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文化与科技创新的互动

文化是科技进步的母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声，文化与科技创新的互动作为近代文明演进的主旋律，在当代经济和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历史经验表明，文化影响着科技的生成、发展与传播，影响着创新的进程和结果。

先进生产力的出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往往在最适宜的文化环境里实现突破。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不仅影响着科技知识和成果的出现，更会影响到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科技成果向现实的转化。工业化的历程告诉我们：越是创新活跃的地方，就越容易形成产业革命的广阔舞台，越容易形成创新集群以及各类资源汇聚的经济中心，一旦丧失创新活力，就面临着在竞争中出局的危险。18世纪以来，世界的科学中心和工业重心从英国转移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实质上是创新能力强弱转换的结果，其中无不包含着深厚文化的根由。

英国是第一个借助工业革命崛起的国家，17—18世纪，那里有较为宽松的宗教背景；有培根、莎士比亚等人推波助澜的人文主义思潮，为牛顿、胡克、波义耳等科学家进行自由的科学探索提供了优越环境；有扩大的海上贸易，使先进的市场意识、商贸手段各行其道，为纺织机、蒸汽机等技术的发明和产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有竞相辈出的科学大师与企业家，造就了英国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和产业贸易中心地位。但在此后，由于绝大多数科学探索活动封闭在皇家学会的小团体里，学术与生产相对脱节，导致英国的科学及工业技术逐渐丧失了早期的领先优势。

德国的科学发展得益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横扫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及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对科学方法的总结和传播，也得益于歌德、席勒等人领导的浪漫主义运动。在19世纪，德国科学家将大学教育与专业研究室结合起来，为学院文化注入了创新要素，大批青年人开始有机会直接参与科学前沿的探索活动。这一模式催生了现代大学和研究开发机构，开辟了优化小环境、培养创新人才的先河，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使其成为德国崛起的重要力量，使德国实现了先进的钢铁生产技术和生产体制的变革，促进了钢铁工业的发展；在有机化学和煤化学研究方面的超越，发展了合成化学工业，使之成为重要的出口工业。1875年前后世界科技中心开始转移，到1895年前后，德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但是科学的繁荣不代表强大，后来德国的科学也饱受人种优异论等极端主义的摧残，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德国的命运和德国人的心态。

美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与创新互动的结果。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开放性、包容性的移民文化为各种文化观念的撞击创造了条件。在竞争、迁徙中形成的实用主义思想观念，导致了人们更加重视策略、看重效果的行为模式，因此，以市场机制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探索管理机制创新，都能在美国得到鼓励。20世纪初，许多并不是发生在美国的技术发明，却在美国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产业化，如内燃机和电力的普及带动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较早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科学管理，其高生产率和低价商品成了国家经济崛起的有力武器；美国企业较早地将研究开发机构纳入企业，并成为企业的核心部门，解决了科研和生产的对接问题；美国的“大科学”和开放式研究机构的形成，使科技与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价值观的变化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美国不管风险投资源于何处，都可以得到最快的发展，并成功地实现了金融、投资和科技成果、人才的有效结合。

这些追赶、超越先进的后起国家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以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这里也出现了“李约瑟式”的问题：为什么新的工业革命不是发生在初始科技和经济领先的国家，而是在别的国度？还有人追问：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科技创新会有不同的结果？对此，很多学者的研究结论都直指文化环境这一潜在的、深层次的因素，认为现成的以及正在形成的文化，可以从观念、制度、方法、习性、价值等多个层面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正面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起阻碍作用的。所以，一个社会越是希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越是希望新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走向成功，就越应该关注如何营造良好的、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