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皖区党委一些情况的回忆
金 明
苏皖区党委是1939年4月成立，6月开始工作的。1939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山东分局（以下简称分局）为了实现巩固鲁南、向苏皖发展的方针，加强和统一领导苏皖边区的工作，决定成立苏皖区党委（以下简称区党委），任命金明同志为区党委书记，李浩然为组织部长，张彦为宣传部长，钟辉为军事部长，邵幼和为统战部长，张震寰为青年部长。
报据分局指示，区党委的任务是：在陇海路南、津浦路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广大地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1939年6月，区党委书记金明和张彦、邵幼和到达邳睢铜与李浩然会合，区党委即开始工作。
区党委成立之前，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以郭子化为首的一批同志联系了苏鲁豫皖四省边区十多个县的党员和党组织成立了四省边区临时特委。1937年6月，中央批准了四省边区特委，指定郭子化为书记，划归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领导。七七事变后，郭子化、郭影秋等同志参加了国民党第五战区动员委员会，以公开合法的名义组织了青救团等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和抗日自卫队，秘密地恢复和发展了四省边界各县党的组织。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仅邳睢铜三县即拉起了抗日游击队300余人枪，都是党直接领导的。
1938年7月，中央通知四省边区特委划归山东省委（不久改为山东分局）领导。分局于8月决定撤销四省边区特委，原特委书记郭子化调任分局统战部长，将原四省边区特委所辖地区，一分为三，分别建立3个特委由分局直接领导。徐州东南部建立了徐州东南地区特委，书记邵幼和、组织部长张芳久、宣传部长张震寰，主要在邳睢铜三县活动。
1938年12月，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南进支队（以下简称南支），委派钟辉为司令兼政委，梁海波为副司令，李浩然为政治部主任。分局同时决定撤销徐州东南地区特委，成立苏皖特委，任命李浩然为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张震寰为宣传部长（以后是吴綪），邵幼和为统战部长。
根据分局指示，苏皖特委在邳县铁佛寺召开了邳睢铜三县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成立南支的决定，将邳、睢、铜三县的抗日游击队集中到邳县许楼，整编为南支的两个营，这是南支的基本队伍。
1939年2月，分局派杨纯为特派员到皖东北接关系并组织皖东北特委。在此之前，鄂豫皖省委（澎康、张劲夫）利用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的名义，派江上青、赵敏、周村等共产党员到安徽第六行政区（专员盛子瑾）工作，组成特别支部，江上青为书记。盛子瑾任命江上青为专署秘书长，赵敏为泗县县政府秘书，周村为泗县县政府教育科长。同时，特支利用统战关系把我党干部派到盛子瑾的部队中去，使盛的6个支队，有3个为我党干部所掌握，如赵汇川的三支队，徐崇富的特务支队，石青的农民支队等。
4月，杨纯到皖东北，化名陈光薇和特支书记江上青接上关系并经介绍以盛子瑾政治部民运科长名义作掩护，开始特委活动，统一领导了苏皖东北党的工作。同时利用盛子瑾的合法名义，组织抗日团体，开办抗日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开展皖东北抗日救亡运动。
我是由淄博持委调出到苏皖区党委工作的。5月中旬，同张彦（原任山东青年救国会宣传部长）、汪洋（即孟戈非）、陈象山和邵幼和同志从山东分局出发，经过南支司令部时，为了研究工作，停留约半个月。6月初，我们过陇海路到达邳、睢、铜三县交界地区，同李浩然同志汇合，传达了分局关于成立苏皖区党委的决定。李浩然同志把原在特委工作的胡笳（即唐棣华）、吴綪、李风、江彤、胡寿海等同志转给区党委，作为区党委机关工作干部。
