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义乌市总工会从2000年起进行制度创新，至今已经十年有余了。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十多年里从对农民工权益的社会化维护，走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培养，实现了地方治理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本来，在地方政府系列中，像工会这样的部门一直是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他们既不是纯粹的民间组织，也不是完全的官方部门。就以义乌市总工会来说，直到目前，真正有公务员身份的工作人员，也只占全部工会干部的1/5，其余的则是编外人员。笔者在2011年3月份赴义乌市的调查中，感到义乌市总工会制度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至少有下列几条因素。

一是义乌市地处经济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占据整个经济比重的绝对优势。经济发展快不仅使义乌面临着比别的地方政府更多的严峻挑战，而且造就了人们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能够到义乌市这个陌生之地打工多年，本身就与中国传统的农民是不一样的。发达的经济和市场环境使得他们很快就感到了自己权利和人格尊严的重要性和不可侵犯性。

二是当时义乌市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劳资冲突。不仅资方失信，使大量农民工由于自身权益得不到维护，转而投靠黑社会来进行维权，而且已经发生多起由劳资纠纷引起的杀人案件。严重的劳资冲突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使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下降，发展下去将使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的丛林状态。

三是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的个人作用。陈有德自1999年3月担任义乌市总工会主席以来，10多年来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有了两个重大的制度创新：职工社会化维权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之所以如此，与陈有德的个人素质和创新意识有莫大关系。笔者在与陈有德和他的同事的接触中，深深感到这是一个要做事情的干部，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

四是国际环境的压力。义乌市是个外向型经济比重很高的城市。200S年产品外销比重达到60%以上。在义乌市，凡是大型外向型企业，来自欧美的外商每年都要来“验厂”，有时多达几十次，要求企业要有社会责任。例如，义乌市的“梦娜袜业”以前每年就有30多批次的“验厂”。后来该公司通过审核加入了“美国纺织品企业社会责任协议”，就不需要再验厂了。2010年7月通过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ISO26000，就对所有义乌外向型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义乌企业要提高竞争力，履行好社会责任是很关键的。

五是义乌市委市政府对制度创新的宽容和支持态度。陈有德曾经告诉我，在制度创新的开始阶段，由于部门利益的障碍，非常困难。如果没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宽容和支持，是搞不下去的。可以说，义乌市的领导在市场经济大发展中，已经造就了对于新生事物的宽容态度。他们既然可以让民营经济大发展，为什么不能让义乌市总工会在解决劳资纠纷方面为市委市政府排忧解难呢？(https://www.daowen.com)

六是义乌市的制度创新已经部分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生态。中央高层领导的批示，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全国新闻媒体的跟踪报道，各地前来学习的人流，以及目前中国劳资关系和分配问题成为热点，都预示着义乌的制度创新将不断持续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双赢和多赢的结果，是解决中国当前热点问题的好办法。

当然，也有学者对于义乌市的案例是否是独立个别的，它是否可能制度化并扩展向全社会存在疑问。原因是义乌市案例高度依赖本届领导（工会主席陈有德）的个人风格和荣誉。对此，笔者倒是在温岭市的新河镇看到了相似的案例。

温岭市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新河镇则是以生产羊毛衫和帽业闻名。例如新河镇南鉴村，就是远近闻名的帽业专业村。那里常住人口只有2015人，却有规模以上的帽业企业10多家，联户企业12家，个体企业270家，吸引的外来务工人员超过了本地人口的2倍。南鉴村生产的帽子品种齐全，价廉物美，70%销往东欧、中东等世界60多个国家。2009年该村帽业总产值已达10亿元，人均收入近2万元，交税700多万。

温岭市新河镇总工会和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工会的实践，对义乌经验的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是很好的说明。新河镇是全国著名的羊毛衫生产基地，目前全镇共有羊毛衫企业113家，年产值达10亿元，企业从业员工12000多人，其中女职工1万人，外省务工人员9000多人，来自湖南、四川、安徽、江西、贵州、湖北等地。2003年以前，这里劳资纠纷严重，仅2003年就发生上访11次120多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企业发展的严重问题。从2003年开始，新河镇采用民主恳谈的方式，通过成立“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工会”，与当地羊毛衫企业家组织“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协会”，进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出台统一的工价，公布了5个工种、59道工序的标准和工价表。这样做了以后，既使员工能够“明明白白做工，清清楚楚拿钱”，也稳定了民营企业的用工，保护了企业的利益，从而实现了职工、企业、政府三赢。从那以后，在新河镇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陈福清同志的领导下，坚持每年都进行羊毛衫工价民主恳谈，引起了各级工会直至全国总工会的高度重视。2007年11月26日温家宝总理也批示：“温岭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

陈福清所起的作用和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类似。而且，这样的个案还在不断增加，东南沿海省份的一些工会主席们，都在做各种尝试。不少地方工会在具有代表性和运用交涉权的实际运作中，获得了农民工的认同。在实务中，能否做到具有代表性和运用好交涉权，确实是工会能否起积极作用的关键。进一步发展，是工会将自身的制度性资源与工人自发形成的组织性资源相融合。目前，工会自身的制度性资源和工人自发形成的组织性资源，在多数情形下还没有形成融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这两种资源的融合是发展趋势，我是持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