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与“被骗”
工作室正式成立后，并不是所有采访都一帆风顺。
“因为我最开始自己做的那个访谈比较顺利，项目正式成立后的访谈，虽然跟那个老人家很熟，但是最开始讲的时候就很多缺乏细节，也就是泛泛而谈。”张馥兰提到，由于以前在集体中生活，康复者会无意识地去个人化，“他们更倾向于用‘我们’，讲一些集体的事情，谈到个人的经历就比较少。”
虽然沟通过后，康复者的讲述视角会有所转变，但工作室的成员们渐渐发现，一个人的故事是否精彩，除了他本身的经历之外，很大程度还取决于他的表达和感受力。“所以这不是说个人的问题，不是我们努力后能达到的，也算是口述史中有限制的东西。”张馥兰总结道。
除此之外，康复者们由于长时间受到歧视，也会刻意回避一些信息。张馥兰解释，许多康复者患病前都有家人，有些跟家里的联系也比较密切，会担心接受采访给家里带来压力；有的康复者不能接受自己的容貌，就拒绝录像；还有些康复者可能有兄弟姐妹也患过病，但却谎称家里只有自己一人得病。
“你可以探究他这个回避背后的社会原因、家庭意识、对个人苦难形象的塑造，也有可能是怕人以为麻风病是遗传的等等因素。”
虽然有着丰富口述史记录经验的张馥兰十分理解采访对象的隐瞒，但对于洪梦霞而言，被老人“骗”，是一件很受打击的事。
“因为我前面说了以前没办法去理解他们那种非常复杂的感情，所以现在是怀着非常信任和深厚的感情去与他们做访谈，自然也觉得他们很坦诚，所以每一次发现老人有所隐瞒，就非常委屈非常崩溃。”其中有一位叫阿真的婆婆令洪梦霞感受到极大的痛苦和冲突。
阿真在麻风村似乎并不被众人喜爱，洪梦霞刚开始对她也存在偏见。“后来有一次我们在楼下走，她很热情地叫我们上去喝茶，然后聊着聊着，因为当时我们口述史做到快要收尾的阶段，非常缺女性康复者，所以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在阿真的故事中，最痛苦的是双方之前有一方是跟我非常要好的一个伯伯，我是非常信任他喜爱他的，但他是阿真的负心人……”洪梦霞回忆道，就在第一次访谈开始讲到阿真与伯伯的往事时，那位平日里情绪偏激言辞激烈的婆婆开始在她面前撕心裂肺地哭诉，让她现在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
“那个时候对我的冲击在于，她那种情绪可以把你不由自主地带进去，所以你会觉得她所讲述的那个对象做了很多的坏事。但那个对象比如说刚好是你的亲人，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内心很撕裂。”洪梦霞倏地意识到，一个人会有很多的面，他可能做过天使一样的事情，也可能干过魔鬼一样的事情。同时，阿真嘴里的故事又与其他村民口中的版本非常不一致，这让洪梦霞在权衡信息的时候更加挣扎。
对于刚接触口述史不久的洪梦霞来说，一面要安抚阿真的情绪，一面要处理自己的情感，一面又要顾及访谈的进度。她觉得已经自己没有足够的理智和思考去撑起这段访谈，“所以我当时像逃走一样，这种冲击对我来说太大了。”
她补充道：“所以口述史的访谈非常有趣，它不断把你的情感抛上抛下，你会感受到一种非常深刻的起伏，因为无论是跟他的故事还是跟他的讲述，还有你们之间互动的变化，会觉得自己在海浪上颠簸。”
所幸的是，口述史团队的成员在一次次的访谈中逐渐成长，而麻风病康复者们，也能慢慢放下戒备，与外界的人有更多交流。“一个没有被善待过的人最能识别善良，所以他们非常珍视跟学生或者跟义工的这种情谊，所以你们去到任何一个村子都会觉得他们对你们就跟亲人一样，他们很珍惜这份晚年来之不易的情感交流。”张馥兰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