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经过诸章论述之后，报刊戏剧理论批评的整体轮廓浮现出来。此时我们再将近代的戏剧理论批评与传统戏剧理论批评相比较，从整体上观其主要特点：
一、传统戏剧理论批评多以论著的形式发表，近代戏剧理论批评则多是刊载于报刊的“剧评”。晚清的戏剧理论批评涌动着两股潮流，其一是政治形势下戏剧功能的拔高和戏剧改良论，其二即报业发展基础上“大众化”剧评的兴起，这两股潮流推动戏剧理论批评从传统进入现代。近代其实为一个酝酿和突破的过程，是传统和现代的嬗变过程。
二、传统戏剧理论批评以“品词论曲”中心，近代戏剧理论批评则多为“现实观感”。近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从文学观念而言，其显著特征即“变‘实利所归，一人而已’的封建文学为‘万姓所公’的国民文学”[1]。不论是以戏剧来“使民开化”，还是评论当下的戏剧演出，戏剧评论都带有强烈“现实性”。晚清时期，在“西学”熏染和社会形势影响下，富有理论色彩的文学论文开始大量出现，文学批评的术语也开始更新，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和白话文受到重视，同时报刊论说紧密联系现实，论说栏目的新闻性同时带动了文学批评的现实性。出版速度的加快和读者对时新资讯的期待反映到报刊内容上，要求内容倾向现实、倾向大众化的话题。
三、传统戏剧理论批评多属知识分子的“自我实现”的封闭空间，而近代戏剧理论批评则因报刊而形成了一个公共的言论空间。报刊自产生起，即带有“公众话语”和“公共空间”的特点，主要以报刊为载体的近代戏剧理论批评，自然被纳入这一空间之内，“一登于新闻纸内，则千里如同面谈”[2]。同时，近代社会结构的解体促进了批评主体的重组，戏剧理论批评的主体由传统的“士”转变成报人、记者、教师、演员、学生等各种职业和身份的组合。这也使得戏剧理论批评的氛围更加浓烈，思想更加自由，空间内有交流、碰撞、整合和创新，促进了戏剧理论的现代化进程。
四、不同于传统戏剧理论的“雅致幽深”，近代戏剧理论批评呈现娱乐化、感官化趋势，并朝着通俗化方向发展。首先，休闲娱乐倾向是人性本能之一，商业模式运作的报刊，为扩大销售量，必然考虑读者的喜好。娱乐消闲性成为大众报刊的一项重要功能，人们在阅读报刊时，不仅获得信息，还要享受休闲愉悦感。报刊自己也声称，“夫新报之开馆卖报也，大抵以行业营生为计”[3]。为扩大发行量，报纸在编辑上注意迎合中下层读者的阅读趣味。其次，近代上海市井中茶榭、烟寮、书楼、戏馆林立如云，为广大市民营造消遣娱乐氛围的同时，也为报刊提供每日新鲜有趣、丰富多变的题材。“沪上观客对于花旦首重噪貌，做工以骚荡为上乘，反是则虽有路（三宝）侯（老十三旦）之艺，鲜有不遭白眼者，余不觉为有艺无色之名旦扼腕也”[4]，观众的喜好影响着一部分剧评专注于“品色评技”，体现重声色、喜巧技、好新奇之通俗化倾向。
五、另一点完全不同于传统戏剧理论之处，即近代戏剧理论批评受到“西学”之影响，包括西方的思想、戏剧理论和戏剧表演形式。西学常论“人”，“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真实实在的东西；因为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有理性的东西；人乃是理性的尺度”[5]。梁启超在其《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发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原因之一是“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思考小说、戏剧同人性的关系，拉开了戏剧改良思潮的序幕。在西方的戏剧表演形式影响下，早期话剧产生，全新的戏剧演出形式，让国人惊奇之余，开始反思中国旧剧之弊。受到西方戏剧理论和“学科”观念影响，近代戏剧理论中产生了“戏学”“剧学”概念，《宋元戏曲史》开辟了戏剧理论研究的新道路。
近代的戏剧理论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古与今、雅与俗、中与西的各种因素对话，中间又经过对立、交融、协调、整合，形成了新的格局。近代报刊剧评，便是这个转型时期各种因子碰撞和交融中的产物。
近代报刊戏剧理论批评对于戏剧史研究，尤其是京剧史研究亦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本书主要从文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着笔，所以这一方面论述较少。
在本书第一章报刊剧评产生背景的介绍中，晚清民初戏剧活动繁荣对报刊剧评的出现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论述。报刊剧评形式论中，“剧评”这种主要的文体形式的相关论述也可以进一步扩展。讨论内容时，报刊剧评对传统戏剧理论的充实和完善这一重要方面论述得不够具体。报刊剧评作者群体同近代其他文学形式创作群体，比如小说创作群体等进行比较、综合研究，会更加全面。在最后一章报刊剧评与近代大众文化的关系中，也有很多细节方面需要深入。报刊戏剧理论批评的研究刚刚开始，由于研究内容庞大，一些论述还不够深刻，也难免会有漏误。
文中的粗浅和不足之处，恳请各位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注释】
[1]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 页。
[2]《论各国新报之设》，《申报》1873年8月18日。
[3]《论本馆作报本意》，《申报》1875年10月11日。
[4]蒋鹤鸣：《鹤鸣轩剧谈》，《大世界》1918年3月17日。
[5]〔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著，荣震华、李金山等译：《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