当时苏皖特委除直接领导南支一梯队和邳睢铜地区工作以外，对江苏的淮阴、涟水和东海、灌云、沭阳、宿迁等地区都有联系，并初步建立了党的组织。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开展工作，区党委研究决定，在淮涟建立地委，并调万众一同志任书记。同时，还决定张彦同志去东灌沐地区了解情况，并就近指导该地区的工作。为了解皖东北清况，区党委找杨纯同志来汇报和研究了皖东北工作。在我隐蔽养伤时（在一次日、伪军袭击我军战斗中负伤）还同宿迁的夏炳桂（即夏岩）和晁福祥取得了联系。我伤后不久，约在8月中旬，接到张爱萍同志来信，约我去灵璧县张大路会合。张爱萍同志于7月从豫皖苏到皖东北，一同到的还有刘玉柱同志。当时吴法宪（苏鲁豫支队政委）带苏鲁豫支队一大队（以下简称为胡［炳云］田［文扬］大队）过津浦路东侦察了解敌伪情况。我同张爱萍、刘玉柱同志以及吴法宪汇合后，在张大路召开了一次会议（即以后所谓张大路会议），张爱萍同志说他到皖东北本是建立区党委的，现在已建立了苏皖区党委，就不必再建了。他还说在皖东北同国民党安徽省第六专署专员盛子瑾已有共同抗战的统战关系，并说，邳睢铜偏处一隅，区党委应到皖东北，同时，他还建议成立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由张爱萍和刘玉柱同志分任办事处正副主任，以便负责主持同盛子瑾的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由于这次会议及办事处的建立，加强了同盛子瑾的合作，并对皖东北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也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促进了皖东北各种力量共同团结抗日的局势。同时决定胡田大队留在皖东北活动。8月底，区党委的工作重心实际上移到了皖东北。当时办事处对皖东北工作上的一些重要问题，都是同区党委共同研究决定的，办事处对皖东北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以后坚持皖东北的抗战局面，初步开辟和建立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皖东北地区包括邳睢铜以南、津浦路以东、淮河以北（淮河以南还有盱［眙］、凤［阳］、嘉［山］一个县）、运河以南洪泽湖一带。当时盛子瑾是国民党桂系安徽省政府委派的安徽第六专区专员，盛是安徽大别山区人，他和国民党戴笠关系密切。我们分析，盛子瑾是一个有个人野心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他到皖东北当专员时，皖东北已成敌后，他本人在皖东北的力量很小，因而总想利用我们为其发展势力服务，这是他的基本思想。但他在1939年下半年就公开表示和我们进行抗日竞赛，共同建立洪泽湖抗日根据地，这是他愿意和我们共同抗日的进步表现。因此，我们确定对盛的原则是：盛可能同我们有较长时期合作，共同抗日，我们应力争同他进行长期合作，这对发展院东北抗战局势是有利的。但也不能排除盛在他自己力量壮大或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压迫和反共投降危险严重起来的影响下，同我分裂的可能，为此，办事处和区党委决定：（一）在坚持和盛合作的同时，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发展抗日武装，决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只要进步势力发展了，不管皖东北局势如何变化，我们总能处于主动地位。（二）在党内进行一次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开辟和建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克服各种模糊认识的教育。
当时，皖东北党员干部，几乎全部长期处于地下党秘密工作状态之中，绝大部分同志表现很好。有的同志对既要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进步力量的认识不很清楚是难免的。这次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以后坚持皖东北抗日斗争，顺利开辟和建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起了积极作用。
