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评剧人概观
报刊剧评浩如烟海，剧评人亦恒河沙数，除连载剧评和某些多产剧评家著写的剧评之外，几乎每篇的作者都不同，更有一些剧评作者无名姓可考。有些报刊的剧评主笔为某个或某些剧评家，其他剧评人的作品则较少，如《游戏杂志》《俳优杂志》剧评撰述者主要是冯叔鸾，《申报》剧评的作者主要是玄郎、健儿、瘦碧、瀛仙、天亶、便便等人，这些人或剧评多至几十篇，或连载剧话，其他如鹓雏、鹤汀、笙阳、钝根、曾言、剑痴、柳遣等人则大多只有一至几篇。《顺天时报》的剧评主笔为辻听花、《盛京时报》剧评主笔为穆儒丐等。另外一类是报刊没有明显的主笔，如《娱闲录》除连载剧评外，每期无固定的主笔，期刊1年内刊载的剧评涉及作者约40 人。一些小报如《新世界》《先施乐园日报》《晶报》等，剧评数量和剧评作者都很多。
纵览整个近代报刊剧评，较多产且有代表性的剧评人有：
冯叔鸾、辻武雄、穆辰公、周剑云、张厚载、郑正秋、黄远生、徐凌霄、冯小隐、杨尘因、徐半梅、管义华、刘豁公、沈肝若、詹脉脉、严芙孙、姚鹓雏、张秋帆、朱瘦竹、叶楚伧、王梦生、恽秋星、尤佩楚、乔荩臣、陈澹然、武樗瘿、沈睦公、陈企白、宋痴萍、舒舍予、凤昔醉、何海鸣、郑鹧鸪、史叔愿、夏秋风、陈范我、张肖伧、姜杏痴、庄荫棠、欧阳予倩、姚民哀、汪切肤、朱双云、袁寒云、陈啸庐、谢慧禅、蒋箸超、姚华、吴梅、王国维、柳亚子、穆诗樵、李警众、韩天受、李涛痕、庞檗子、陈世宜、沈芳尘、王笠民、曾孝谷、蒋鹤鸣、陈景韩、沈冰血、陆瘦郎、王钝根、谷剑尘、汪侠公、李浮生、郑子褒、黄覕子、郑醒民、潘公展、玄郎、子宪、瘦碧、偷闲、尘影、寿彭、野驴、正冬、太空、菊蝶、亚云、天晓、冰盦、耕尘、鹤汀、悦子、璞庵、非禅、仙芝、醉厂、雪岑等近百人。
早期的剧评人主要是传统文人，近代第一篇剧评是1872年6月4日载于《申报》的《戏园琐谈》，这则剧评没有署名。1872年7月9日晟溪养浩主人的《戏园竹枝词》，描述了上海“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的场面。随后1872年7月12日，《申报》刊载了署名鸳湖隐名氏的《洋场竹枝词》，词中提到“周文杨武共相推，三喜胭脂点两腮”和“今宵新彩兼新砌，招纸贴来到处传”这些戏园演出和宣传的情景。同年9月9日，又刊载署名花川悔多情生的《湖北竹枝词》，描述道“丹桂茶园金桂轩，燕赵歌舞戏新翻。人人争看其称好，闲煞笙箫山雅园”，是京剧兴盛、昆腔冷寂的场面。1873年2月3日，《申报》刊载都门惜花子的《观剧闲评》。1873年3月《瀛寰琐纪》于第5 卷刊载了一篇糜月楼主《燕市群芳小集》。1874年5月《瀛寰琐纪》第20 卷刊载了署名西佘山樵的《观剧杂咏》。
早期的剧评作者除“糜月楼主”已知为谭献外[1]，其余作者皆不知是何人，若要考证须费一番功夫，而且往往难以入手。但从名字“晟溪养浩主人”“花川悔多情生”“都门惜花子”“西佘山樵”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皆类传统文人的雅号。他们对戏剧的评论也多用“竹枝词”“杂咏”“小集”的形式，依然延续着传统文人消闲遣兴的习惯。谭献（1830—1901），是同治元年举人，曾任含山知县，后应张之洞邀请，主讲于经心书院。谭献诗词皆工，所著的诗文总名为《复堂类稿》，可见他是个受到传统经史、诗文教育的文人。从1872年剧评诞生到1901年这一阶段内，剧评撰写者大多是此类传统文人。
1902年起至1911年，报刊剧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剧评执笔者主要是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知识分子。1902年，《新小说》创刊，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视小说为文学之上乘，论述了小说所具有的“熏”“浸”“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从创作方法上把小说分为理想派和写实派，分别论述其特点。他强调“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2]。在梁启超撰文号召“小说界革命”时，小说的概念是包含戏剧的。“乃读实甫之《琴心》《酬简》，东塘之《眠香》《访翠》，何以忽然情动，若是者，皆所谓刺激也”[3]，这里含着戏剧和小说一起改良的初衷，把戏剧文本作为小说一起来看待。1903年9月6日，《新小说》第7 号刊载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可看作是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的肯定与补充。欧榘甲的《观戏记》载于美国旧金山的华文报纸——1903年的《文兴日报》。1904年5月30、31日，6月1日健鹤于《警钟日报》第95、96、97 号发表《改良戏剧之计画》，强调戏剧改良社会的功能。1904年9月（甲辰八月初一）《安徽俗话报》第11 期“论说”栏发表了署名三爱（陈独秀）的《论戏曲》，指出：“唱戏一事，与一国的风俗教化，大有关系，万万不能不当一件正经事做。”