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建立的公共舆论空间
近代众多的报纸杂志以及相应的印刷出版体制的产生与形成，本身就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化、文学的生产消费体制、公众传媒体制和“公共舆论空间”。
最早的报纸产生在16—17世纪的欧洲，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上海等沿海开放城市的商业经济及近代文化逐渐形成，西学东渐的产物之一报刊，也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西方传教士为了在中国扩大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特别重视报刊的出版发行。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资产阶级陆续创办了《昭文新报》《汇报》《述报》等报刊，维新派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利用报刊加强变法的宣传，在戊戌变法前后兴起了一个国人办报的小高潮。辛亥革命后报刊数量大增，到了1921年，全国报纸数量已达到1114种。[16]在从传统精英文化向近代大众文化的转型中，报刊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众文化研究者周宪曾说：“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的形成密切相关。而大众的形成又是和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城市出现了；城市吸引了大批人口的迁入，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都市，而城市里原来的居民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形成了奥尔特加所说的‘平均的人’——现代都市大众。这和传统社会中分散地居于乡镇甚至乡村的俗民不可同日而语。”周宪继续指出：“无论是大众抑或大众传媒，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17]近代，自报刊兴盛以来，中国社会信息的传播结构和方式即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在社会舆论的监督下出现了重大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大众的生活被整合在一起。大众把对社会变革的惊奇、质疑、认识和接受通过报刊制造舆论，和社会形成互动。传统的、封闭的社会空间被打破，人们通过报刊了解外面的世界，接受一切新鲜的信息，汲取新的知识。大众报刊的兴盛，构建了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倡导了舆论风气，促进了中国新型文化体系的建立。
近代报刊多为商业性质，比如1872年创刊的《申报》和1893年创刊的《新闻报》，这两份报纸都是外国人所创办的。但因语言问题和为了适应中国国情，外国老板往往任用中国人管理报业，比如《申报》由浙江人赵逸如做经理，《新闻报》由安徽人汪汉溪和汪伯奇父子主持馆务，这种为外国老板管理报业的人在当时被称为“买办”。后来这两份报纸都改组为公司，发售股份，有一部分资金雄厚的华人通过入股成为报纸的董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上海的民族资本发展迅速，金融业也迅速发展，国人可以自己办商业报纸。1909年5月31日，席子佩买得《申报》全部产业，资产清理交割完毕后，《申报》成为席子佩的专有产业。席子佩与其兄席子眉曾是《申报》的买办，席子佩正是在做买办期间，逐步积蓄了资金，最终盘下了整个《申报》。两年后，席子佩因经营不善，经济陷入困境，张謇等人趁机将《申报》买下，张謇、赵竹君、应德闳出资，史量才任总经理，陈冷任总主笔，以合伙的方式接办了《申报》。如果仅仅靠报纸本身的销售，报馆不仅难以收回成本，而且常常亏损，中外报纸皆如此。“据《申报》核算，每售一份报纸即亏二分一厘。《新闻报》也是一样，每份约亏二分。”[18]为了盈利，报纸要利用广告增加收入，为了招揽更多的广告客户，就要扩大发行，报纸的发行量越大，越能吸引广告的刊登。为了扩大发行量，已经企业化了的《申报》《新闻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加强新闻报道，大量刊载通讯，尤其是北京通讯。