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体式
“话体式”剧评指报刊剧评中以“曲话”、“剧话”和“剧谈”等“话体”形式发表的戏剧理论批评。如1906年至1908年连载于《著作林》第1 及5～15 期的《古今词曲品》、1907年至1908年连载于《小说林》第2、3、4、6、8、9 期的《奢摩他室曲话》，以及《小说月报》发表的《梨园佳话》《顾曲麈谈》《梨园丛话》，连载于《民权素》的《梨香社剧话》，《小说新报》的《脉脉谈剧》，于《庸言》发表的《菉猗室曲话》《曲海一勺》，《民立报》刊载的《横七竖八之戏话》，刊载于《生活日报》的《我本荒唐室剧话》《王琤
馆剧话》《剑气箫心室剧话》《落花梦剧话》《磨剑室剧谭》《红雪楼剧谭》《冰盦剧谈》《闲闲室剧谈》《非非室剧谈》《庄严室剧谈》等。近代报刊上的“话体式”剧评非常普遍，笔者据所阅报刊粗略统计，其数量达220 余种，其中多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于报刊，也有少量是独立发表的。
“话体”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之一，具体表现为“诗话”“词话”“文话”“曲话”“剧话”等，话体约出现在北宋时期，最早的形式为“诗话”。《六一诗话》成书于北宋熙宁四年，全书条目排列不按照逻辑，并以随意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记录逸闻趣事和瞬间感想所得，篇幅较小，内容丰富，代表着论诗的新形式。“诗话”的由来源于古代诗学批评传统和诗学叙事传统，“在诗话中，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关于诗人和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8]。《六一诗话》之后，诗话的代表作还有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杨万里的《诚斋诗话》、刘克庄的《后村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词话”是评论词、词人、词派以及有关词的本事和考订的著述。“词产生于隋之燕乐，唐代导其流，五代扬其波，至宋代而大盛。北宋词人多精词律，依声下字，井然有法，但却很少有词论之作。南宋词之音律失传，知音之士乃详考声律，于是词话之作开始出现。元明以后，蔚然兴起，清代词话尤多。”[9]较之诗话、词话，曲话、剧话的数量较少，产生也更晚一些，元代开始有燕南芝庵《唱论》等戏剧理论批评著作出现，明代吕天成的《曲品》是一部传奇作家传略和剧作品评集，祁彪佳的《远山堂剧品》对明人杂剧进行著录和品评。真正以“曲话”“剧话”命名的著作要到清代才出现，如梁廷枏的《藤花亭曲话》、李调元的《雨村曲话》和《剧话》等，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明代王骥德《曲律》、徐渭《南词叙录》，清代李渔《闲情偶寄》中也包含重要的曲话内容，焦循的著作《剧说》《花部农谭》也是曲话著作。
“诗话”“词话”“文话”“曲话”“剧话”“剧谈”等形式追本溯源，又是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笔记体”脱胎而来的。“笔记”是与辞赋等韵文相对而言的，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中曾说道：“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后来“笔记”逐渐发展成一种以札记形式记录见闻杂感的著述形式，以其不受体裁和题材限制、篇幅灵活、长短不拘受到宋代文人的喜爱。