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中国的创新文化
科技在中国的命运，是对创新与文化互动的一个最好的诠释。文化的繁荣与起伏深刻地影响着科技的发展，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中国文化的繁荣与起伏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一些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先哲们在认识自然现象中归纳整理出来的整体视角、辩证思维、因地制宜等认识方法，不仅为天文学、医学、农学、工学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和方法基础，而且表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后现代性。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辩，到汉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再到宋明理学家的“万物一体”论，整体、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贯穿于古代思想历史的全过程。传承数千年的中医学，正得益于这一精深文化的滋养。当代科学已达到了一个分水岭，融合可以开创一个新的复兴。这个复兴基于科学技术的整体观，意味着传统文化中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可能会重新焕发其生命力。
不可否认，长期的封建帝制对人们思想的强大禁锢力，历代王朝对新兴产业和科技成果的出现也往往视而不见；传统文化中讲求中庸、偏重实用的思维习性，与近代科学执着于理性和实证探讨以及追求启蒙，实现大众理想、人格自律的模式有着不一样的思想传统；明代以后，当局者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关闭了国人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使我们与世界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正是因为在新科技知识和工业革命面前闭塞耳目、鲜有作为，造成了中国在工业文明发展中长期处于落后的局面，也饱尝了诸多苦果，历史的教训令人刻骨铭心。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预见到在未来30—50年的时间里，世界科学技术会出现重大原始性创新突破。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将是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广泛的科学领域；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洁净高效能源和环境技术等将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人类将继续拓展对宇宙空间、海洋、地球深部的研究探索，将更加注重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对物质世界本质的不懈探索和对数与形及其逻辑推演规律的研究，仍将是科学界最感兴趣的基本问题。未来的科学技术很可能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物质科学以及脑与认知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数学与系统科学乃至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领域形成新的科学前沿，发生新的突破。现代科学和技术所引发的重大原始性创新导致的生产力根本变革，也必将导致全球生产关系的全面调整和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这种高速的变革，使得先进的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能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后起的国家在某些领域还有可能具备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并产生突破。抓住这样的历史机遇，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的时代，无一例外都是伴随着人文创新的导引。是有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才有了两汉农业文明的成熟；有了魏晋时代的思想解放，才有了唐宋经济的繁荣；有了宋明理学和人性学说的矛盾冲撞，才有了康乾盛世的歌舞升平。今天，突破传统文化中的相对僵化和保守，重构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再造中国创新文化的辉煌，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再造中国创新文化？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
与一般生产性活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创造性活动及创造性成果的出现，更多地体现在人们思想火花的迸发，这与文学、艺术等领域是相通的。尖子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往往几个尖子人才的水平就能决定一个研究集体在国际竞争中的位置；重大科技项目的成功，关键也在于尖子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在当今时代的创新活动中，人才的创造性意义和决定性作用更加突出。我们常常谈到硅谷的创新，谈到美国雄厚的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其实支撑硅谷乃至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世界各国的无数尖子人才。据了解，全世界科技移民的40%被吸引到了美国，在全美从事科学和工程项目工作的人员中有72%出生在发展中国家，在硅谷地区供职的中国科技人才就超过25万人。
