划子，总共拉着13只木船。每只木船上都密密匝匝地坐着两排日军，一个个敞着怀，叼着烟，说说笑笑，显出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战士们瞪大了眼睛，紧紧握着手中武器。敌人越来越近。只听一声命令：“打！”钢枪、土枪一齐张了嘴。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搞昏了，木船在河里像晕头蛾子直推磨，船上的日军你推我撞，挤成一团，有几只船一下子翻了个底朝天，几十个日军掉下了河。
片刻， 日军便镇静下来了。划子掉转船头，向我们伏击地开来，准备强行登陆，船上的机枪、掷弹筒打得战士们抬不起头。就在这时我方吹响冲锋号，日军愣了一下，这实际是我们规定的撤退信号。就在日军发愣的片刻，我们撤了下来，钻到高粱地里跑了。 日军气得嗷嗷怪叫，在我们后面打了阵机枪，便忙着去打捞死尸和枪支了。
化陶讲得有声有色，我听呆了，心里十分羡慕他们亲身参加了打鬼子的战斗。从汤沟小学出来，街上的老百姓还在慰劳我们的战士，有的送鸡蛋，有的端开水，争着拉战士到家去作客。人们到处传播这一胜利消息，杀鸡宰鹅，鸣鞭放炮，庆祝这一胜利。看着这景象，我心里热乎乎的，为三团的成长而高兴，为能生长在这祥的战斗集体中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