宋代文人在公退之余，或是隐逸山林江湖，或是致仕归田，往往做笔记，或为立一家之言，或为自娱、娱人，往往名之以“杂识”“漫录”“杂志”“记闻”“丛谈”等。宋代笔记的题材不局限于街谈巷议、奇异见闻。文人们更多是有意识地记述政治经济、军国大事，记录朝野掌故，探讨学术、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礼仪风俗等，内容更加广泛，有系统、专题化、百科式的笔记也出现了。同时，文人写作笔记的态度日趋庄重，更加强调杂记见闻的纪实性。关于诗歌的议论从一般笔记中分离出来，形成“诗话”一体，进入南宋以后，诗话、文话、词话的学术性、理论性都增强了，遂从笔记中独立出来，成为宋代以后最常见、最主要的文学批评文体，影响延至近代。[10]
较于之前寥寥可数的状态，近代报刊中话体式戏剧理论批评可谓洋洋大观，除直接沿承传统话体形式的“曲话”“剧话”外，“剧谈”大量涌出，与之分庭抗礼。“话体”在具体名称上，除“曲话”“剧话”“剧谈”外，还有“闲话”“丛话”“戏言”“零话”“余话”“白话”“逸话”“话言”“余谈”“零碎谈”“拉杂谈”等，种种“话体”各立名目，争抒己见，热闹异常。
“话体”式剧评在结构组成上，可分为有章节和无章节两种。有章节的话体剧评，如《小说林》刊载的吴梅《奢摩他室曲话》和《小说月报》刊载的《梨园佳话》《顾曲麈谈》等，属于较综合、理论性较强的著作，报刊连载之后，作者多又将其付梓成书。王梦生《梨园佳话》，首刊于《小说月报》第5卷第3 号，至第5 卷12 号连载完毕。共分四章，第一章为总论，第二章论诸剧精华，第三章为群伶概略，第四章为余论。吴梅《顾曲麈谈》亦自第5 卷3 号开始连载，卷一为原曲，分四节，第一节论宫调，第二节论音韵，第三节论南曲制法，第四节论北曲作法；卷二为制曲，下分论作剧法和论作清曲法；卷三为度曲，卷四为谈曲。两者的著作内容衔接紧凑，章节安排合理，可见应为作者已成之稿，只是分批连载于报刊而已。而近代报刊“话体”式剧评，多数则没有章节之分，作者在报刊上设一“剧话”或“剧谈”名目，里面的具体内容没有太强逻辑，甚至是随意摘取，涉笔漫谈。如亚子的《磨剑室剧谭》，1913年11月7日讨论梅兰芳到上海能否有立第三党的实力，之前的冯党、贾党又有何变化；同月21日内容是论冯党中越流、微庐等成员的文章及剑华为《春航集》作的题词两阕，22日写观看梅兰芳演剧后的感受，29日内容则为摘录人菊、杏痴二人的书稿。虽然所谈内容大范围上是关于冯春航、贾璧云和梅兰芳诸种，但各期直接的安排毫无次序，也没有太强的逻辑，只是心有所感，随意写之，每篇相对独立，近代报刊的“话体式”剧评基本上大多是这种写法。
近代报刊上的“话体式”剧评，除了少量作品细分章节、系统论述之外，多则为剧评家在报刊上设一名目，在此名目下发表自己的评论散作，其实为连载的“剧评”形式，这种著作数量庞大、各式各样。究其原因，首先根源于载体的不同，报刊分期的形式，有利于其大量发表作品，同时也缩短了著述时间，除非先已成文，一般较不易在报刊上发表系统性、逻辑性强的著作，著述式的“话体”较少。而民国后剧评的风行，“话体”已形成的闲谈笔调，使多产的剧评家很自然地采纳它，用它来连载剧评立目。其次演剧的盛行，评剧的风气日炽，一些理论性较强的戏剧研究者率先于报刊发表了自己的“话体”著作，如吴梅《奢摩他室曲话》、王梦生《梨园佳话》，冯叔鸾《啸虹轩剧谈》《啸虹轩剧话》等，之后跟风者踵起，纷纷以名、号、室名立目，利用报刊这种快速便捷的媒介形式，发表自己的戏剧见解。于是，各种“话体”著作如《修竹庐剧话》《儒丐戏话》《云霞楼剧话》《醉云楼剧话》《我之拉杂剧话》《瞎七搭八之剧话》《梅花清梦庐剧话》《澹云微雨室零话》《菊影室剧谈》《涤尘斋剧谈》《艾艾寄庐剧谈》《非非室剧谈》《闲闲室剧谈》《天籁轩剧谈》《艾艾寄庐剧谈》《滴粉搓酥室戏谈》《抱月拥怀楼剧谈》等纷纷涌现，其名目之多，数量之巨，令人望而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