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史”书写、伶工小传——史学性戏剧理论的开创
重视史学性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的文论家素喜用历史的眼光，将以往的文学进行整理和批评，编写了不少具有文学史性质的作品。假如说删《七略》而成的《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赋略》等是文学史的最初雏形的话，那么以后又陆续发展和创造了许多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75]黄霖先生把这些作品分以下几种体例：第一，题辞体，如《汉书·艺文志》等。即以作品为评价的主要对象，有系统、有次序地通过对于每一本书的评论而揭示一代或几代文学作品的大旨和源流关系，并对作者、版本等略作考订。在每一类作品前往往又写一总论。第二，传记体，如《唐才子传》等。这类著作以文学家的人物传记为中心，有重点地评价作家的文学活动和作品。有的还冠以总论，以叙述一代风貌。第三，时序体，如《诗源辨体》等。这类著作基本上是以时代为序，对作家、作品及每一时代的特点依次加以评析，有的还简要地阐述了有关的理论问题。第四，品评体，如《诗品》等。其主要特色是先将作家分成上中下三品，然后再“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第五，派别体，如《诗人主客图》等。其特点是以派论文，重在表述派系传承关系。第六，选录体，如《唐诗纪事》等。这类著作虽然也以人物为中心，辑录了有关本事或略加品评，但其特色是每人都附有一定数量的代表作品。在这六种体例之外，还有一类侧重论述文学史相关原理的论著，如《文心雕龙》中的《通变》及叶燮的《原诗》等。黄霖先生接着指出，以上的分法主要着眼于写作体裁。如果以时间来分，则有断代和通史的不同；以地域来分，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区别；以论述对象来分，还有分体文学史和综合文学史的差异。有的著作多体并存，相互交叉。总之，我国古代文学文艺理论批评在重视个体研究的同时，也兼重对“史”的研究。
然而，“史”的意识在中国漫长的戏剧理论批评中几乎是一个空白。中国古代文人受正统思想的影响，一直视戏剧为小道。从事戏剧活动的艺人，则和娼妓、杂役为伍，同列社会的最底层，长期受到正统社会的排斥和蔑视。中国传统文论中对于戏剧的研究，也比诗、文研究晚很多，并且一直处于边缘。很多资料零散地附属于笔记、杂录中，官方的文史典籍一般不设戏剧名目。纵观中国传统戏剧研究的成果：燕南芝庵的《唱论》，专门讨论戏曲演唱理论；钟嗣成著《录鬼簿》，属于戏曲创作论和作家评论；周德清《作词十法》、朱权《太和正音谱》、魏良辅《曲律》、李开先《词谑》、王世贞《曲藻》、吕天成《曲品》、王骥德《曲律》等，都是论词曲之学；李渔《闲情偶寄》，讨论了戏曲创作和教习、导演理论；黄旛绰《梨园原》，则是论戏剧表演的专著。虽有一些著作较多地含有“史”的成分，如夏庭芝《青楼集》较全面地记载了元代著名艺人，梁廷枏的《藤花亭曲话》也有意识地从古至今进行评析，但二者都不能称得上真正用“史”的意识来著述的戏剧理论作品。
真正的“史”意识的戏剧理论作品，首先应该在撰写之初就立意作史，或予以名目，或在序中加以介绍。中国戏剧理论的史学性研究是在近代这个中西交会的大舞台上，在西方治学方法的启示下，在对西方理论的吸收中建立起来的，这使其从一开始便具有了现代化的特征。翻阅近代报刊剧评，“名伶小史”“剧史”“艺术史”“戏史”等栏目俯首可拾，还有《近十年上海梨园变迁史》《春航小史》《民国十年来海上伶界之回顾》《五十年剧史》《京师三十年来梨园史》《北京戏剧变迁史略》《上海四十年前之旧剧史》《中国戏剧史发凡》《上海梨园沿革史》《后台头目沿革史》等剧史文章，及《伶官别传》《伶人传》《白牡丹传》《梅兰芳传》《小叫天小传》等伶人传记。注重“史”的研究，已经成为近代报刊剧评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些剧评和当时戏剧史学著作一起，开创了史学性戏剧理论的研究道路。
名伶传记在报刊中出现较早，近代首部期刊《瀛寰琐纪》于第5 卷刊载了一篇《燕市群芳小集》，小集中介绍“上品三人；逸品先声二人，继起有待；丽品先声四人，继起六人；能品先声四人，继起四人；妙品先声四人，继起三人”[76]。小集还接着评介王顺福、王湘云、时小福、曹小福等名伶，这虽然不是正式的名伶传记，但其对名伶资料所进行的有意识的搜集、评介，已经带有了传记的性质。1875年《瀛寰琐纪》首次刊载了正式的名伶传记，于第28 卷刊载《秦伶凤宝小传》和《姚伶宝香小传》，这可以看作报刊刊载名伶传记之滥觞。
用“史”的笔法来整理和评论戏剧的文章出现较晚，笔者见到的最早文章为1911年9月《小说月报》“杂俎”栏刊载的《梨园小史》，但内容实为名伶列传，介绍了路三宝、朱文英、谭鑫培、杨小朵、德珺如、田桂凤六位演员。比如，其介绍谭鑫培：“鑫培须生之名，洋溢九城。其出身固武生也，行事豪侠，有朱家、郭解风。因忆其一事录之，汪桂芬在申江时偶眷一妇……”[77]蠹仙命名为“小史”，是因为写作中借助名伶的介绍，回忆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伶界史事。