“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4]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载于《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10月第1 期，《二十世纪大舞台》同期还刊载了陈去病的《论戏剧之有益》。观云（蒋观云）的《中国之演剧界》，载于《新民丛报》1905年3月20日第65 号。1906年3月25日《新民丛报》第77 号，发表渊实（廖仲恺）《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发展之关系》。1907年10月7日《月月小说》第1 卷第9 期，有王钟麒（天僇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作者大声疾呼运用小说这种文艺形式普及爱国思想，以图存救亡，提出了改良小说的主张，同时贬低当时出现的小说，认为其“无丝毫之价值”。1907年，《小说林》创刊，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词》中又特别强调了小说的美学特征。1908年2月21日《中外小说林》第2 期，载有棣（黄世仲）的《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重轻》。1908年《月月小说》第2 卷第1 期刊载天僇生（王钟麒）的《剧场之教育》。除了对戏曲改良理论的提倡之外，这一时期还有：1907年3月《小说林》第2 期开始，吴梅于“文苑”栏连载《奢摩他室曲话》，天虚我生（陈蝶仙）从《著作林》第5 册开始连载《古今词曲选》，连载到第15 册结束，立群（管鹤[5]）于《新朔望报》发表《菊部杂说》《沪上演剧纪略》等剧评，并连载于《菊部丛谈》。
这一时期的作者群体中，梁启超（1873—1929）自幼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还曾赴京参加会试。梁启超在接触西方学说后眼界大开，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并致力于维新变法运动。梁启超曾主《万国公报》和《时务报》笔政，又于1897年筹办《知新报》。维新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在日期间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主编《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后又创办了《新中国报》《庸言》等报刊，他的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梁启超的最初身份是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1897年10月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还曾被光绪帝赐六品衔，但不久便流亡日本。民国成立后，梁启超在政府内任职，后退出政坛，曾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梁启超的职业身份，有举人、教习、政客、学院导师等，但究其一生，他一直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并筹办主持报刊进行舆论宣传，他自己也常以“报人”自称。陈独秀（1879—1942）曾于1896年中秀才，后因反清被通缉逃亡，1903年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日报》，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后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帮章士钊办《甲寅》杂志，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改名《新青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每周评论》，五四运动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早中年的诸多活动，是以办报为主，他先后办报数十种，宣传革命思想。陈去病曾任《警钟日报》主笔，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后参加《中华新报》的编辑工作，主编《越铎日报》。蒋智由先是参加《新民丛报》的编辑工作，后编辑《浙江潮》等，任《政论》主编。廖仲恺是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他的一生以政治活动为主。黄世仲曾在《社会公报》《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香港少年报》等十多种报刊担任主编或者编辑工作，先后创办《少年报》《广东白话报》《中外小说林》等报刊，是一个勤勉的报人，同时还是小说家、革命家。王钟麒先后为《神州日报》《民呼报》《天铎报》等主笔，还创办了《独立周报》。