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众文化的兴起
什么是大众文化？中国的学者作了如下界定：“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进程，由于现代都市大众的出现，以及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出现的具有读写能力大众的形成，特别是由于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市场化的文化机制的形成，才逐步形成的具有明显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1]“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2]“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3]“大众文化是一种以文化产业为特征，以现代科技传媒为手段，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市民大众为对象的社会型、大众化的文化形态。它具有商业性和产业性，具有强烈的实用功利价值和娱乐消遣功能，具有批量复制和拷贝的创作生活方式，具有主体参与、感官刺激、精神快餐和文化消费都市化、市民化、泛社会化的审美追求。它是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日常生活、适应大众文化品位、为大众所接受和参与的意义的生产和流通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4]
可见，不同学者对大众文化的定义不同，这些对大众文化的总结，有以下相同之处：（1）面对市民大众，依赖现代化的传媒手段；（2）是日常的，具有感官愉悦性；（3）按市场规律运作，具有消费倾向。我们可以把近代大众文化定义成依赖现代化传媒手段，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具有消费倾向和感官愉悦性的面向大众的文化。近代大众文化不同于传统文化的典雅和庄重，它具有鲜明的商业性和世俗性特点，近代大众文化的接受者不再是传统的“士”，即知识分子，而是作为一种娱乐休闲方式进入大众消费领域，具有明显的商业化特征。近代大众文化的兴起，则要以近代市民阶层的形成为基础。
近代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内外交困、西学东渐、商业发展，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传统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松动变化，新的阶层兴起，城市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在近代中国城市这种社会阶层的变动中，经过重新组合的近代市民阶层出现，这一阶层是近代大众文化的主体和推动力量。
晚清的商业发展迅速，这改变了传统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状态。“工厂、铁路、矿山、轮船、电报、银行等不断涌现，人们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诸城市，是中国近代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到1911年初，共建立近代企业117 家；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建立企业37 家，全国建立的工矿企业有近千家，近代工矿业的发展亦带动了城市运输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到1911年初，全国商办轮船公司有20 家，官商合办和私人资本开设的银行已有20 家，中国近代城市经济体系的雏型已初步展现。”[5]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兴建，让大批因贫苦和在自然灾害、战乱失去生计的人涌入城市，促进了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据统计，到1895年上海的总人口已经超过90 万，十里洋场一派繁华流丽，各种阶层的人群杂处，文化生活异常丰富。近代的天津城市发展进程很快，近代伊始天津城市经济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为主。直隶总督袁世凯推行新政期间，创建了直隶工艺总局、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列所、实习工场等，1911年天津已有工厂134 家。1803年，天津室内与郊区四乡人口共26 万余人，到1922年，市内人口已达105 万多，加上郊区人口总计将近140万。