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斗争中成长——回忆陇海南进支队三团宣传队的战斗生活
魏 锦
1939年，春耕大忙季节，柴米河岸的农村，家家却无心耕种。
日本飞机每天都像魔鬼似的从顶上掠过，怪声震耳。炸弹时时在远处轰鸣，汤沟镇、李恒街、汤涧街一带的老百姓，遭受过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掳掠之苦，人心惶惶。最近，天天听到传讲，说日军又要来了！外地传来消息说，占据淮阴、沐阳、大伊山等地的日军，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他们在人家的锅里、面缸里拉屎，甚至轮奸了中国的妇女后，还剖腹取婴。老百姓握紧拳头，怒骂蒋军不抵抗，有血气的青年们，个个拍着胸脯，要求上前线，打日本。可是国民党军队，逃跑的逃跑，解散的解散，谁去支持他们这种爱国热情呢？就在这时候，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以汤曙红同志为团长，就地组织起来了。三团政治处抗日宣传队，也同时组织起来了。
这支队伍，是政治工作队，也是军队。为了说明当时的军容，让我描写一个场面：
7月1日，政治处宣传队40多个同志，在李恒附近陈庄的一家打麦场上，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的大会。开会前，人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队伍中的服装各色各样：几个从城镇来的青年，穿着学生装，从农村入伍的青年，穿着长袍大褂或对襟布纽便衣；女同志，多数穿着蓝的、黑的、花的便褂，武永加的爱人陈英同志，孙炳球的爱人王兰英同志，从城市来的，还穿着旗袍。这批人大多十七八岁，年纪最大的吴振亚、汤化涛、汤若愚等，也只20出点头，最小的王广芳，才14岁。有几个人上过一两年初中或“简师”，其余的都是小学文化程度。由于是一支新军队，操练时队列站不齐，稍息、立正还做不好。这批人，虽然兵不像兵，老百姓不像老百姓，但人人都怀着单纯而又坚强的信心：我们能打败日本鬼子，能干革命！
庆祝会开始了。政治处主任陈飞同志站着讲话。同志们围成半圆形，站在他面前听讲。会场上，没有桌子，没有茶壶、茶杯。本来，会前准备买点彩色纸写成标语，贴在旁边墙上的。由于没钱买纸、买墨，也就算了。陈飞同志讲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意义和我们当前抗日的任务后，正在宣布讨论小组组长名单时，突然，人群中一阵惊叫，一个同志突然倒地。大家一看，是顾逸平，她昏倒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大伙惊愕地看着陈飞。陈飞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这个部队里没有医生，没有药，也没有钱。好在顾逸平同志又渐渐苏醒过来，消了一场惊慌。
讨论会结束。一组一组围在一起，喝玉米稀饭，啃玉米面饼，就着酱豆子，吃得很香。一天活动结束，睡觉时大伙都没有行李。男同志们向农民借了几张席子，几个一处，和衣睡在树下、场边，拾块木棒或砖头之类的东西当枕头。女同志们都挤到老乡家姑娘们的床上去。天亮了，睡在外面的男同志，一个个坐起来，伸伸腰，打个呵欠，有的到汪边捧水洗脸，有的到老乡家院子里，围在一起，伸手向一个小煨罐里掏水抹脸，拉起衣襟擦几下，就算洗漱完毕，个别人有牙刷之类的用具，但没有牙粉，也就免了。饭后出去宣传，回来时风尘仆仆，女同志用手指当木梳，挠了几下头发，男同志抹抹脸上的尘土，又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了。(https://www.daowen.com)
这支朝气蓬勃的队伍，为什么面对如此艰苦而又对这般艰苦毫不在乎呢？因为这是一批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下， 自动组织起来的队伍，三团刚成立时，除去人和自筹的枪支外，别的什么都没有。最低标准的生活用品，有的是国民党军队逃跑时丢下来的，有的是参军时自己带来的。有的同志，家里不让出来冒风险，违背家庭意愿参加队伍，除去随身衣服，别无他物。但是，这支队伍中，人人都怀着一种共同信念：参加三团，是为了打日本，为了劳苦人民翻身解放，这就是干革命！革命者，就应当敢于为正义献出生命。连生命都准备献出来，还怕什么艰苦呢！
三团政治处和宣传队，并不是两个编制不同的机构。政治处设主任和秘书处，由吴振亚等几个同志在秘书处做联络、文印工作，其他同志全部编入宣传队。宣传队按活动地区分组：在张圩、陈圩一带活动的为一组，有汤良愚、孙桂仙、陈英等同志。在汤沟镇一带活动的为另一组，有汤若愚、汤明霞、汤化宾、汤化涛等同志。在灌云东乡活动的是又一组，有冯树济、冯树桐、孙桂礼等同志。还有一组在汤涧一带农村活动，有孙庭武、朱达贞、吴素诚、孙梅丽、陈如淑、王广芳、孙洪溪和我，组长是孙庭武。我们这一组活动的地方，当时是沐阳县五区和八区交界处，活动中心在汤涧街，西到秦庄、孙圩、严圩，东到任大庄，北到范场、张坎庄，南到刘圩。
