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剑云
周剑云（1893—1967），原名江潮、华熙，字剑云，别号醒梦，室名剑气凌云楼，自号剑气凌云楼主，笔名剑云，安徽合肥人。小时候就学于尚贤堂及江南制造局兵工中学，中途辍学，踏入社会，做过爱俪园藏书楼主任、新民图书馆编辑等。周剑云自小喜欢京剧，他的剧评散见在《七天》《民国日报》《新世界》《先施乐园日报》《药风日刊》等报刊。1916年曾任《新世界》主编，1920年5月创办《解放画报》，1921年春办《春声日报》，1922年他与郑正秋、张石川等发起组织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从事电影事业，成为现代著名的电影企业家。周剑云于1918年编《鞠部丛刊》两大册，内容以京剧为主，兼及昆曲、新剧、曲艺，全书分《霓裳幻影》《剧学论坛》《歌台新史》《戏曲源流》《梨园掌故》《伶工小传》《粉墨月旦》《旧谱新声》《艺苑选萃》《骚人雅韵》《俳优轶事》《品菊余话》12 个部分，约50 万字，内有众多清末民初文坛名流题诗、著名剧评家撰稿，书中载有大量剧评和剧论，为一部重要的近代戏剧史料、理论总集。
周剑云小时候家境殷实，中学前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喜欢戏剧，曾说：“我自幼嗜好京剧。”[69]在中学时，周剑云就喜欢读《民报》《新民丛报》《民呼报》这些刊物，因为它们“宣传革命大义，激发民族思想，介绍新的学识，抨击旧的制度，少年豪气，影响甚巨”[70]。也是从那时候起，周剑云认识了常在《民立报》发表剧评的郑正秋，“适投所好，不觉心仪其人，这是我们的神交之始”。周剑云文笔很好，常用各种笔名写些政论，投向《民立报》《天铎报》《中华民报》等报刊，“一篇登出，欢喜若狂，但是因为有正秋兄的珠玉在前，总不敢写剧评”[71]。清末，周剑云父亲的事业失败，隐居不出，周剑云的学业无法得到支持，便离开学校，踏进社会，“挑起经济担子，去做文字劳工，自忘浅陋，开始写作剧评”，这是周剑云撰写剧评的开始。那时候郑正秋已经办了新民社，但是在里面受到倾轧排挤。当时正任《金声日报》笔政又为《飞艇报》写稿的周剑云，便在报上发文为郑正秋鸣不平，“正秋兄日读我文，竟生知己之感”，以后二人成为至交。1914年，周剑云加入孙玉声主办的启民社，编演以“二十一条”为题材的《征鸿泪》，这个剧慷慨激昂，非常震撼人心，可惜启民社只维持了1年时间旋即解散。1919年，周剑云和郑正秋、郑鹧鸪等人一起创办新民图书馆，周剑云任总编辑，于是他脱离了爱俪园。此后，周剑云还曾主编《药风月刊》《解放画报》，1922年，因书业“放账容易收账难，资本愈用愈少，债务越放越多，周转不灵，不易发展”，放手不干，开始办明星公司。
周剑云的剧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关是于新剧，其二是关于以京剧为主的传统戏剧，其三是评论演剧、编剧、评剧。周剑云提出“新剧革命”的戏剧改良主张，在他的心目中，“新剧”应该是一种有益于社会的崇高艺术：“新剧何以曰文明戏？有恶于旧戏之陈腐鄙陋，期以文艺美术区别之也，演新剧者何以不名伶人而称新剧家？因其智识程度足以补教育之不及、人格品行可以作国民之导师也。”[72]然而，纵览十余年来的新剧史，周剑云也不得不感慨优秀的新剧家难觅，而老板大都唯利是图，演员则多智识低下，乃至江河日下，丑态百出，“新剧乃成罪恶之薮，淫盗之丛，众矢之的矣”。