武汉的汉口是近代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汉口自1861年开埠后，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仅次于上海和天津的近代工商业密集区。大批的农业人口因战乱、灾荒等迁居汉口，商人因做生意也客居于城内，汉口的市民规模迅速扩张。1915年出版的《汉口小志》提供了汉口的市民结构数据，数据如下：“汉口军、政、警、法界652 人，学、报、绅界2351 人，商界30990 人，律师、馆幕、司事类652 人，矿师、儒士、美术、地理、星卜1513人，术士、教士148 人，机匠、水泥工、窑工2591 人，实业工人2221 人，小贸9464 人，小艺4625 人，水手、划夫1803 人，车夫、轿夫、码头夫10742 人，医士401 人，种植、畜牧761 人，挑水工、佣工、使役13779 人，金工、木工、石工5692 人，道士、僧侣415 人，苦力3671 人，残疾98 人，船业251 人，洋伙749 人，渔业588 人，乞丐494 人，公差487 人，优伶109 人，无业4579 人。”[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汉口城市各阶层市民杂处，其中工商业界是市民的主体。
近代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城市人口结构和职业结构，近代新的市民阶层产生。自清代末期开始，中国以士、农、工、商四大主体构成的传统社会阶层体制开始分化瓦解。在科举制度废除后，士人阶层一部分从政从军，一部分创办企业，还有一部分则进入各类报馆、学会、新式学校等，成为报人、教师或自由职业者。因战乱、灾荒、贫穷而无法生活下去的农民，逃离农村涌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苦力或者小商贩。传统手工业者在激烈的商品经济竞争中，或被淘汰，或者转行，进入城市寻找新的职业。“随着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过程加速，传统社会原有的士农工商等社会阶层被新兴的社会阶层所取代，清末民初的城市社会里出现了中产阶层、产业工人、城市贫民等三大社会阶层，而各个阶层内部也由于社会分工劳动细化，不断改变着原有的分层与结构。中产阶层是近代城市社会中多层次、多重身份、流动性较大的群体，包括工商业者、中高级专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的主要社会来源有四个方面：近代的外资企业的买办和通事、新式商人、新式知识分子以及旧式商人。”[7]
近代北京的市民阶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旧的阶层衰落，新的阶层产生，市民结构的组成更加复杂。自清军入关以来，作为旗人的八旗子弟就一直在北京享受优待，拿着皇家俸禄，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辛亥革命后，这个集团特权消失，因生活腐化堕落、长期养尊处优缺乏生存能力，以及军阀掠夺等原因，八旗子弟、皇亲国戚纷纷没落，有的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有的子孙竟然靠捡破烂为生。清政府垮台后，北洋军阀的新贵成为北京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军阀们在各地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北京也有豪华住宅，一般都是购买或者抢占清朝遗老的府邸，生活上奢侈淫靡。作为明、清的政治中心，北京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聚集了朝官、京官、游学名士和参加科举的各地举子。近代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形成，这批新式知识分子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文化和技能，随着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分布在教育界、科技界、哲学社会科学界和新闻出版界等。近代的北京高校云集，各大学的在校生总数达到一万多名[8]，教职工也有相当数量。北京有大量报刊、杂志社及通讯社和出版社，聚集了大量新闻出版界人才。同时，大批留学生也聚集在北京，据《东方杂志》记载，在北京的1653 名归国留学生就业情况如下[9]：
相比上海、汉口等南方以商业为主的城市，北京的大机器工业不算发达，工人主要从事纺织、印刷等行业。明清两朝统治者为了宫廷的需要，从民间各地聚集了一批工匠艺人，主要从事制作如景泰蓝、玉器、雕漆、牙雕、地毯等工作。民国成立后，随着产品大量外销，这类手工从业人员数量剧增。北京的服务行业发达，服务业从事者数量巨大，他们分布在商业、餐饮业、服装业；或从事瓦木工匠、裱糊匠、洋车夫等，这类工人除少数北京籍外，多是外省客民，学徒工和无技术的苦力则多是招来的贫苦农民。王公贵戚和遗老遗少、军阀政客、新型的知识分子、工人和手工业者构成了北京的近代市民阶层。