每次抗日宣传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呢？让我再描写一个场面来说明：宣传组来到汤涧西的一个村上，敲一阵锣鼓。村中老老少少都跑出来，把我们围在当中（每次召集群众，都用这个法子）。宣传组的几个人，先排成队，唱几支歌子。歌子的内容是：《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救亡歌曲。一些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老乡们，祖祖辈辈“脚蹲锅门瓢盖脸”，看见青年们排队唱歌，当作新奇事；唱的又都是打日本的内容，合他们的心意，大伙一个劲要求再唱。于是，宣传组的演讲开始了。一个男青年站出来，拿着讲稿，一口气往下读，眼睛盯着纸，似乎不知道周围有人在听。讲稿上写的，有几处是讲日本日军进中国的罪恶和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抗日的主张，以及我们参加八路军，同日军、汉奸、顽固派作斗争等道理；有几处是摘抄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原文。整个讲稿，像学生的“作文”，老百姓听了，有的说“懂点儿”，有的说“不大懂”。好在大伙迫切想知道鬼子能不能打退，虽然不大懂，还是耐着性子听。接着，宣传队又换个女同志读稿子，这伙热心的青年们，只顾读，至于讲稿中的话合不合群众口味，如何打动人心，却不知道考虑了。因为当时，连领导人都不知道如何做宣传工作，别的地方又没有经验交流来，大家头脑里只有“火”，想不到什么叫“宣传效果”。
这就是初期宣传的情况。
实践出真知。每次演讲之后，都有些老百姓听不懂，要求再解释解释。有的提出抗日救亡中的问题，宣传队的同志回答不出来。于是，政治处发现后，要求宣传要联系实际，通俗、生动，讲求实效。而要做到这祥，首要的是学习，真正把道理弄懂。本来，政治处和宣传队刚成立时，领导同志就开始抓学习。因为有的领导同志， 自己也感到道理未全弄懂。虽然坚信日本鬼子可以打败，但是为什么可以打败，如何打败，却讲不清楚；相信共产党可以领导劳动人民翻身解放，但是无产阶级为什么必然胜利，也讲不出道理来。原理说不清，就无法讲得深刻、通俗、生动了。于是，我们一边宣传，一边加紧学习。可是，学习材料很不容易得到。既没有党的报刊，也没有马列主义书籍，唯一的只有两本小册子——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这两本小册子，是上边派来的领导干部带给我们政治处的，它是以上海一家报纸登载的全文为底本的油印本。我们决定，再根据油印本刻腊纸油印。可是，刻印也有困难，找到一块粗纹没有木框的旧钢板，一支比现在的圆珠笔头还粗的旧铁笔，而且没有人刻过钢板。于是，推选两三个同志去轮流试刻，练习。刻几个字，用棉花醮着油墨印印看，直到刻得手熟了，才真正刻书。印刷没有油印机，就把蜡纸贴在桌面上，一个人用刷子醮着油墨轻轻刷，刷一张，慢慢揭起来，再由另外的人填进一张白纸，继续刷。由于技术和纸张质量都很差，印几十张就不能再印了。千辛万苦印成一本书，由政治处分发到各个单位去。我们这个宣传组，只领到一本，晚上，全体同志围在豆粒般的油灯下，集体阅读、讨论。就这样，对抗日必定胜利、如何夺取胜利的道理，理解得渐渐深了，能够联系实际解释一些问题了。我们的演讲稿，从开头摘抄《论持久战》的原句，逐渐发展到联系日本鬼子在此地为非作歹，国民党正规军和常备队欺压老百姓、不敢打日本等实际事实，写得越来越生动，越来越通俗，宣讲的效果也就好了。
经过一次一次宣传，农民们同我们的感情深了，许多青年人跑来找我们，问：“我们想抗日怎么行动？”我们就吸取最精悍的青年参加八路军，还向一些村发了“青年救国会”的表册，吸收大量愿意抗日的青年参加青救会。不长时间，在汤涧周围的一些村庄上，收回一大叠会员名册。青救会虽然是个组织不甚严密的群众团体，但是，它把人们的心统一到抗日的大目标上来了。在这一带，除去我们的抗日宣传队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外，还有我们党的秘密党员和受党影响较深的同志，积极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像秦庄的秦奇均，孙圩的孙洪建，严荡村的严超，刘圩的许翔云、刘凯，任大庄的任延芳等同志，在群众中利用拜把兄弟、拜干姊妹、组织青救会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的道理，把群众组织起来，投身抗日。
时隔不久，汤沟事件发生了，三团团长汤曙红同志被国民党顽固派王叙五、周法乾等恶霸谋杀。三团为了保存力量，壮大自己，转向邳北，我们宣传队的活动，也跟着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时间已过去44年。今天回过头去想想，似乎感到当时的一些做法幼稚可笑。那时，我们这伙人头脑很单纯，正处在热血沸腾的时候，看到国难当头，毫无顾虑地投身抗日运动。然而再细细想想，那些做法，并非幼稚可笑。头脑纯洁，热血沸腾，是接受革命思想最好的基础，也正是投身革命的前提。有了革命热情，就有革命胆略，就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就勇于在党的领导下，搬掉阻挡前进的大山。革命斗争，总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的，我们当时的实践不是证明了吗，开始做宣传工作没有经验，后来就逐步有了一些经验。贵在看准大方向，一鼓作气地坚持下去。
抗日宣传队艰苦奋斗的历程，是光荣的！
（选自中共沐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沐水东流——沐阳县党史资料（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