虽然直接命名为“史”的剧评出现较迟，但对于戏剧的考源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1905年12月16日，刘师培于《国粹学报》的第11 期发表了文章《古乐原始论》，该文的署名为“刘光汉”，文章以现实社会为基础，阐释了古代乐歌、乐舞及戏剧的起源。1906年3月25日，《新民丛报》第77 号“译述”栏发表了署名“渊实”的文章《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发展之关系》，阐述了由《诗经》到楚辞，到乐府、绝句，到诗余，到诨词、弹词，再到杂剧、传奇的嬗变轨迹。1907年1月15日，吴梅作《奢摩他室曲话》并作序，第1 卷论杂剧院本及论务头两章，第2卷为诸曲提要，为较系统的论曲文章。1907年5月31日，刘师培的文章《舞法起于祀神考》刊于《国粹学报》第29 期，文章用详尽的文字考证了古代用舞法以降神，并指出，秦汉以后，古乐失传，汉晋以降，乐舞亦亡，而人舞之法唯存于日本。1907年10月26日，刘师培又在《国粹学报》第34 期发表文章《原戏》，文章用大量的史料，论证出中国戏剧源于古代乐舞。
刘师培撰写这些文章的时候，西方文明已传入国内达几十年了。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史学界就曾掀起过“史学界革命”，批判封建的旧史学，倡导建立资产阶级的新史学。为支持这一倡导，刘师培曾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讲上古史事，断限至西周，该书的影响虽然不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巨大，但它首次研究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也体现出刘师培重视以经书为史料和强调考古材料的特点。刘师培能尽量吸收史学界新成果，如进化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汉民族西来说等。在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之际，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学派对西方文明采取抑西扬中的基本态度，以弘扬国学为目标，博采西方文化之长，对中国艺术、语言文字进行整理研究，深入探讨文化理论问题，发掘和阐释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他们引进西方的科学精神、方法，以新颖的角度来重释国学，对20世纪初的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受新思潮的影响，刘师培用南北地理环境和民情风俗的不同，来讨论《楚辞》的艺术特点，王国维写作《屈子文学之精神》，来探讨中国南北文化问题。1909年，王国维撰写了《戏曲考源》1 卷，指出：戏曲者，谓以歌舞讲故事也。自1910年3月1日起，王国维于《国粹学报》第63～67 期刊载《优语录》和《宋大曲考》。1910年6月26日起，王国维于《国粹学报》第67至69 期连载《录曲余谈》。1911年，王国维《古剧脚色考》[78]载于《国学丛刊》。在戏剧史学理论方面最具有开创性的则是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913年4月起，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79]开始于《东方杂志》连载，共连载16 章。第一章至第七章论述中国戏曲形成的过程，以“上古至五代之戏剧”“宋之滑稽戏”“宋之小说杂戏”“宋之乐曲”“宋官本杂剧段数”“金院本名目”“古剧之结构”为顺序加以探讨，第八至十五章论述元杂剧和宋元南戏，以“元杂剧之渊源”“元剧之时地”“元剧之存亡”“元剧之结构”“元剧之文章”“元院本”“南戏之渊源及时代”“元南戏之文章”为顺序进行探讨，第十六章为“余论”。
《宋元戏曲史》的撰写受到了西学的影响，其研究对象为戏曲，指导思想则为近代史学思想，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又用到中国最基本的考据法。在书中，王国维探讨了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从上古的巫觋，夏之俳优，春秋时代的优孟，汉唐的歌舞百戏、滑稽戏，到宋金杂剧院本、各种乐曲、说唱文学、小说、傀儡戏等，一一考证其来源、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特征，探求它们走向“真戏剧”的过程。王国维在书中进一步界定了“戏曲”的概念，划清了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与宋金以来的北曲杂剧之间的界限。王国维还对元杂剧进行分期，把其分为蒙古时期、一统时期和至正年代，比较清晰地描述了元杂剧的发展脉络。《宋元戏曲史》的出现，是中国戏剧理论进入严密、科学阶段的标志，揭开了近现代戏曲研究新的一页。