与农民的生活方式相比较，近代的城市居民包括中产阶层、产业工人、城市贫民，都要承受更为直接的竞争和生存压力，因此，城市居民需要通过“休闲”去平衡由生存压力带来的紧张和焦虑。所以，对城市居民来说，公共的娱乐休闲体系是一种生活的必需品，他们需要在休闲娱乐中，获得工作之外精神上的放松和满足。城市居民由于生活在都市，耳濡目染，对新事物比较敏感并易于接受，比起农民阶层来说，城市市民阶层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有一定的赏鉴能力。同时，随着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殖民主义扩张而来的西方政治、文化及文明观念的传播，城市的开放和民主化程度也逐渐提高，从而促进了市民阶层的职业条件和福利待遇的改善，比如提高工资收入、减少工作时间等，这些改善措施让普通市民拥有了更多的收入和时间，也有更多的可能去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近代城市市民阶层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阶层和市民结构，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有消费能力的群体。
综上，随着城市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传统的以士、农、工、商为主体的社会阶层分化瓦解，大批工商业者和农民涌入较发达的城市，形成了以中产阶层、产业工人、城市贫民为主体的近代市民阶层。近代市民阶层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有一定消费能力的群体，面向大众的、以休闲娱乐业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由此发展起来。
以商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和劳动者阶层为主体组成的近代市民大众群体，需要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网络。交通工具的丰富、电力技术的引进、城市规模的扩大，使人们的活动范围和时间空前扩张，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大量外国人来华，他们在聚居的城市里形成了独立的文化圈，并将他们的文化辐射到城市的角落，改变了城市生活的生态。西方先进的科技被迅速传播到中国城市，如照相机、留声机和电影等，这些新兴的传媒首先激荡着中国的中上层社会，进而普及到社会底层。新式的大众文化消费方式，为近代城市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群体基础和消费市场，保证了大众文化的发展。英国文化批评家阿兰·斯威伍德在论及大众文化时曾说：“资本主义在建立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的种种文物机构与制度（诸如大众媒体、新闻事业与出版事业等）之时，同样也铺陈了雄厚的物质与科技基础，使得具有民主文化潜能的事业（诸如图书馆与种种层级的教育设施与器物）也得到了发展的机会。”[10]中国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种种关于通俗文化的机构和制度建立起来，新闻出版业发展迅速。同时，娱乐业盛行一时，电影院、咖啡馆、舞厅百货公司等西方娱乐消费场所也纷纷成立，如上海公共租界的南京路、法租界的霞飞路等，在上海原有的以城隍庙、四马路为代表的本土传统娱乐之外另辟蹊径，共同组成了大上海城市商业娱乐文化的宏阔场景。百货公司、舞厅、电影院、咖啡馆等为组织消费活动及市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能量。阅读报刊、欣赏戏剧、逛游乐场是近代城市市民主要的娱乐休闲方式。
近代的新闻出版业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西方传入的现代传媒开始出现，首先是，随后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申报》《上海新报》等中文商业性报纸，随后是1915年开始创办的宗教类报刊，再到服务于外国人的外文商业报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现代商业报刊，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商业性媒体已经初步凸显出大众文化的特征，各大报刊采取了不同的营销手段，增加通俗小说的连载，注重对花边新闻和与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大事的报道，如《申报》19世纪末期连续四年报道的晚清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深合普通市民的口味。