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功能理论的倡导
在文人传统的观念中，戏剧是小道，不登大雅之堂。观看戏剧演出则是消遣娱乐的方式，伶人是地位低贱的一类群体，即使在开放较早的上海，人们也同样将戏馆同酒肆娼楼并列在一起。在以经、史、诗、文为主的中国古代正统文论中，一向没有戏剧的地位。
晚清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和深重的民族灾难，社会变革迫在眉睫。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内知识分子在惨痛的现实面前进一步认识到“新民”的重要性，他们注意到小说、戏剧的教育作用，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言论宣传戏剧兴国，号召戏剧改良。
1902年，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9]。同时，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3 部传奇小说。在《劫灰梦传奇》一剧的《楔子》中，梁启超借剧中书生之口说道：
我想歌也无益，哭也无益，笑也无益，骂也无益。你看从前法国路易第十四的时候，那人心风俗不是和中国今日一样吗？幸亏有一个文人叫做福禄特尔，做了许多小说戏本，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了。想俺一介书生，无权无勇，又无学问可以著书传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几桩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几片道理，编成一部小小传奇，等那大人先生、儿童走卒，茶前酒后，作一消遣，总比读那《西厢记》《牡丹亭》强得些些，这就算尽我自己面分的国民责任罢了。[20]
这番话，即梁启超创作传奇的初衷，他以其理论宣扬和创作实践，拉开了近代戏剧改良的序幕。
在维新派宣传戏剧改良的同时，革命派人士也意识到戏剧的宣传教育功能。1903年底，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次年改名为《警钟日报》），发表了题为《告优》的社论：
无论那一类的人，没有不高兴听戏的，我们中国本来没有强迫的教育，不识字的人，不知多少，这些人既然不会看书，又没有什么阅历，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口头言语，多半是听戏时候得来，因为唱戏的情节是活灵活现的，又配著乐器，很容易动情，不知不觉的牵动了。看忠臣孝子的戏，就不觉发起忠孝的志向来；看英雄好汉的戏，就不觉羡慕起英雄好汉的气概来；看了武戏，就想打仗；看了淫戏，就想偷情。这个功效比那进学堂上历史班的工课大多了，所以各处的戏场，就是各种普通学堂，你们唱戏的人，就是各学堂的教习了。[21]
这篇文章宣告要通过戏曲警醒国人，号召戏剧艺人能投身政治，以戏剧救国。《警钟日报》发表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一文，号召“我青年之同胞，赤手掣鲸，空拳射虎，事终不成，而热血徒冷，则曷不如一决藩篱，遁而隶诸梨园菊部之籍，得日与优孟、秦青、韩娥、绵驹之俦为伍”，去投身梨园。“上之则为王郎之悲歌砥地，次之则继柳敬亭之评话惊人，要之足以发舒其民族主义，而一吐胸中之块垒。此其奏效之捷必有过于劳心焦思、孜孜矻矻，以作《革命军》《驳康书》《黄帝魂》《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千万倍彼也。”[22]陈去病的这篇文章强烈呼吁用戏剧去教育民众、感化人心。
1904年9月，陈去病、柳亚子、汪笑侬、吴梅等经过奔波筹划，集资招股，在上海共同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本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这本杂志热情鼓吹戏剧改良运动，但仅出版两期，便遭到政府查禁。其首期发表的《招股启并简章》、柳亚子《发刊词》、陈去病的《论戏剧之有益》[23]，都是戏剧理论代表性文章。《招股启并简章》提出了“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是杂志创办的唯一目的。柳亚子的发刊词大声疾呼：“今所组织，实于全国社会思想之根据地，崛起异军，拔赵帜而张汉帜，他日民智大开，河山还我，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之壮剧、快剧，则中国万岁，《二十世纪大舞台》万岁。”《发刊词》提醒人们重视戏曲的社会作用，鲜明地把戏剧改良和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矛头直接指向清朝统治者。
针对中国传统轻视戏曲的偏见，戏曲改良理论倡导者们从戏曲渊源上，指出戏曲与古乐、古诗等正统文化同源，进而指出戏曲没有理由被长久排斥在正统之外，它应该是正统文化的一部分，这就使得戏曲功能的提高从根本上具备了合理性，如陈独秀（署名三爱）《论戏曲》指出：
即考我国戏曲之起点，亦非贱业。古代圣贤均习音律，如《云门》《咸池》《韶护》《大武》等之各种音乐，上自郊庙，下至里巷，皆奉为圭臬。及周朝遂为雅颂，刘汉以后，变为乐府，唐宋时变为词曲，元又变昆曲。迄至近二百年来，始变为戏曲。故戏曲原与古乐相通者也。[24]
戏曲和诗、词一样，源自古乐，古代圣贤皆习音律，戏曲之起点并不是低贱行业。王钟麒《剧场之教育》指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古人重视戏曲的社会作用，“鸿儒硕士”亲自撰演戏曲，社会的发展才合乎正轨，如果忽视戏曲，演戏之权掌握在“里妪村优”手里，那么他们演的淫亵、劫杀、神仙鬼怪等戏，对社会发展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戏曲改良者们在倡导理论时，还喜欢大量引用外国的事迹，来说明戏曲在诸国启蒙、富强中的巨大作用，如欧榘甲《观戏记》中用了法国和日本的例子说明戏曲在快速激发国民爱国精神方面的作用。作者论述了在法国观戏的情景：
凡观斯戏者，无不忽而放声大哭，忽而怒发冲冠，忽而顿足捶胸，忽而摩拳擦掌，无贵无贱，无上无下，无老无少，无男无女，莫不磨牙切齿，怒目裂眦，誓雪国耻，誓报公仇，饮食梦寐，无不愤恨在心。故改行新政，众志成城，易如反掌，捷于流水，不三年而国基立焉，国势复焉，故今仍为欧洲一大强国。演戏之为功大矣哉！在日本观戏时，“日本人且看且泣下，且握拳透爪，且以手加额，且大声疾呼，且似相耳语，莫不曰我辈得有今日，皆先辈烈士为国牺牲之赐，不可不使日本为世界之日本以报之。记者旁坐默默而心相语曰：为此戏者，其激发国民爱国之精神，乃如斯其速哉？胜于千万演说台多矣！”胜于千万报章多矣！[25]
梁启超、王钟麒等也经常援引日本、欧洲强国的例子，来宣传戏剧的醒民兴国作用。
对戏剧社会作用的宣传，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些夸大，在理论上也有不严谨之处，但这些文章为轰轰烈烈的戏曲改良运动吹响了嘹亮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