他指出，社会上流行的这些泛滥“新剧”实为“伪新剧”“伪新剧乃真新剧之障碍”“伪新剧一日不消灭，真新剧一日不克实现”“今之新剧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矣”，只有“毅然决然起而革命，驱伪新剧于绝地”，才能“挽回新剧名誉，实施社会教育”[73]。为了谋求“新剧革命”，周剑云建议政府组织专门机构，制订有关的法令；有志于“真新剧”的同仁组织模范新剧团，严定规则，共同遵守：无剧本之剧，虽佳不演；违背宗旨之剧，虽能卖钱不演；演员无普通学识，虽聪明不收；有恶劣行为，虽名角必除，如此等等。除了加强组织措施和道德教育之外，周剑云在“阐戏剧之原理，谋艺术之革新”方面也发表了不少见解，总的说来，纲领有两个：其一，“折中主义”；其二，“法治主义”。关于“折中主义”，他说“不可守旧，不可过新，是宜取折中主义，世界眼光不可无，本国风俗不可背”[74]，“文字不能废诗，戏剧断不能无唱，文言之不足，诗以咏叹之；做白之不尽，歌以振发之。两者相辅而实相生，倘能繁简互济，演唱并用，宜雅宜俗，不高不卑，务使观剧者无男女长幼，各投其好以去，合于多数心理，是则莫善于演唱参台剧矣”[75]。可见，周剑云要“折中”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新旧、中西结合的基本精神，又涉及说白和歌唱等具体表演，乃至繁简、雅俗等艺术风味。周剑云既反对因循守旧，又反对“矫枉过正”，力求“不偏不倚之谓中”的原则。他采取“折中主义”，也是考虑到当时观众的“多数心理、从实际出发”。至于“法治主义”，则是要求脚本、表演、化妆、服装，布景等均要符合情理，遵守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搞“人治主义”。“这对于当时新剧界，或僵化不变的公式化，或胡编乱来的任意性，都有极强的针砭意义，保障了戏剧艺术的完整性和独立性。”[76]周剑云提出剧本对于新剧的重要性，当时新剧界，最初很多演出根本没有剧本，后来也并不重视，往往“任意为之”，故或“平铺直叙，精采黯然”，或“一旦启演，则扞格不合”，或“不伦不类，直不成其为剧”，周剑云肯定剧本的重要性，鉴于写作剧本比较艰难而建议“宜多翻译外国剧本，以为模范，然后试行仿制”，不失为一种切合当时剧界实际的办法。
周剑云评论旧剧的文章很多，主要集中在他《剑气凌云庐剧话》（有时署为《剑气凌云楼剧话》《剑气凌霄楼剧话》）中。也有一些散作载于各报刊，如发表于《七天》杂志的《刘鸿声之〈空城计〉》，及载于《新世界》的《沪伶杂评》，周剑云还有一些曲艺评论，如评“刘宝全之大鼓”。周剑云的剧评多是观剧之后，对演员唱工、做工的感性评价，也有一些伶界现象评论，虽缺少系统的理论阐述，也有不少精到之处，如他评刘鸿声上场引子“‘四轮车’，‘车’字用鼻音延长妙极”“‘两代贤臣’之‘贤’字纡徐得势”“‘虽设下空城计我心中不定’三句为佳，惟鸿声将‘定’字改为‘稳’字未免求工反拙”，出语简单，但可看出周剑云对旧剧的谙熟程度。
周剑云还评论了上海戏剧界的“海派”现象，他说：
沪上梨园有所谓“海派”一名词者，盖指北来伶人久居此邦，染得恶习之意。此名词为真知顾曲者所深恶，而为一般沪人所喜，其故则以沪人俗尚如此。
戏剧既为往古来今之人类写真，演者即不得有不近情理，悖戾人事之举动，苟其有之，则在演者为失职，观者见而赞之，则为助恶，评剧者有指陈得失、劝善惩恶之责。[77]
