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　DPR测量

学者们设计了各类量表来测量DPR，如Eveleigh等［38］综述了19种DPR测量量表，其中关注心理健康的量表有8种，应用于初级保健护理或全科保健护理的有9种，其他2种量表主要应用在专科医疗护理中，具体的DPR测量量表详见表2-2。

表2-2　DPR主要测量量表一览表

续表

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开发了DPR量表，可分为从患者、医生、医患双方、观察员等视角，或者多方综合测量。从患者视角来测量DPR量表是主流，在Eveleigh综述的19类量表中，从观察者视角的只有两种：Vanderbilt Therapeutic Alliance Scale（VTAS）和RCOS-O，从医生视角测量的只有Difficult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DDPRQ-10）一种，其余均为患者视角。

Hahn等［84］从医务人员视角提出了包含五个维度的30个条目的困难“DPR”量表DDPRQ-30，各维度条目分别为14、9、4、2、1。Hahn等［85］在DDPRQ-30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DPR量表，形成了包含三个维度的DDPRQ-10量表，具体维度为医生主观经验、关于病人行为的准客观回答、二者相结合的症状，各维度条目依次包含5、4、1，采用linker-6计分法，得分越低表示DPR越差。中国学者［77，80，86］等使用了该量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理解条目比较困难。而杨慧在DDPRQ-10的基础上尝试研发中国情景下的DPR量表，但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的拟合度并不理想［87］，主要原因是各条目之间的相关性太弱，10个条目之间相关系数超过0.2的不足50％。

Van der Feltz-Cornelis等［88］从患者视角开发了简洁的PDRQ-15量表，已被不同国家翻译使用。PDRQ-15共包含三个维度，各维度条目依次有6、7、2。中国学者杨慧等［89］也在PDRQ-15的基础上研发了中国情景下的量表，并对其信效度进行分析后认为，去掉第14和15题后的效果更佳，从而研制了中国背景下的PDRQ-13量表。而原宁［35］利用PDRQ-15对中国德阳市医务人员的研究发现，量表的信度不错，患者满意度低的主要原因是患者与医生之间缺乏充分交流和患者对自己疾病不够了解等。

美国Krupat等［90］从医患双方视角开发了DPR导向量表（PPOS），包含共享和关怀2个维度，共计18个条目，是现代医学模式下对医患关系的认知［3］。

薛羽芯等［3］对DPR测量工具进行对比发现，DPR测量工具开发较早，测量内容主要包含医患信任、医患沟通、医生的主观经验和客观行为等，且多数量表经过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中国医患关系测量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进行定性研究或者从不同角度自行编制问卷，是中国医患关系测量的主要方式［10］；另一部分是借助他国量表并自行翻译，如杨慧等分别在DDPRQ-10和PDRQ-15的基础上进行了中国情景下的量表设计［77，80，86，89］。然而由于医疗卫生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翻译过来的DPR量表未能全面有效反映我国的医患关系，问卷的信效度也有待进一步验证。DPR量表使用标准不统一，问卷的信度、效度也有待进一步检验，使得DPR的测量不仅种类繁杂，而且测量内容也不规范，从医方角度来测量DPR的研究更少。因此，研发适合中国背景下的DPR测量量表非常有必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