分析我国人才流失的原因，不能否认的是自身在管理理念上的落后。一位华裔科学家在谈到中国的基础研究问题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国内有些研究单位十分重视研究设备的拥有和配置，他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实验设备和仪器，好像这些才是研究所的实力和水平，他们重视的不是人才，而是设备，他们是重物轻人。没有人才，再先进的设备也产生不出优秀的成果。美国微软公司1.6万人，固定资产也就是计算机、服务器以及一些房产，加起来不过几亿美元，但市值已高达数千亿美元，其核心就是拥有一批软件行业的顶尖人才，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创新理念，就要认真领会“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深刻含义，转变“见物不见人”的观念，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和稳定人才的工作做好，让人才的创造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
（二）造就开放的科学环境
现代科学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和综合，许多重大科学成就的取得，往往都是来自交叉和边缘学科，同时，科学与技术的互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国家之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都已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重要特征，因此，以合作与竞争互动为特征的科学家群体，已经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主导性力量。美国桑塔费研究所从事复杂科学研究的团队，不仅包括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还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哥本哈根学派、卡文迪什实验室、布尔巴基辩论会等，也都体现了科学家集体的创造效应；麻省理工学院的多媒体实验室，从事多媒体的研究人员来自各行各业，汇聚了哲学、心理学、宗教、儿童、艺术、生物和物理学方面的专家。这种大跨度、多学科的撞击，必定会产生创新的火花。在我国，研究队伍中门户主义、小团体主义和行会思想时有滋长，与国外学术活动非常频繁的情况相比，学术闭塞现象相当严重，部门与部门之间、研究所与大学之间、研究室与研究室之间、研究室内部不同科学研究人员之间、课题组与课题组之间的学术交流不多，跨领域、跨学科的交流更少。在当今大科学研究、交叉学科研究已成主导的情形下，在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趋势下，造就开放的科学环境应当是我国再造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倡导追求真理、宽容失败的科学思想
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是决定原始性创新取得成功的精神条件，而怀疑和批判则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出发点。科技事业的真谛在于追求真理，今天的科学春天是布鲁诺、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无数科学家始终如一、执着企求、无私奉献迎来的。不断开放的环境，不断更新的知识，要求我们永远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这也是我国科研活动面临的现实问题。一个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文化环境，对于我国的科技发展极为重要。由于知识更新加快，新一代人才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生，他们的知识结构已经更新了几个轮回。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对在小生产条件下形成的对权威的崇拜会进一步弱化。
过去那种做事、评价和决策最终取决于权威的习惯做法，应当让位于科学、民主的方式和机制。我们的科学界受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中庸思想的影响，缺乏应有的批判精神；我们的学者面对同行、导师、学术前辈和学术权威，碍于情面，少有科学批判或学术批判的意识；我们的科研评价缺乏应有的科学态度，科研项目的认定几乎无一失败，制造了许多“国际先进”“国内领先”。这既不符合科学探索的规律，又不符合科学研究的实际。创新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创新活动不可能100%的成功，也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失败。所以，我们应该尊重科学和科学探索的规律，创造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氛围，既不以权威压制人，不以名望排挤人，不以资历轻视人，又要鼓励学术争鸣，保护不同意见，宽容研究失败；更不能求全责备，要鼓励年轻人大胆探索，坦然面对失败。
（四）关心、支持创新失败人才
一切事物都是作为过程出现的，创新实践尤其是这样，要经过创新、失败、再创新、再失败、再创新…才到达成功。科研成功率平均不到10%，而失败却在90%以上。爱迪生说“我的成功乃是从一路失败中取得的”。怎样看待创新失败人才，是检验一个领导者卓识与无知、成熟与幼稚、宽厚与势利、正确与错误政绩观的试金石。要积极建立鼓励创新，允许失败，爱护、支持创新失败人才的机制和制度规定，为创新失败人才营造宽容、和谐的心理氛围。
创新失败后，要及时解除他们的精神压力，帮助总结经验教训，鼓励继续研究，并予以足够的经费和条件保证。失败人才也要“善败不乱”，吸取经验教训，鼓足勇气，转败为胜。要提高对创新失败的认识，看到失败者的功劳。
失败既是一笔精神财富，是照亮走向成功的智慧石，又是特殊形态的成果，为成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只奖励成功者、不接受失败者是不公平的。
创新失败人才，他们在创新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有形、无形资本，我们应该给予跋涉在崎岖创新路上的勇士以鼓励和支持。这样做的效果会使众多的创新失败人才不因害怕失败而踌躇不前、半途而废，会出现自主创新的持续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