在表达方式上，报刊采用评论、小品文章，并推广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报刊采用的叙事类、杂体类、小品类的文体，体现在报刊的“报章文体”以及“附件”“杂录”“杂俎”栏目中，随感录形式也逐渐盛行。这些文体形式长短自如、不拘一格、亲切可人，符合作者的自由表达和读者轻松获取信息的愿望，符合近代审美趣味中的追求实用、自由、个性化和交流互动的要求，遂被广大读者接受和喜爱。为了进一步扩大阅读受众，报刊一般价格低廉，如《礼拜六》《星期》等每份1 角，《小说时报》由每份8 角降低为3角，报纸更是低廉，《晶报》月价仅仅2 角，低廉的价格、丰富的信息、喜闻乐见的形式、精彩的内容使阅读报刊迅速成为都市生活的一种常态，阅读由传统的贵族文化逐步向都市大众文化消遣娱乐转轨。通俗类报刊如《游戏报》《消闲录》《笑报》《通俗报》《及时行乐报》《趣报》等风行一时，《游戏杂志》《消闲钟》《礼拜六》《快活世界》《好白相》《紫罗兰》《侦探世界》《晶报》等都深受广大市民喜爱。从报刊的名字可以看出，这些报刊都是以趣味、消闲、娱乐为主旨，符合广大市民释放内心压力、重观感享受的精神追求。“礼拜六派”是民国初盛极一时的通俗文学流派，代表人物包天笑、周瘦鹃、孙玉声、严独鹤等人，都在当时享名上海。《礼拜六》是这个流派的代表刊物，周瘦鹃曾回忆说，因为杂志发行不多，每逢周六早晨，杂志发行社前就有很多读者在等候，门一开，争先恐后购买。当时上海曾流行一句话，宁可不娶小老婆，不能不看《礼拜六》，可见通俗报刊在市民心中的地位。
戏剧是近代广大市民普遍喜爱的文化形式，近代的剧坛以京剧为主。京剧在诞生之初，就深受宫廷的喜爱，慈禧太后更是嗜戏成癖。乾隆时期，宫内演戏的专门机构叫南府，道光时期改为升平署，慈禧太后还单独成立过一个“普天同庆”科班，归她直接管辖。王公贵戚也是京剧的爱好者，他们或者自设家班，或延请戏班进府唱戏，甚至有的王公子弟投身票界，演戏自娱。京剧还深受北京市民的喜爱，由于清廷规定，内城禁止设戏园，所以最初北京戏园在南城前门外最为集中，多在酒楼、茶园或者戏棚的基础上兴建。随着京剧的兴盛，同、光之后，内城之九门繁华地区，几乎都设有戏园，北京的戏园陆续兴建，著名的有广德楼、广和楼、庆和园、三庆园、庆乐园、中和园等。随着近代化城市的发展，戏剧受到更加广泛的喜爱和迷恋，从王公贵族到普通市民，无人不会哼几句京调，从上到下都把欣赏戏剧作为主要消遣方式。在勇于接受新风气的上海，至光绪初年，京剧已经成为上海最具有影响力、观众最多的剧种，上海人都把看京剧当成一种时尚，去戏院看戏成为上海市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京剧甚至影响到人们服饰的变化，自京城来的戏班到了上海，他们的服装成了上海市民效仿的对象。近代之前，上海剧坛一直是昆剧统领天下，知道京剧的上海人并不多，但光绪之后，从官府到庶民，甚至市井儿童，随口都能唱出几句京调来。“同治中叶至光绪末年，上海先后开设的京班戏园不下50 个。其中较知名的如同治六年（1867）开设的满庭芳和丹桂茶园，同治八年（1869）的升平轩，同治九年（1870）的金桂轩茶园，同治十年（1871）的南丹桂茶园和山凤园，同治十二年（1873）的同桂轩茶园，同治十三年（1874）的宜春园、攀桂轩、同乐园等。光绪初年有鹤鸣园、大观园、众乐园、满春园、红桂园、新丹桂、留春园、咏霓园等。光绪中叶以后新开的男班戏园有天福、天仪、天和、天成、桂仙、王仙、玉成、天宝、福仙、凤仪、春仙、春桂、咏仙、天华、宝仙、和明、长乐、阆仙、大桂、一洞天、同庆、大庆、同乐、乐春、久香、长春等。新开的女班（后来称坤班）戏园有美仙、迎仙、美凤、群仙、女丹桂、宝来、大贵、如意、大富贵、居之安、四美园等。”[11]可谓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此外，戏剧在天津、汉口、苏州、杭州等地无一不是风行一时。阅读通俗报刊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但戏剧不同，老幼妇孺、目不识丁的文盲、地位低下的车夫苦力，都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进行欣赏，又因近代电影刚刚兴起还未流行，戏剧成为城乡最普遍、最流行的娱乐形式。
近代的游乐场设施以上海建立最早、数量最多、水平最为先进。据称，晚清时期上海报界先驱孙玉声游历扶桑归来，便感叹东京、西京在大厦顶部辟出屋顶花园游艺杂耍之趣，逢人便津津乐道。投资家经营三听后十分兴奋，便在专演京剧的新新舞台屋顶上建造“楼外楼”，民国初年建成。“楼外楼”是一个屋顶花园，由后门进入，后门正对南京路，建在新新舞台的屋顶平台上。“楼外楼”面积很小，屋内的场子只有一所，台上有说书、唱滩簧、演戏法等简单的节目，不能演戏，但当初就屋顶花园四个字，已经可以号召游客。据郑逸梅回忆，“楼外楼”的号召力除了可以登高远眺外，还有两个东西很起作用。一个是电梯，买一张票上楼外楼去，就可以在电梯上升降，所以有住在近郊的人特地到上海来，买了票子乘一下电梯，觉得比逛城隍庙还有趣。第二是装了哈哈镜，对镜一照，形态大变，让人啼笑皆非。后来有人造谣说楼外楼有一面镜子可以看见前世的父母，一帮迷信的人都要去看看自己前世的父母，所以“楼外楼”吸引了大批的观客。