同年秋，八路军山东纵队派江华同志来皖东北建立八路军苏皖纵队，江华任司令兼政委。南支和南支一梯队都编入苏院纵队，从邳县北部南下，同纵队司令部在江苏泗阳、宿迁一带活动。
1939年冬，张爱萍同志去豫皖苏彭雪枫同志六支队司令部，带张太生同志一个团到皖东北，成立新四军四总队，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委，负责对原在皖东北活动的我军各部的指导和指挥工作（江华同志所属苏皖纵队除外），对盛子瑾的统战工作则分工交由刘玉柱同志负责。
盛子瑾同我公开建立共同抗日统一战线关系后，立即遭到安徽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桂系反共顽固派、军阀李品仙的压力和破坏，先宣布撤销盛子瑾的专员职务，通缉盛子瑾，进而于1940年初，任命马馨亭为安徽第六专员公署专员，并带一个加强营近千人进入泗县大柏圩子，企图武装接收皖东北政权。我们当时提出拥盛驱马，但盛表现消极暖昧，犹豫动摇。当时我们分析，如果马馨亭在皖东北站住脚，泗县一带的封建势力雄厚，定会迎马反盛，皖东北抗战局势必然发生严重混乱。所以，我们乘马馨亭到大柏圩子不久，由胡田大队为主，配合张太生团，攻克大柏圩子，马带残部逃回津浦路西。大柏圩子战斗的胜利，对暂时稳定皖东北的局势十分重要。
大柏圩战斗后，盛子瑾在同桂系方面矛盾更加激化的情况下，表现得更为动摇。盛子瑾驻管镇时，根据盛当时无故下令集中部队（敌情无变化、敌军未增加）于管镇为中心的淮河两侧等等清况，我们判定盛将同我分裂， 自行带部逃走。为此，区党委立即向下作紧急动员和部署，盛如逃走，凡是归我们所属的一人一枪，都不能让他带走，应留下坚持皖东北抗日斗争。当时，盛子瑾在国民党桂系的压迫下，既不敢抗拒，又不愿和我们继续合作抗日，终于在1940年2月率千余人过淮河南逃。我党掌握的3个支队即编入新四军六支队四总队。
1940年2月，区党委接分局转中央电示：陇海路以南划归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领导，要金明即去淮南路西凤（阳）定（远）怀（远）一带找中原局汇报工作并接组织关系。我于2月下旬即从管镇去凤定怀地区找到中原局。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少奇同志。他对皖东北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还提出，中原局拟派一位资历较高的同志到院东北任军政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当地党政军工作。同年春，张克辛同志由淮海到皖东北，区党委任命张为区党委武装动员部长。
当时为了稳定皖东北的局势，坚持皖东北抗日斗争，在盛逃走后，我们立即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皖东北专员公署，由民主人士陈粹悟任专员，刘玉柱同志任副专员、专署党团书记。皖东北所属各县、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也随之建立。不久，少奇同志即由淮南路西凤定怀地区东进到淮南路东天长、六合一带。随后，少奇同志又亲临皖东北检查工作。少奇同志在皖东北作过一系列指示和关于如何建设抗日报据地、如何做一个好党员等报告。少奇同志到皖东北，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对皖东北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及时和巨大的帮助。(https://www.daowen.com)
少奇同志来皖东北之前，中原局已决定刘瑞龙同志任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张爱萍同志和我为委员，统一领导皖东北党政军工作。刘瑞龙同志带领李济明（即李广涛）、孟东波、狄克东、刘宠光和吴植橼等三四十个干部，于3月上旬由豫院苏抵皖东北。刘瑞龙同志对外名义是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主任。同年6月，少奇同志在离开皖东北之前指示，撤销皖东北军政委员会，刘瑞龙同志参加区党委工作。
