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戏剧理论批评的概况综述
“数年来报章间之新流行文字莫评剧若，评剧家辈出，诚一时之盛也。”[1]近代报刊剧评的数量极为庞大，笔者排查了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所藏1840年到1919年的近代报刊，共查出123 种刊载了剧评，其中期刊67 种，报纸56 种。除《瀛寰琐纪》《小说月报》《民权素》《游戏杂志》等文艺消闲类期刊外，还包括《二十世纪大舞台》《新剧杂志》《戏剧丛报》等戏剧专刊。除《申报》《时报》《新闻报》等大报外，还有《新世界》《大舞台》《劝业场》等消闲小报。
文艺期刊、戏剧专刊、大报的副刊和小报是剧评的主要阵地。戏剧专刊除刊载剧评外，还蕴含丰富的戏剧史料。文艺期刊的评剧栏，每期皆刊载1 则至几则剧评。大报的副刊和小报一旦设立评剧栏之后，皆每天刊载剧评，几乎日日不落。
相比之下，剧评小报中所占比重较大，版面上也处于较显著的位置。周剑云、郑正秋等所创办的小报《新世界》，自1917年7月26日至1919年6月17日（改为《药风日刊》）刊载剧评有400 余种。上海《晶报》自1919年3月3日创刊到1919年12月31日发表的各种剧评有180 余种。大报如《申报》《时报》《神州日报》《民国日报》等副刊“评剧”栏较活跃，发表的剧评较多。剧评发表数量的多少还和报刊的编辑有关，近代著名记者徐凌霄嗜好京剧，其为《京报》编辑副刊《小京报》，不到半年时间，发表剧评约160 种。《顺天时报》的编辑辻武雄和《盛京时报》的副刊编辑穆辰公，都是当时著名的剧评家，这两个报纸的副刊剧评栏也特别活跃，辻武雄自己著写的剧评就有1000 余则。总之，据笔者粗略统计，在123 种报刊中，以“剧话”“剧谈”“剧评”命名的剧评约有268 种，这些大多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于报刊，有的连载长达一年以上。而载于报刊的散评则浩如烟海，应数以万计。
报刊剧评数量调查抽样
报刊戏剧理论批评的繁盛，是由“剧评”这一戏剧批评样式的产生和兴盛带动起来的。“剧评”是一种新的戏剧理论批评样式，它产生于报刊，借鉴新闻评论的方式进行戏剧批评，观点鲜明、形式灵活，所评往往能紧跟当下热点，具有新闻性和时效性。“剧评”在报刊中的名称有“剧评”“戏评”等，于栏目连载的剧评往往称为“剧话”“剧谈”。在近代报刊中，时人一般称之为“评剧”“戏评”。“《民立报》全盛时代，日出画报一纸，内载戏评一则，皆出自郑正秋之手，正秋善于属文，其以评剧获盛名自此始也。”[2]也有人称之为“剧话”。如宛子《说剧话》有言：“剧话之作于今日，几乎□茧牛毛，不可缕析矣。”[3]评剧之风起于清末，盛行于民国之后，各报刊争载剧评，评剧家辈出，多如牛毛的剧评著作，以其庞大的数量，构成了近代报刊戏剧理论批评的主体。
在“剧评”的蓬勃期，除了大量的文艺期刊外，大量的报纸副刊、小报都增设了“评剧”栏，有些报纸甚至每日一评，剧评的数量急剧增多，内容更是五花八门。《申报》设“剧话”“剧谈”“剧故”栏。《时报》除最先推出“品剧”栏之外，又于此后设“剧谈”“梨园月旦”等栏。1918年创刊的《京报》，其副刊《小京报》由徐凌霄主持，戏剧栏目更多，设有“剧评”“伶评”“菊话”“顾曲”“剧谈”“剧话”“曲话”等栏专载剧评，并有“伶官传”栏，专载名伶小传。多姿多彩的栏目之下，有的连载“剧谈”“剧话”“剧史”，有的专刊散评，多种形式并存，各种内容纷呈，群报争胜，蔚为大观。
报刊剧评栏目举例
除“剧评”这一批评样式外，近代报刊戏剧理论批评中也有少量诗歌式批评，如1872年发表于《申报》的《戏园竹枝词》和1874年发表于《瀛寰琐纪》的《观剧杂咏》，但报刊中的咏剧诗多为文人消闲吟咏或与伶人的赠答之作，评论性较弱。在报刊中，也多被置于“文苑”或“杂俎”栏，不被看作正式的戏剧批评，更多地被看作文人的雅兴。随笔式批评和论文式批评也在报刊剧评中存在，前者如1872年发表于《申报》的《观剧小记》，后者如庚子至辛亥之间发表的陈独秀《论戏曲》、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王钟麒《剧场之教育》、欧榘甲《观戏记》等一系列论说式文章，但数量较少。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报刊中涌现出不少评述剧史和伶人的文章，尤其是伶人传记伴随着“剧评”同时兴起。报刊纷纷设立传记专栏，如《空中语》杂志有“伶人传”栏，《香艳杂志》设“女伶月旦”栏，《春柳》杂志设“名伶小史”“名伶世家”栏，发表了大量传记文章；如《中华小说界》有《小叫天小传》，《娱闲录》杂志载《白牡丹传》，《申报》载《坤伶小莲芬传》，《香艳小品》登《梅兰芳传》，《中华新报》有《贾璧云传》，《生活日报》有《冯春航传》《梅兰芳传》，《新世界》有《义伶杨春生传》《汪笑侬传略》，《日知报》有《皮簧须生双兰英小传》等。大量伶人传记的涌现，也是近代报刊剧评的新气象。