黄人曾是秀才，曾任东吴大学文学教授，1907年主持《小说林》杂志。吴梅（1884—1939）终生执教，从1905年到1937年，曾任职于东吴大学堂、南京第四师范、上海民立中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光华大学、金陵大学等，并一生致力于戏曲和其他声律的研究与教学。陈蝶仙为清末贡生，曾创办、编辑《著作林》杂志，并任《游戏杂志》、《女子世界》和《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后创办实业。管鹤曾任《新朔望报》《国华报》主笔，主编《天足会报》。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剧评的撰写人常兼多职，梁启超、陈独秀、陈去病、蒋智由、廖仲恺、黄世仲等都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且多曾于政府任职。但除廖仲恺外，其余大都是著名的报人，曾创办或编辑报刊，其剧评多是为其政治思想做宣传。王钟麒、黄人是著名的作家、文学理论家，同时二人也是著名的报人。吴梅一生主要从事教学、戏曲研究活动，陈蝶仙和管鹤亦一度从事报刊活动。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报刊剧评作者结构较上一时期更为复杂，上一时期的作者还多为传统文人，所作也多为消闲吟咏之作，这一时期，社会活动家、革命家为戏剧的疾呼，提高了戏剧在文学中的地位，从而引起社会的关注。维新派和革命派都认识到报刊的作用，纷纷利用报刊作为自己宣传的阵地，所以这一时期的作者多为报人。同时，这一时期内出现了吴梅这位近代戏曲大家，其戏曲理论研究可谓是延续古典戏曲理论的道路，他的理论是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在近代的全面总结。这一时期，戏剧理论的作者，是由兼社会活动家、文学理论家的报人与从事戏剧理论研究的教师和曾从事报业的文学家、企业家组成。
这时期作者群扩大的原因有二：其一，戏剧的受众群扩大。随着晚清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晚清戏剧的主要表演场所——茶园迅速增多，如上海“同治中叶至光绪末年，上海先后开设的京班戏园不下50 个”[6]。戏园普遍开设，演剧的场所骤然增多，因为同行之间的竞争，各戏园的戏价也比较低廉，大大小小的几十个戏园每天都有不同的剧目上演，这就使得戏剧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观众，观众群的扩大保证了剧评作者群的供应。其二，报刊数量的增多，文艺期刊、报纸副刊和小报大量涌现。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民主革命进入低潮，革命性的期刊受欢迎的程度降低，一批消闲娱乐性刊物涌现出来，以上海为中心，扩展至全国。
小报在民国初年短暂沉寂后，1916年11月25日《新世界》出版，引起一个小高潮。各游乐场纷纷聘请文化界名士为其编辑报纸，扩大宣传，如“《大世界》由孙漱石（孙玉声）、刘山农（天台山农）主编，写稿者有陆澹安、朱大可、陆律西、许月旦、陈亦陶、颖川秋水等；《新世界》有郑正秋、夏小谷（天南佛徒）、周剑云、王小逸等人担任主编，启饭牛、奚燕子、姚民哀、尤半狂、范君博、刘秋影、翁小琴等经常写稿；《劝业场日报》由刘沧遗（苦海余生）主编；剧场报如《新舞台日报》由郁慕侠主编，《世界小报》由张丹斧、姚民哀主编，写作队伍有陆澹安、张丹斧、杨尘因、陈莲痕、何海鸣、许指严等；《乐园日报》由周瘦鹃主编，《新新日报》由刘恨我主编，写作阵容包括朱剑芒、张静庐、姚民哀、赵眠云、俞逸芬、许廑父、程小青、刘菊影、顾悼秋等；《天韵报》由骆无涯、王瀛洲等主编，包天笑、郑逸梅、刘恨我、童心园、许指严、许廑父、刘豁公等同仁捐稿；其他如《大舞台》由刘束轩主编。《笑舞台》由宋忏红主编，周瘦鹃主编《纸舞台》等”[7]。大量文艺期刊在吸引了大量读者同时，也吸引了一些投稿者。徐半梅回忆说：“我喜阅《民立报》和《民权报》，这两种报纸的副刊，篇幅是很大的，小说、笔记、诗词、文章以及其他杂作，无不风华隽趣，引人入胜，在这方面，我又获得例外的营养，作文也就丰富了词藻，开阔了思路。而《民权报》有征文启事，我跃跃欲试，可是没有较好的题材，正在踌躇，事有凑巧，上董老师的英文课，课文是篇游记，景物描写得很生动，我就把它译为中文，取名《克买湖游记》（克买湖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地名），投寄《民权报》，仅隔了两天，便见登载我的处女作。那时采登的稿件，标着甲乙丙丁的等第，我的这篇，居然蒙列甲等，报社送来稿酬，附有编辑吴恤亲写的毛笔信，有‘如此文章，多多益善’等语（这封有纪念性的信，惜于动乱中被毁），这一下，有如科举人士题名金榜，使我大大地兴奋，此后就一写再写，成为老投稿者。”[8]投稿者的增多，促进了报刊剧评作者群的扩大。