同年5月，江苏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命令常备第七旅旅长兼国民党淮阴专员王光夏，指挥常备旅3个团和三十三师两个团以及各县保安团、队约万余人，经泗县归仁集、金锁镇一带，大举向皖东北进攻，企图剩我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立脚未稳之际，把我们赶出皖东北。这时，泗县日军亦出动在泗县我军南部疯狂“扫荡”，一度进占青阳镇，形成对我们一种严重夹击局势。在最困难、危急的时候，皖东北我们所能控制的中心地区，东西只有二三十余里的地带。当时，少奇同志是中央领导人之一，我们十分担心他的安全，曾建议他暂时离开皖东北地区。但少奇同志说：“你们处境这样困难，我怎能离开。”他表示同我们一起战斗。这对我们当时坚持作战，坚决粉碎反共顽固派王光夏的进攻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这次战斗是由张爱萍同志亲临一线指挥的（仅仅因为偶然的原因，在战斗中负轻伤）。当时我部只有三四个团的兵力（我记得当时参战的有张太生同志一个团，南支一个多团以及皖东北部队约一个多团的兵力），多半是新建部队，在数量上我亦少于顽军。初期，经过激烈战斗，我军反击很顺利，连续击退王顽进攻，使王顽退后几十华里。但最后成对峙状态。少奇同志看到这种形势，即给山东罗荣桓同志发了电报，要八路军原豫皖苏支队所属胡田大队，星夜驰赴皖东北增援（胡田大队当时已由皖东北回鲁南）。胡田大队奉命日夜兼程行军200余华里，到达后没有休息，立即参战，同原皖东北部队一起反击，消灭王顽一部，迫使王顽全线遗逃，这次战斗胜利结束。
这次反击王光夏的胜利，对当时恢复和稳定皖东北的局势，使我们在皖东北立住脚跟，是关键的一次战役。
同年7月底，黄克诚同志根据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率领八路军主力一部增援新四军，从豫皖苏进入皖东北，并将淮河以北苏皖地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二纵队新二旅、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八路军南进支队及新四军六支队四总队（相当于一个团）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以便迅速增援在苏中的江北新四军陈毅、粟裕部队。我是在黄克诚同志司令部驻地泗县双沟向黄汇报皖东北工作情况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黄克诚同志。他说在路西没有想到皖东北已有一块为我控制的、比较稳定的地区。因为部队长期行军作战，拟在皖东北稍事休整后，再经淮海地区南下增援新四军，同新四军会师。
在黄克诚同志到淮海地区之前，苏皖区党委即在1939年冬派李风同志到淮海三地委工作，1940年春又派杨纯同志到东灌沐一带任二地委书记。1940年4月，又派杨纯同志兼淮海三地委书记，原三地委书记万众一调任淮河大队政委。1940年8月，五纵队进军淮海，地委即以吴法宪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名义委派县长，搭起各县抗日民主政权架子，原来在淮海地区坚持抗日斗争活动的抗日游击武装和地下党组织，不再遭受围剿和镇压，得以公开参加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淮海地区包括淮阴、涟水、泗阳、沐阳、宿迁、东海、灌云一带。早在1930年前后，当地地下党的工作就比较稳定基础。但是由于地处国民党心腹地区，特别是党的几次错误路线，致使当地党组织被破坏殆尽。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当地一带出狱和失掉党组织关系的同志又自动积极地开展了抗日活动。并曾派人去武汉长江局找党的组织，但因长江局的错误倾向，未给予解决。这些同志以后又不断派人到鲁南找山东分局，找八路军，并同分局建立了一般的联系，当时失掉关系但积极找党并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志有宋振鼎、吴觉、孙海光（孙冠吾）、李干成（李慈）、陈书同、夏如爱、陈亚昌、孙存楼、孙若溪、历国桢、谢冰岩、汤化愚、周晓江、马爱亭、林士均、万金培、赵秉衡等同志。在群众抗日热潮不断掀起的情况下，经过这些同志的活动，当时在淮涟组织了群众抗日组织抗日同盟会、抗日义勇队，在东灌沐和宿沐组织起青救团、抗日自卫队等抗日群众团体，团结了不少抗日的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这些同志还在宣传发动群众抗日的基础上，利用同情我党的进步人士，组织了抗日武装，在淮涟组成淮河大队（原用南支八团名义），在韩德勤对我进行“围剿”以前达千人。在东灌沐，以南支第三团名义组成了灌三团（当时达三四百人），在宿迁和沐阳也组织过运河大队或叫马陵大队。