周剑云认为“海派”的做法在戏剧表演上不值得推崇。戏剧首先应追求真实，尊重历史。戏剧是对古往今来人类悲欢离合的演绎，表演者不能有特别夸张、不近人类常情、有违人类常理的举动。如果演员在舞台上出现了这样的表演，则是表演者的失职，如果观众还赞许这种行为，就是助长了不好的风气。所以，戏剧评论人有指陈得失、劝善惩恶的责任。因此，周剑云尖锐地指出，他谈戏剧，本应该谈戏剧本身，为何谈观众，是由“海派”一词引发。伶人最初到上海严守京剧的规矩，后来逐渐开始在表演时出现油滑的对白、离奇的化妆和多余的做工，这都是由多数上海人造成的。
周剑云深入分析“海派”形成的原因：
予谈剧，自当谈伶人所演之剧，何以牵涉沪人之多数观客，曰：此盖根据“海派”一名词而发也。伶人多北产，其初来沪，胡敢不守矩矱，胡敢演正剧而杂以油滑之口吻、离奇之化妆、节外生枝之作工，予不怕得罪沪人，敢直捷以答曰：实多数沪人有以造成之也。[78]
周剑云继续指出伶人例子，如“赵如泉居沪久，其油滑最甚，可谓海派优伶之冠，彼演《梅龙镇》对李凤姐大叫‘拿摩温’‘凡来过得’，演《黄鹤楼》而骂诸葛孔明‘滑头码子’，演《宏碧缘》之鲍士安化妆直类小丑，演《徐策跑城》而大翻空心斛斗……”[79]但对于这种“知识卑劣”“不安分”的无理举动，“多数沪人不然，且鼓掌喝采以表欢迎”，怎么能不让那些伶人更“变本加厉”呢，周剑云希望多数观众能对海派伶人“加以注意”。而制止这种倾向方法，周剑云建议，其一，可以用“喝彩法”。“彩有正倒，我服其纯则扬声以荣之，我厌其野则抗声以辱之”。其二，“报以通声打通之法”“人即有不爱名誉而当场受辱，未有不知难而退者”。[80]周剑云敏锐地对新出现的“海派”现象进行分析，提出“海派”因观众而产生，实则道出了近代市民是这种文化的基础，从此处可见周剑云极强的洞察力。
周剑云还在《剑气凌云庐剧话》中，提出“扮演人之性格与剧中人之身份是否相合”的命题，这是他独到的表演批评。他认为：“合则不求工而自工，不合则逾求工而愈拙。”并就《红楼梦》中的人物与当时的名伶作了分析。这些评论体现了他与众不同的眼光和对剧本、演员的深刻体悟。他说：
冯春航性情冷僻，近于黛玉.而躯体病肥，又自甘堕落，与颦卿好胜之心大相悬殊，不得已勉拟宝琴。梅兰芳品貌才情，高人一等，拟林姑娘，固无第二人可夺其席。贾璧云有憨趣，近乎香菱，然彼又擅长媚术，善以姿色惑人，曾假此以立党，与春航为敌，亦犹不善读《红楼梦》者，曰：吾爱钗，不爱黛玉也。于是拟宝钗。毛韵珂豪情爽气，善博人欢，介于梅、冯、贾之间，而能别以技能见长，可拟湘云。欧阳予倩于《红楼》一书无人不取，无剧不演，究其实，则熙凤最似，此亦合于性情者也。[81]
周剑云评论了梨园广告这一现象，他指出“广告与营业有莫大之关系”，各戏馆“互相效尤”，乃至“申新两报之第三张纵横排列，不留余隙，五花八门、各类其妙”[82]。但是，“开戏馆者无不抱金钱主义，含吹牛性质”“牛皮虽厚，久吹必穿”。如果戏馆不“巩固其根基、充满其实力”，而“一味以油滑手段欺骗看客、投机心理迎合来宾”[83]，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必会“信用扫地”，广告业不会再发挥丝毫效力。这些评论都颇有见地。
