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公共服务民营化”不可持续的原因：现在那里的干部认为要“无为而治”
2004年初，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公共服务民营化”的制度创新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该镇获奖后，笔者曾于2004年和200S年两次前往干汊河镇调研。
2002年，为了改变当地的投资环境，在镇党委书记曹前长的带领下，干汊河镇在“公共服务民营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他们遵循的原则是，让市场来操作，政府来监督。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民营资本参与的积极性，较快地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
“干镇自来水厂”是2002年干汊河镇推行“公共服务民营化”的最大项目。这个水厂建于2002年，当地建筑业老板汪昌彪个人投资120多万元，干叉河镇投资50多万元。水厂设计日供水量为1000吨，日供水人口为2万人。建成6年后，目前这个水厂的日供水人口只为设计的1/4，约5000人。他们还改革了镇保洁制度、镇政府的文印、食堂制度等。干叉河镇在政府资金短缺，动员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他们的经验在当地一些地方也做了推广。舒城县的千人桥镇、杭埠镇的水厂也是私人投资建设的。晓天镇、桃溪镇则是将集体性质的水厂转卖给了私人。
2004年底，曹前长调任舒城县监察局局长兼县纪检委副书记。接任者是当年曹前长的搭档、镇长吴之立。4年之后的200S年9月23日，当笔者在镇办公室与干叉河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张广春和镇党政办秘书卢贤傲座谈时，谈到干叉河镇当年的制度创新，这些干部表现出的淡漠给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当谈到地方政府创新时，张广春和卢贤傲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乡镇政府要“无为而治”，千万不可乱作为。现在中央的农村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镇就是要围绕上级的惠农政策进行工作。
作为“公共服务民营化”制度创新的总设计师和主要推动者，干汊河镇前党委书记曹前长的观点似乎更加深刻。曹前长坚持认为，他当年主导的“乡镇公共服务民营化”制度创新是有生命力的。对自来水厂，民建民营，政府提供部分建设资金；对幼儿园，民建民营，政府发给许可证；对汉寿街农贸市场和公祭堂，民建民营，POT方式；环卫和闭路电视也是如此。曹前长认为，民间建设的成本低，运行更规范、负责。舒城县的南港镇、舒茶镇、春秋乡的自来水厂是民间建的，由政府发许可证，效果不错。而舒城县的张母桥镇自来水厂由集体经营，政府补贴，结果水质长期不好，群众意见很大。
在干叉河镇，当初镇政府投入水厂建设的50万元，通过收取自来水的初装费等方式，已经基本收回来了。现在中央调整了农村政策，仅2007年和200S年，舒城县就收到上级拨出的饮水工程专项建设款近2000万元，来解决农村清洁饮用水问题。这些款项的使用，上级也有明确的规定，即国家建设、私人经营、国家所有。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国家建设成本高，解决1000人的饮水问题，就要投入200万元。而从干叉河镇的经验来看，投入1S0万元就可以解决2万人的饮水问题。而且，私人投资建设善于精打细算。以汪昌彪为例，为了节约电，他额外建了一个水塔，解决了夜间和白天供水不平衡的问题。在购买管道时，他弃用了价格便宜的安徽芜湖产水管，而购买了价格高的河北保定产德国水管，保证了质量，节省了维修资金。私人建厂，会花钱买最好的产品，又会节省不该花的每一分钱。国家所有、私人经营，会导致经营者的短期行为。而国有国营问题就更大了。舒城县自来水厂至今每年县政府都要补贴400-500万元，如果民有民营，政府不仅不需要补贴，每年这个水厂还会向县政府上缴100-150万元。
曹前长认为，现在国家的政策并不鼓励地方干部有所作为，特别是乡镇干部。干叉河镇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调动了民间的资本进行公共服务事业建设。这一点现在恰恰不受重视。干叉河镇2002年依靠民间资本建设了自来水厂，S年后，其他没有自来水厂的乡镇也靠国家投入享受到这些项目的好处。S年前，作为处于创新前沿的乡镇干部，曹前长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多年后，他感到除了得到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之外，他没有得到任何其他好处，他自己工作岗位的变动也与自己的创新无关。至今，为官仍要对上负责，这与对下负责仍是不对称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40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那么多财富，老百姓能享受到的并不多，原因就是现行的体制和体制的运作成本太高，耗费了大量的财富。对于曹前长的这个观点，笔者已经从自来水厂建设的例子中得到了印证。
通过对7个案例的分析，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的制度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所应该具备的条件，以及创新遇到的制度瓶颈。它们或因为监管缺位，或因为政绩盲动，或因为改革不到位，或因为形式大于内容，或因为制度化迷信，或因为创新环境的改变，使创新难以为继。笔者在调查中感到，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创新中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有创新意识的地方干部。他们是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创新的发起者和主要推动者，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合理地配置这种稀缺资源，是实现我国体制和社会转型的重要任务。笔者接触过一些这样的地方官员，比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13年前张立勇在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任区委书记时，就以推动当地改革创新著名。后来不论他在咸阳市市长，还是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任上，都在建立公开、透明的政府方面有所建树。相同的例子还有原徐州贾汪区区长王天琦。他不仅在贾汪区区长任上，建立和推动了“公众全程监督政务”的制度创新，而且在睢宁县委书记任上，推行了“睢宁吏治新政”，被舆论界广为传颂。2010年3月16日，“200S-2009睢宁县十大网络监督典型事件评选”揭晓，网民发了一条名为“谁动了我的低保”的好帖，帮助睢宁县清退了11SS户、2645人的“假低保”，追回低保资金11.7万元。另外17条网络举报违章建筑，让当地7名官员被免职。这些都得益于王天琦推行的吏治新政。由此可见，创造更宽松的环境，让有创新意识的地方干部有更大的作为，让民众有更多参与渠道，是我国今后制度改革和设计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