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变成一年半，一年半变成两年”
洪梦霞还清楚地记得，2016年底，张馥兰亲口对自己说：“我们明年十月份就结束项目。”她思索着，只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结束，也不算很久，“当然当时以为只是一年，小兰（张馥兰）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那个时候也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张馥兰没好气地笑着补充。
每月三千块工资，与“特别”的“病人”接触来往……口述史的工作给她们带来了不少来自家里的压力。
对于农村家庭的洪梦霞而言，自己能考上广外，整个家族都“望女成凤”。“但我这个人属于冲动型的，当时小兰跟我说要在一个星期内确定下来，因为马上要做明年的计划了，然后我就打个电话回家跟我爸说。”“他们没有想到我毕业会选择这样的一份工作，一是钱的问题，另一个是这份事业没有固定，第三是它的名声实在是太不好了。我爸都不跟人说我在做什么，他就说我在广州做类似于记者的工作。”从小什么事情都会与父母商量，洪梦霞这次擅作主张的决定让家里十分震惊。
但洪梦霞坦言，事后父亲主动给自己打了电话，让自己去追求想做的事，让她颇受感动与鼓舞。她还得意地强调，自己的父亲在家族聚餐时，会宠溺地表达对女儿的支持，挽回她的面子。
相较而言，张馥兰在与父母交流时，则更为“叛逆”些。在家庭里身为最小的女儿，张馥兰经常被父母灌输“女孩子要勤俭持家”的观念。
“我爸到现在还是这个观念，他也觉得我比较能干，但是他会说你拼死拼活其实没用，你工作上再有能力、再厉害，也比不上你嫁到一个好老公。所以有时候我会特别沮丧。”张馥兰非常想要证明自己，想要得到最亲的亲人的肯定，但父母的这种观念，到现在还会打击到她。
所以，张馥兰在发朋友圈时，与口述史工作相关内容会屏蔽掉父母，做到全职之后也没有告诉家里，直到前两年才与家人坦白。“支持肯定没有，但是不反对就很好了。”
此外，她们还面临着关于资金匮乏的种种难题。最开始时，通过众筹的方式集资。慢慢地也出了许多期电子刊物，让想要阅览的读者有了“月捐”的途径。还会跟一些NGO组织如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合作，口述史提供故事，合作组织则回馈以稿费。
“一年变成一年半，一年半变成两年。”张馥兰和洪梦霞有过采访的压力，有过生存和资金的窘迫，有过人际交往的焦虑，有过来自家里的负担。但她们依然不后悔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洪梦霞由衷感叹：“这两年后悔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半个小时。其实也不是后悔，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我承受范围的感觉。但是这些情绪会很快消失，因为这样持续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康复村的老人给你的情感的滋养，以及你真正从事这份工作之后你在其中的成长。”
每月拿着三千块的工资，似乎也并不影响她们的生活质量。时不时出去“大撮一顿”，喝点小酒，或者参加一下村里的聚餐活动，感受当地族群维系传统和情感联接的方式。她们过着“像出山一样的隐居生活”，所有生活的窘迫仿若能够如风似云一般，轻描淡写地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