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及可持续发展是实现政治生态良性转化的关键
体制转型是靠不断的制度创新来实现的。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地方治理改革和制度创新也渐入佳境。从政治生态的演进来看，这些制度创新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制度的演进必须与社会建设水平相适应。
（2）地方治理和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对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甚大。
（3）选择侧重于民众参与，是解决我国治理委托代理悖论中“内部人控制”的关键。
（4）参与和竞争是地方治理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关键点，竞争可以是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竞争，也可以是同一政治团体中不同候选人之间的竞争。
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实现从精英领导主导型向可持续发展转变。我国地方治理创新的突出特征是精英领导主导型，甚至出现了用高度集中的一把手权力来自上而下强力推行基层的民主。要实现这个转变，就要实现两个支撑点的转变：制度创新与民众福利提高的关切度；新制度起作用的条件。前者关系到改革创新的动力和基础，后者是新制度从形式走向形式与内容统一的过程。
二是地方治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与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则取决于多种因素：它可以是地方党政所面临的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可以是地方党政的自我革新；也可以是新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有效利用。选择不同的制度创新路径，既反映了不同层级政府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对制度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甚大，不同的选择将产生不同的后果。
三是制度所约束的社会各方力量的对比，是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监督的边际效用等于制度效用的临界点。社会各利益集团在博弈中，如果相互监督的边际效用超出了这一边界，不仅监督的效益呈下降趋势，而且制度也不会被遵守。我国的制度变迁，就是在这种平衡、平衡的打破、又建立起新的平衡的循环往复的螺旋式上升运动中逐步实现的。
四是参与和竞争是地方治理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两个要点。政治制度演进必须与社会建设水平相适应。公众参与程度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民众的公共参与和政府的制度供给要实现良性互动。既要防止公共参与超过制度的供给程度，造成社会的动荡；又要防止官员思想观念僵化，成为阻碍提高制度供给，阻塞民众诉求渠道的原因。竞争既可以是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竞争，也可以是同一政治团体内不同候选人之间的竞争，还可以是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如何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实现参与和竞争，是实现透明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的关键。(https://www.daowen.com)
五是化解政府治理链条中的委托代理悖论。可以这样来理解领袖层、官员阶层和普通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增长的实践中，官员阶层对代理业务日益“精湛”，他们与领袖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逐渐加大，领袖层对官员阶层的监督力度由于自上而下的信息不对称而逐层衰减，因而对官员阶层的控制能力也在弱化（内部人控制）。官员阶层可以不管身后洪水滔滔，但是领袖们却必须考虑天下社稷、百姓苍生。所以在官员合法性与领袖合法性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法制建设和不断完善监督监察体系来保证党的干部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化解这种悖论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还必须通过建立基层民主和自治，重建我国社会的基层秩序，建立官员对当地居民切实负责的政治架构，以消解官僚体系力量的泡沫式扩张，打破这种政治代理悖论。
六是建立地方治理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测量指标体系。地方治理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它如同自然生态变化一样，是可以测度的。要建立这样的测度指标体系，来指导我国的地方治理和制度创新。
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如何做到制度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旧体制有着强大的惯性，改革也会有风险，政治生态的改变也非一朝一夕的事情。笔者认为，一项创新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可以用某种标准来度量的。至少以下这些方面可以作为一项制度创新是否是可持续发展的标准：
第一，我国改革是增量改革。如果增量达到50%或者以上，可以认为这项改革是不可逆的。
第二，改革在于改变政治习惯。形成习惯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改革经过了两届或者以上领导班子的推行，就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治生态。从时间上来说，需要S-10年。
第三，改革需要官员的推动，离不开有创新意识的官员。如果这样的官员能够在一届地方政府中占1/3或者以上，可以认为改革是不可逆的。所以，培养大批有创新改革意识的官员，并形成梯队，尤为重要。
第四，媒体、高层领导、学者等外部的肯定以及创新奖励，能否形成一种社会氛围，也是改革创新的可以持之以恒的主要条件。
第五，如果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即使一项制度创新在其发源地式微了，但会在其他地方继续生存发展下去，这或许是制度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另一种解读。
现在中国社会治理领域里的地方政府创新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是创新最容易夭折，也是创新层出不穷、逐渐突破原有体制框架的时期。地方制度创新所带来的不断革新，对于形成民主治理的“路径依赖”，将中国社会发展锁定在民主治理的轨道上将功不可没。地方政府创新的实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原来浅尝辄止的轮回，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们今后创造出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