此后，黄楚九在静安寺路建立新世界，新世界比楼外楼空间大、节目多，观众又被吸引过去。[12]规模最大的是1917年建成的大世界，也是黄楚九创办。大世界主体是三栋四层小楼，内有杂技表演、游艺世界、戏台、博览世界、美食世界等，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只需花二角钱买张门票便可任意游玩。据称，当时为了能与相去不远的新世界游乐场一争高下，“大世界聘请了孙玉声、姚季瑞、袁寒云、刘山农等社会名流，每人每月一百元车马费，为之设计一切，诸如共和厅、大观楼、小蓬山、小庐山、雀屏、风廊、花畦、四望台、登云亭等名胜，闲闲居士为拟 ‘十景’……飞阁流丹、登楼远眺、亭台秋爽、广厦延春、风廊消夏、花畦坐月、霜天唳鹤、瀛海探奇、鹤亭听曲、雀屏耀采，并一一摄影”[13]。游客纷至沓来、趋之若鹜，大世界每日人潮如涌，热闹非常、盛况空前。新奇的玩意，低廉的消费，很快使大世界成为沪上最红火的市民娱乐场所。“哪怕身处社会最底层的苦力们，一年到头也能掏出几枚铜板，去大世界开开眼界，暂时忘却营生之艰难”[14]。
相比上海，其他城市的游乐场起步稍晚。1916年6月，汉口张国樵模拟上海新世界格局，将游乐场所爱国花园改成一个集戏曲、电影、曲艺、杂技于一园的综合游艺场，后被称为老圃游艺场。1919年5月，由刘友才筹资兴建的另外一个综合游乐场——新市场正式开张营业。新市场第一楼是电影和魔术表演，第二楼是坤班表演（女子京戏），第三楼是汉剧表演，另有两个书场表演曲艺和滩簧，一厅演出武技杂耍、单弦拉戏、木偶戏、群芳会唱等，可谓在节目设置上费尽心思，以吸引观众眼球，这种设置取得极佳效果，新市场开业后，生意十分兴隆。
电影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896年8月11日，上海的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15]，这是有史料记载的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随后，一批外国商人相继在上海建造电影院，他们建造了一批在建筑结构、构型、布局、座席、音响等方面和西方同类建筑不相上下的电影院，如享誉远东的大光明、新光、南京、平安、兰心和浙江大戏院等，电影放映业在中国内地逐步普及起来。报纸上大幅的戏剧演出广告渐渐被电影广告淹没，“大世界”等传统的游乐场纷纷倒闭，新式电影院却如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出现。到20世纪30年代，电影已经取代戏剧，成为最受欢迎的大众娱乐形式。1905年秋天，北京泰丰照相馆拍摄了第一部京剧艺术纪录片《定军山》，揭开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序幕。1909年，中国第一个影视公司——亚细亚影视公司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也开始投资拍片，拍摄了《憨大捉贼》《呆婿祝寿》等影片，这些影片大都是根据文明戏改编的剧作，有意迎合小市民的口味。1913年秋天，郑正秋、张石川在上海合拍电影《难夫难妻》，1922年3月，张石川、郑正秋和周剑云等人创办了明星电影公司，同时设立了明星影戏学校，拍摄的影片深受观众喜爱。
综上所述，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以新闻出版业、戏剧、游乐场及后起之秀电影等组成的大众娱乐业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大众文化兴起。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其突出的特点有：
（1）商业化的倾向。近代大众文化不同于传统文化的典雅和庄重，它具有鲜明的商业性和世俗性特点，近代大众文化的接受者不再是传统的“士”，而是作为一种娱乐休闲方式进入大众消费领域，具有明显的商业化特征。
（2）求新求变、风格多样、雅俗共存。近代的大众文化重新奇，阅读者喜欢阅读小说中离奇、惊险的侦探故事；在戏剧的欣赏中，也喜欢听新腔，看新角。电影以其现代化放映技术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更是让人耳目一新，观众蜂拥而至。报刊、戏剧、电影、音乐会、杂技、赛马等多种娱乐方式，使得大众文化的载体多种多样，既有高雅的艺术，也有即兴的消遣。
（3）和现代化科技手段结合。近代大众文化和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紧密相关，如现代化的照明设备、出版设备、拍摄技术和声光电化等一系列设备。这些被综合运用到近代公众性文化娱乐场所中，开拓了市民的眼界，繁荣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上述近代大众文化特征，在近代报刊、剧场、观众三者之中体现出来，这三者作为组成报刊剧评的三个主要因素，以其自身的文化特征，影响着近代报刊剧评的审美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