《申报》有北京特约记者黄远生和邵飘萍，《新闻报》则有刘少少和张季鸾。《申报》从1914年5月初开始发表黄远生的通讯，直到1915年12月黄远生遇刺后，还刊登他的遗作《游美随纪》，前后有190 多篇。这些通讯报道了北京政界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同时分析时局，颇有见地，很受读者欢迎。其二，设立多种专刊、增刊、专栏，朝更加综合化方向发展，如《申报》《新闻报》两报的副刊《自由谈》和《快活林》。副刊文字通俗，形式多样，可读性和趣味性都很强。报纸还常设增刊，如《申报》“常识增刊”，介绍各种卫生、法律、道德等方面常识，面向中下层普通市民。副刊和增刊与专刊结合，能适应各种读者的需要。
实际上，报纸因其商业性质，在办报之初，就不得不考虑阅读面的问题。《申报》于1872年4月创刊时，就将雅俗共赏作为办报方针，认为古代记事志怪之文：“维其事或荒诞无稽，其文则典赡有则，是仅能助儒者之清谈，未必为雅俗所共赏。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19]但由于最初经营缺乏经验，印刷、运输、通讯等配套设施还不够先进，很多报馆盈利并不显著，甚至有所亏损。随着近代社会进一步发展，报馆改变经营方式，如上述《申报》《新闻报》的企业化经营，很多报纸开始了扭亏为盈。“《申报》自扭亏为盈以后，最初每年可获一二十万元的盈余，最多一年可达30 万元。《新闻报》的广告刊费收入1922年达到近百万元，扣去董事分红及各项开支，大约也有几十万元。”[20]为了盈利并在报界之间的竞争中胜出，报刊尤其重视发行量，增加更多面向广大中下层市民的内容。不仅报刊文体形式更趋活泼、通俗，其内容也空前丰富、实用。为了贴近城市民众的生活，各报有意增加社会上发生的奇闻逸事、花边新闻的报道，并另辟副刊，刊登诗词歌赋、小品文章，连载通俗小说、剧本，以满足不同阅读对象的需要，比如《新闻报》是当年上海销路最大的一份报纸，在市民中的影响甚至超过《申报》，其特别注重经济新闻和市场行情，为上海工商界所必订阅之报。沪上各娱乐场所，如游艺场、剧场、影院等每天上演的戏目广告，该报内容最齐全，而且每天照报不误，成为一大特色。近代上海的通俗文学报刊，大多脱胎于日报副刊，这些通俗杂志的栏目设置以休闲、娱乐为主旨，深得普通市民的喜爱，比如以《礼拜六》为阵地的“礼拜六派”，就是民国期间在上海盛极一时的通俗文学流派。
近代的报刊业，除了大报的发行，还有一类数量很大、读者很广的小报，尤其在上海，小报最为集中。小报的种类有文艺小报、戏报、游戏娱乐报、综合性的三日刊，还有一些揭露内幕秘闻的日报和黄色小报等。小报的内容和大报的文艺报刊有些类似，主要刊载文艺、休闲、娱乐性的内容，而且小报在休闲、娱乐性上体现更强。小报的始祖是李伯元1897年6月创办的《游戏报》，创办之初，作者主旨是以“游戏笔墨”来“讽喻人世”，里面内容主要是消遣趣味文字，如奇闻轶事、知识小品、游乐指南、诗词歌赋和文字游戏等，编排方式是每期二版，篇幅也较小，《游戏报》无论内容、文字还是编排方式上都开了近代小报的先河。此后不久，小报便风靡上海滩，书场妓院、街头巷尾，到处都有消遣性的小报，内容皆以消闲性文字为主，有些小报也体现出向享乐、情欲发展的倾向，比如1897年9月创办的《笑报》，完全是谈论捧妓、品妓的内容，《趣报》则提供给读者吃喝、玩乐、嫖赌的场所。小报曾于辛亥革命后沉寂了几年，1916年之后重新兴盛，这时期的小报很多是大型游乐场、剧场的指南报，如《新世界》《大世界》《大舞台》《新舞台》等。辛亥革命后，上海工商业日益繁荣，大批新式的游乐场相继兴办，新式剧场也替代了旧式剧场，为了扩大影响、增加收益，各公司便编辑报纸，给游乐场和剧场做宣传。一批名重申城的报界先驱兼鸳鸯蝴蝶派文士也参与进来，为大娱乐场办报，开始他们的小报生涯，如孙玉声主办《大世界》，来稿奉赠大世界月券，既是以文会友，成就不少城市文人，也为商家带来了人气，红火了生意。此外，先施公司有《先施乐园日报》，永安公司有《天韵报》，新新公司有《游乐场报》。西方现代商业文化、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近代市民娱乐文化等，皆在报刊这一特定空间中得以交融与杂糅。
综上，随着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报刊作为现代化的传媒手段迅速发展普及。拥有商业性质的报刊为了扩大发行量、增加收益，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变革，形式更加活泼通俗，内容上也渐渐加大迎合市民口味的信息。晚清产生的小报，更是以其独特的消闲娱乐性在上海滩风靡一时。报刊以其特有的巨大辐射力，促成并推进了城市文化空间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