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刚一建立即遭到国民党江苏省政府韩德勤和地方顽势力的极端仇视，必欲彻底消灭之而后快。东灌沐三团刚建立，三团团长汤曙红即被沐阳顽总长王叙五以请客为名骗去被杀害。国民党淮阴专区专员王光夏则多次进剿淮河大队，致使近千人的队伍减少到200余人，不得不在敌伪顽边隙地区分成游击小组进行抗日活动，以图生存。1940年春，淮河大队在张克辛同志带领下，进驻沐阳马庙，遭到王光夏亲自指挥顽保安旅和几个县的顽保安团、队约数千人的围攻，我坚守战斗到晚间突围，在突围时，淮河大队一个宣传队十余人被俘后均被敌人杀害，英勇牺牲。
上述这些同志和部队的活动，扩大了我党我军在淮海地区的影响，在艰苦的游击环境和地下活动中，为党培养和保存了一批干部，绝大部分成为以后坚持淮海斗争的骨干力量，为以后开辟和建设淮海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淮海地区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八路军第五纵队进军淮海后，苏皖区党委奉中原局指示转移至淮海区工作，我于1940年9月中旬同邵幼和、李济明、郭光裕等二十几名干部抵淮海地区。我到涟水同杨纯、万众一、吴觉同志以及淮河大队会合时，淮河大队已迅速恢复到近千人，东灌沭等地方武装也迅速有了发展（原来三团约300人被南支编走），这些武装为以后淮海地方武装的大量建立和发展，为淮海区的建军工作作了重要贡献。
区党委移往淮海后，皖东北地区即建立地委，由张彦同志任地委书记，刘玉柱同志任行署专员。
邳睢铜地区在李浩然带一梯队离开后，即由山东分局派李云鹤同志来邳睢铜建立中心县委并任书记，当年冬改为邳睢铜地委，李云鹤为地委书记。
苏皖区党委机关到达淮海后，即撤销二、三地委，原二、三地委所属各县，直接归区党委领导。
皖东北当时地方封建势力很大，大豪绅、地主中，有不少人投敌后，配合顽固派坚决反对我党我军，在我主力部队暂时离开皖东北的情况下，即配合日军群起在控制区边缘向我蚕食进攻， 日伪军进占泗县中心地区青阳镇，使皖东北一度处于严重困难境地。当时留有八路军五纵队胡继成一个团，攻克青阳镇，经过坚决斗争，皖东北地区得以坚持下来。1940年10月到1941年8月，皖东北地委在坚持了皖东北斗争这一点上，应当肯定。
1940年10月黄克诚同志率部队南下盐阜区，增援新四军。当时，盐阜地区我党地方游击抗日武装力量很薄弱，只在涟水东部有薛华甫部进行活动，区党委即根据黄克诚同志指示，组织盐阜地委，以杨纯为书记，冯国柱、李风、唐棣华、杨汉章同志为委员，随部队到盐阜区开辟工作。
1941年春，华中局决定撤销盐阜地委，建立盐阜区党委，由刘彬同志任书记，并直接归华中局（当时中原局改为华中局）领导。
同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同志率部由淮北路西一带东撤到淮北路东地区（皖东北地区），8月华中局决定，原属苏皖区党委的皖东北地委和邳睢铜地委均划归淮北地区党委领导，撤销苏皖区党委，建立淮海区党委，我改任为淮海区党委书记。
苏皖区党委自1939年4月建立并开始工作，到1941年5月，约近两年期间。总的来说，执行了巩固鲁南、发展苏皖的方针，坚持了邳睢铜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开辟和初步建立了皖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坚持了淮海地区地下党和部分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和斗争，对盐阜地区也在局部地方开始建立了部分地下党组织。在盐阜区建立区党委以后，皖东北地委、邳睢铜地委划归淮北区党委时，苏皖区党委即完成了历史任务。
（选自中共沐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沐水东流——沐阳县党史资料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