近代报刊剧评的内容如何、价值几许？对此问题，时人曾有褒贬：“其中或有真知灼见，出其蕴蓄，著之成篇，以贡社会。每一着笔，率多警句，亦为不偏不倚之论，婉妙而练抗词幽。说此等品评直与春秋无异，至有价值者也，惜乎不能多观，是为憾事。”[4]有人指责说：“徒见歌颂之文，翻腾于报纸曰：某也某也，吾之所捧也。人或加以微词，即誓以兵戎相见矣。是亦评剧界之悲观已。”[5]在近代报刊浩繁的剧评著作中，的确存在不少以捧角、赞颂为主的文章，也有一些泛泛而谈或卖弄文字之作，这些剧评或满篇皆是捧角的溢美之词，或仅仅着眼于对演员的品头论足，理论性弱，价值也不高。
鱼龙相混杂，报刊中的剧评佳作也比比皆是。大量结合舞台论表演和演员的剧评，使中国古代的戏剧演唱和表演理论在具体的实践讨论中得到充实和完善。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戏剧改良理论和戏剧功能论的宣传，大大提高了戏剧的地位；戏剧改良的实践在南北梨园展开，如何改良、如何对待旧剧的论争愈来愈激烈，使戏剧持续拥有前所未有的关注度，配合了近代戏剧理论不断深入发展的趋势。剧评是报纸评论影响下产生的新文体，对于新鲜的信息、变动的局势，它总能迅速反应，做出评析，抓住戏剧界的脉搏。近代西风东渐，带有西方群体消遣性质的戏剧、音乐、电影等文化因素也陆续进入中国。上海开埠之后，在街头和娱乐场可以看到话剧、歌剧、马戏、魔术、杂技表演及展览会、音乐会和化装舞会等西洋人的演出，这些信息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新鲜、惊奇、启发甚至警醒。国人开始对比中西戏剧的不同，反思中国旧剧的弊端，并将这些体现在报刊剧评中。新剧产生后，剧评家们对其报以热切的期望，上海又兴起批评新剧的热潮，对新剧的性质、表演、化妆造型等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新剧失败后，剧评家们又对其失败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西方戏剧理论的影响下，一批具有开创性的戏剧理论著作发表于报刊。如冯叔鸾的《戏学讲义》[6]，提出“戏学”概念，可谓是近代戏剧学的开山之作。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3年4月起开始于《东方杂志》第9 卷连载，共连载16 章，《宋元戏曲史》的出现，揭开了近现代戏曲研究新的一页。吴梅的《奢摩他室曲话》[7]、《顾曲麈谈》[8]也都发表于报刊，是中国传统曲学的理论总结。此外，报刊剧评对戏剧本质的探讨也不断深入，不少剧评家借鉴西方理论，将戏剧上升至一种综合学科的高度对其进行考察，最终促进了戏曲学科走上大学讲堂。
至于报刊中的评头论足、颂扬捧角之作，则是近代大众文化兴起的一种表现。随着近代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以娱乐性、商业性、感官性为倾向的近代大众文化兴起。近代报刊剧评中，对伶界琐事的挖掘、伶人秘闻的津津乐道，乃至捧角、评武戏、品评旦角等现象，皆和近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有关。这部分剧评重视趣味性，强调感官上的愉悦。评论较感性、主观，通常不会深思熟虑，情感也比较强烈，甚至怀有某种个人目的。这类较琐碎、肤浅、随意的大众批评，却是商业性报刊和小报乐意登载的内容，其评论人和受众都比较广，所评内容易引起大众的兴趣，能够反映当时的流行文化。这部分剧评对于戏剧理论来讲，并不算是研究，或许可看作一部分糟粕，但是对于近代大众文化来讲，它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报刊剧评拥有娱乐场所——剧场，现代化传媒手段——报刊，消费的主体——观众。这三者形成的文化空间语境不仅仅是大众文化的实录，其本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与大众文化互动，推动了近代大众文化的发展。
近代报刊剧评数量如此之多，原因之一是作者队伍的庞大。之前的每一个朝代，有著述留世的戏剧理论批评家总是寥寥可数。然而从1872年报刊剧评产生至1919年，重要的报刊剧评家出现近百人，还有很多剧评人的笔名待考，更有一些剧评无署名，身份很难考证。
早期的剧评人多为传统文人，如于《申报》发表剧评的“糜月楼主”“晟溪养浩主人”“花川悔多情生”“都门惜花子”“西佘山樵”等。1902年之后，一批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将目光投向戏剧，写了大批宣传戏剧功能和改良的著作，如梁启超、陈独秀、陈去病等。清末“剧评”蓬勃发展，剧评人的身份更加复杂。其中主体是从事报业的知识分子，如主持《新世界》有郑正秋、周剑云[9]，《世界小报》的主编姚民哀，编辑过《戏剧月刊》和《神州日报》的刘豁公，主编《春柳》杂志的李涛痕等，编辑《白相朋友》的胡寄尘等。此外，一些知名记者也属意戏剧，如民国初年著名的记者黄远生、徐凌霄和刘少少，政府人员、青年学生、大学教师、专职演员，甚至普通观众也都加入到剧评队伍中来。戏剧是面向大众的艺术，报刊也不限制作者身份。观众只要具备一些文学修养，不论对戏剧了解得是否深入，只要有所感想，都可以执笔成文，投稿于报刊。当然，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活动，剧评的执笔人主体仍然是知识分子，普通市民比较少见。