《宋元戏曲史》1912年底脱稿，1913年在《东方杂志》连载，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时用《宋元戏曲史》命名，后在出版王国维遗作时更名为《宋元戏曲考》。在王国维之前曾有苕水狂生所著《海上梨园新历史》[80]，该书内容分：“名伶列传”“遗珠补录”“歌舞丛谭”“剧名录”另外附有“各名伶拿手戏表”“游戏文”等。介绍了小叫天（谭鑫培）、孙菊仙、汪笑侬、王鸿寿等86 位上海有影响的京剧演员的生平艺事，和71 位演员的拿手戏目，其中“剧名录”列有《三门街》《潘烈士投海》等106出当时京剧舞台上的新戏，内容皆是作者的观剧见闻和鉴评，前有作者《自序》和吴门伧楚《序》两篇。虽然《海上梨园新历史》以“史”命名，但其内容仍然延续中国传统戏剧理论的辑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上海戏剧界史料，但其在研究方法上并无新意。所以，中国近代戏剧理论研究的新道路，应自《宋元戏曲史》始。
在此影响下，1912年后，报刊上纷纷出现对于戏剧本身和戏剧界整理、评论的文章，如笔者前文中所列《伶官别传》《伶人传》《白牡丹传》《梅兰芳传》《五十年剧史》《京师三十年来梨园史》《北京戏剧变迁史略》《上海四十年前之旧剧史》《上海梨园沿革史》《后台头目沿革史》等。这些剧评文章或爬梳剧目、剧场等历史，或为伶人作传，为晚清民初的戏剧发展保存了珍贵史料，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现以宣之的《五十年剧史》和豂子的《北京戏剧变迁史略》为例，略看其大概。
宣之的《五十年剧史》[81]，仅仅从名字看，此文应该是一部鸿篇巨制，至少也应如《宋元戏曲史》的规模。实际此文仅为五六千字，文章虽小，却内容丰富，涵盖了晚清五十年戏剧发展中的若干个重大问题。全文分十二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近五十年来戏剧之所以盛》；第三章，《皮黄之起源》；第四章，《最初之伶工》；第五章，《派别之流行》；第六章，《音调之蝉蜕》；第七章，《南北嗜剧之不同》；第八章，《沪上戏剧之沿革》；第九章，《京伶之讲艺》；第十章，《武剧之大概》；第十一章，《客串之日盛》；第十二章，《舞台组织之人物》。每章虽仅一二百字，却能陈述大概，有详有略。《五十年剧史》在理论上无特别之处，但其论述的“南北嗜剧之不同”“沪上戏剧之沿革”“客串之日盛”等都是当时比较新颖的议题，宣之眼光独特，被时人引用颇多，如：“鹤公携眷北上，频行出赠囊年所编纂之《七襄》九册，中有《五十年剧史》一篇，其第八节及第十节，题曰：‘沪上戏剧之沿革’曰‘客串之日盛’，所言多为近人之所莫悉，爱摘录之，以塞沪乘。”[82]陈伯熙著《老上海》也同样引用此段话，最后一句改为“以塞本书”[83]。
豂子《北京戏剧变迁史略》[84]全文分四部分：第一，剧场之变迁。附剧场内之戏价、戏单，剧场外之戏报及演剧场所之变迁。第二，演剧之变迁。a.戏剧有昔盛而今衰或昔衰而今盛者。b.词句之变革。c.戏剧日趋于花梢。d.行头之日渐华采。e.旧时规则渐次破坏。f.技艺渐次失传。g.梆子之派别及其兴衰。第三，场面之变迁。第四，班社之变迁。a.转戏之例废。b.跳班赶戏之进驰；文章似未连载完毕，但次年报纸停刊，如有未刊内容亦无法看到了。
豂子在文前有小序点明撰写此文的目的，他说：
中国戏剧，其历史上迁嬗之迹，苟欲考求之，非穷年累月、博极群书不可。盖中国历史上向无所谓戏剧史，亦无专书说戏。故即如是考求之矣，故得不得之数犹未可知。余虽有志于是，而力勿逮，亦决不敢侈言剧史，无已将北京戏剧自长庚以来，各方面之变迁举吾所知，
括而表出之，其庶几乎。[85]
可见豂子本有志于写戏剧史，但因精力所限，只将北京戏剧近几十年的变迁概括写出。遍览全文，豂子对于戏剧变迁的论述多泛泛之谈，着重于对现象的描述，没有深探变迁之原因，也没有对变迁的社会大背景作全面考察。豂子对于戏剧变迁的概括，也并不全面。豂子所论述的角度看似平常，具体内容却是别人不易觉察或不屑着笔的烦琐细微处，因此其所述皆颇有新意，对于史料的保存贡献很大，从其论述中也可以看到晚清至民初风俗的演变，如《剧场之变迁》一节中，对戏价、戏单、戏报的整理，都可以给后来研究者提供宝贵的借鉴。这正合了豂子开头所说的：“是篇所述，虽有似乎常谈，然多未经人道过者，盖凡近人笔记杂话，所已及者，皆不复赘言，以免剿袭。”这正是此篇文章的可贵之处。
近代报刊的史学性戏剧理论，开创了戏剧理论研究的新道路。此后，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徐慕云《中国戏剧史》和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略》《中国剧场史》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戏剧理论已在这个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