关于演剧、编剧、评剧的批评，主要体现在周剑云《三难论》[84]一文中。周剑云强调演员必须勤学苦练，专心于艺术，数十年如一日，“勤加研讨、覃思精进”，不可“专务虚名，不求实际”，更不能“放纵恣肆，分心外务”。要“唱做念表，声容状态，色色具工”，以致“扮一人像一人，演一剧绝一剧”，这样才能“鼎鼎大名，始克千古不朽”。至于编剧，周剑云认为应该先立主旨，在主旨确定之后，再从事布局，“起伏相乘，首尾相通，经纬脉络，有条不紊”“一人有一人之身份，一人有一人之吐属，形容不可太过，贵能适可而止”。然后，再分场分幕，“划清界限，点醒节目”，如是，“一剧之大体已具”。而当时编剧家大多“但凭剽窃割裂，杂凑成篇，支离破碎，殊不足观”。编剧时“任意为之，不加详查”，演的时候才发现“扞格不合”，或“动辄三五十幕，平铺直叙，精采黯然”，所以周剑云感叹编剧人才难得。周剑云认为，在评剧方面，需要“一方面灌输戏剧知识于阅者，一方面监督伶人之艺术，西国行之已久，吾华文士起而效之，法良意美，原甚可嘉”。然在现实中充斥于报刊的往往是老生常谈，味同嚼蜡，更有甚者，或假充内行，大言不惭，或抄袭旧作，据为己有，或受人津贴，一味捧场，或感情用事，倡为党论，乃至党同伐异，倾轧成风，搞得剧界乌烟瘴气，难有宁日。
为此，周剑云对“剧评家”提出四项基本要求：“第一当有定见”“第二当有学识”“第三当有经验”“第四当有辞藻”。“有定见方不致随波逐浪，以耳代目”“有学识则对于脚本之罅漏，情理至谬妄，结构上之冲突，词句上之矛盾，常人所不及察者，我乃独具只眼为之”“有经验则观摹既广，比较斯生，如见鄙俗之伶自作聪明，逾规越矩，破坏格律，我可援成法以责之”“有辞藻则用笔无往不宜。评旦角用清丽之笔，评丑角用诙谐之笔，评生角用正大之笔，评净角用豪浑之笔，评文剧用绵密之笔，评武剧用雄壮之笔。曲折而明晰，具有摄人之魄力，则事半功倍，自然胜人一筹”。这四项要求在当时剧评界皆能胜任者，鲜之鲜矣。就评论的对象来说，周剑云主张要根据伶人、新剧家、票友、坤角等不同情况，来区别对待，“分四种眼光，不可一视同仁”。如旧伶工，本少知识，故“仅可衡其艺术，品德尚在其次，苟无遗害风俗之大恶，即不必横生枝节；遇有嘉言懿行，须代为表扬，以劝其余”。而新剧家，多自命开通之士，怀抱改良社会之宏愿，故必须“首重品格，严加监督，免其言行不符，功未见而祸已酿”。至于坤角、票友等，都不可求全责备。周剑云还认为，批评家的责任在于申斥“鄙夫”“狂奴”，识拔屈居人下的“千里马”。这些评论都相当现实，虽无高深理论，但绝无空发之议论，而是针对剧界现实进行认真思考之后的发声，对当时戏剧上的弊端实观某种程度上的纠正，对当时戏剧界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剑云文笔极佳，他的剧评往往能以妙笔引人入胜，剧评范围也涉及较广，有戏剧功能论、改良论，新旧剧的表演、演员批评，剧界现象批评，乃至编剧等。周剑云的剧评虽然没有引经据典的大作或超逸拔俗的高论，但他从不发空言，他的评论不论何种视角，大都能从现实角度出发，针砭弊病，并提出改进之法，文采斐然，井然有序，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可以说，周剑云是一个能洞察现实、分析现实并能致力于改造现实的人。周剑云才干出众，因家道中落，很早步入社会，这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个人亦有侠义豪情，干事创业、自强不息，困难时能坚韧不拔、深谙斡旋之道。他的能力得到同行的一致赞赏，所以明星公司众人当时称他为“狐狸”“‘明星’的财神爷”“明星公司保险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