自1840年到1919年，戏曲刊物、著作之多，剧评数量之盛，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1919年之后的报刊戏剧理论，笔者没有详细考察，但略看之后发现，此后的戏剧刊物、著作和剧评，比近代更盛。20世纪20年代之后，戏剧活动于全国开展得更为广泛，各种理论也更为深入。出版界出现了大量的戏剧专刊，如《戏剧》（月刊）、《戏杂志》（月刊）、《戏剧杂志》（月刊）、《梨花杂志》、《戏剧周刊》、《梨园公报》、《剧学月刊》、《戏剧月刊》、《国剧画报》、《戏世界报》、《戏剧半月刊》、《戏世界月刊》、《戏剧旬刊》、《剧刊》、《戏剧周报》等，这些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的戏剧刊物。近代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戏剧一直被视为“小道”，为正统文人所不屑，关于戏剧的理论著作也相对有限。五四运动后，戏剧作为“社会之雏形”、“思想之影像”[10]，获得知识界高度关注。不仅大量的戏剧刊物产生，新型的戏剧学校也纷纷建立。同时以梅兰芳、程砚秋为代表的戏剧演员数次出国访问演出和考察，戏剧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梅兰芳被国外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些都使得戏剧在社会上和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改观。正因为有了近代戏剧理论的酝酿和突破，才会使1840年之前与五四运动之后社会的戏剧观、戏剧地位如此截然不同，近代的戏剧理论是戏剧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一环。
除报刊戏剧理论批评之外，近代也出版了一批戏剧专著。晚清的戏剧史料著作，张次溪先生已有《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一书进行收录。自1912年至1920年，笔者粗略统计了戏剧专著22种。这其中包括：隐严氏《改良新戏考》（驾时书局1912年版），逋仙《梅兰芳》（益森印刷公司1913年版），冯叔鸾《啸虹轩剧谈》（中华图书馆1914年版），朱双云《新剧史》（新剧小说社1914年版），王梦生《梨园佳话》（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佚名《老乡亲》（一名《孙菊仙》1915年排印本），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宗天风《若梦庐剧谈》（泰东图书局1915年版），吴梅《顾曲麈谈》（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佚名《曲话》（上海有正书局1916年版），余心编《戏曲论》（光华书店1917年版），穆辰公《伶史》（汉英图书馆1917年版），静漪《余叔岩》（1917年版），杨尘因《春雨梨花馆记》（上海民权出版社1917年版），燕石《京师女伶百咏》（北京都门印书局1917年版），凤笙阁主《梅兰芳》（上海梅社编辑发行1918年版），周剑云编《鞠部丛刊》（交通图书馆1918年版），刘达主编、苦海余生编《戏剧大观》（交通图书馆1918年版），文化开明社编辑《戏学指南》（中华图书馆1918年版），燕山小隐、杨尘因《杨小楼》（上海三益美术公司1919年版），刘豁公《戏学大全》（生生美术公司1920年版），辻武雄《中国剧》（北京顺天时报印刷，1920年）。这些著作中，有剧评集，如《啸虹轩剧谈》；有演员个人专辑，如《梅兰芳》《孙菊仙》；也有博采众长的巨著，如《鞠部丛刊》。报刊剧评是专著的材料来源，一些专著在出版前就曾连载于报刊，或是报刊剧评的编选。比如周剑云所编的《鞠部丛刊》中，有多则剧评采自其所主编的小报《新世界》，冯叔鸾的《啸虹轩剧谈》大部分取材于其在报刊发表的剧评，王梦生的《梨园佳话》、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吴梅《顾曲麈谈》等，也都曾在出版前连载于报刊。
近代报刊戏剧理论批评的繁盛情况，从以上可以观其大略。近代报刊剧评的兴盛，推动了中国戏剧评论和理论研究活动的繁荣，使戏剧的研究更加系统化、综合化，更具思辨性，更加重视戏剧研究中历史性的关照，以及对戏剧本质的思考和揭示。而报刊剧评的产生和兴盛，又和报业的发展、戏剧的繁荣、戏剧理论批评的传承等因素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