这一时期剧评作者骤然增多，上述著名报刊剧评人如冯叔鸾、辻武雄、穆辰公、周剑云、张厚载、郑正秋、徐凌霄、冯小隐、杨尘因、徐半梅、管义华、刘豁公、沈肝若、严芙孙、姚鹓雏、朱瘦竹、叶楚伧、恽秋星、尤佩楚、乔荩臣、武樗瘿、沈睦公、宋痴萍、舒舍予、凤昔醉、何海鸣、郑鹧鸪、夏秋风、陈范我、张肖伧、姜杏痴等，都在这一时期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剧评文章。这一时期报刊剧评人的构成更加复杂，除了报刊编辑、高校教师之外，还有为报刊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专职记者，如黄远生和徐凌霄，有在校的大学学生，如张厚载。从事戏剧活动的演员，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和对戏剧的认识写成文章，如欧阳予倩、郑正秋和徐半梅，早年都曾从事过戏剧活动。更有一些专门的作家和撰稿人，其剧评更加丰富，如冯小隐、郑菊瘦、杨尘因等。报刊上仍有许多剧评未署作者，或者署名不可考，也有署名为“非剧评家”“一记者”或者“一戏迷”，这类作者恐怕就是对戏剧极感兴趣并具有一些戏剧初步知识和文学素养的观众了。
延续上一时期的特点，这一时期报刊剧评的撰述者本身多为报馆编辑人，如郑正秋、周剑云编辑《新世界》，姚民哀编辑《世界小报》；刘豁公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经任职于军界，后从中脱离，专门从事京剧研究和戏剧报刊编辑工作，曾任安徽《民报》主笔，五四运动后编辑过《戏剧月刊》和《神州日报》的副刊等；李涛痕主编《春柳》杂志，以“春柳旧主”之称自号；郑子褒担任过《半月戏剧》的出版人；管义华曾供职于《中华民报》，后任《民权报》笔政，又进《民国日报》；胡寄尘编辑《白相朋友》，此杂志是民初著名消闲杂志之一；严芙孙15 岁创办《雏报》，之后又创办《新新思潮》和《青声周刊》；李警众1911年任芜湖《皖江日报》主编，后又在上海、芜湖、南京等地撰稿或任报社、杂志编辑；朱瘦竹先为《新游戏报》等报投稿戏评，后被聘为记者，后于1926年12月8日创办戏剧专刊《罗宾汉》。这些报刊编辑家除在自己所编的报刊上发表剧评之外，也投稿剧评于其他报刊。刘豁公的《哀梨室剧话》，冯叔鸾的《啸虹轩剧话》，沈肝若的《琴心剑气庐剧话》，周剑云的《剑气凌云庐剧话》，朱瘦竹的《修竹庐剧话》等都曾流传一时。
黄远生和徐凌霄都是当时知名记者。黄远生少年时就读于南洋公学，在家人的迫使下曾事于科举，1903年中秀才，同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连中三元，名声大噪，但他没有接受清政府的官职，而是留学日本，回国后专事新闻工作，成为职业新闻人。黄远生曾担任《时报》《申报》驻北京的特约记者，并为《东方杂志》《东方日报》《国民公报》等撰稿，是民初新闻记者的佼佼者，戈公振曾在《中国报学史》中，称他为“报界之奇才”。黄远生以撰写新闻通讯著称，他的通讯翔实细致、题材重大、报道及时，语言通俗生动，可惜英年早逝——1915年被刺杀于美国。徐凌霄出身士大夫家庭，祖父和李鸿章同榜中举。徐凌霄早年于山东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就读，1916年继黄远生任《时报》和《申报》的驻北京特派记者，为两报撰写通讯，他的通讯注重对人物身世和历史背景的介绍，深受读者欢迎，成为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前后最负盛名的记者之一。黄远生和徐凌霄在撰写通讯的同时，也曾供稿剧评于报刊，尤其是徐凌霄，后来主持邵飘萍所办《小京报》，在报上设剧评专栏，吸引了大批读者。新闻界另外一位名人刘少少，钟情于著名坤伶刘喜奎，曾于《真共和报》等报刊撰写捧刘文章。欧阳予倩曾于湖南经正中学就读，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春柳社，回国后又投身京剧，编、演了大量的剧目。作为一名京剧演员，欧阳予倩和传统伶人不同，他自幼接受了中西教育，对戏剧知识的了解更加全面。在从事戏剧事业的同时，欧阳予倩也撰写了大量戏剧理论文章，发表于报刊之上。北京著名剧评人乔荩臣，是一家银行买办，热爱京剧，是清末北京著名票友，他以“愚樵”为名发表了一系列剧评。樊增祥是清朝官员，曾任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和护理两江总督等，辛亥革命后，樊增祥曾任梅兰芳的文词老师，为其剧本修改文词，也曾在报刊上发表观剧品评。庄荫棠是北京著名文人，曾任《京话日报》《爱国白话报》编辑，以“东亚戏迷”为笔名发表大量剧评。张厚载1919年之前撰写剧评时身份还是青年学生，他中学时代就读于五城学堂（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前身），后来进入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学习，张厚载喜爱京剧，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在各报发表了一系列剧评，后著述《听歌想影录》等。1917年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始了关于旧剧的论争，以胡适、傅斯年、钱玄同、刘半农等为代表的激进派提出废除旧剧，而张厚载站立在了另外一面，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冯叔鸾的支持。综上，这一时期是剧评的蓬勃期，也是剧评作者的大量涌现期，这一时期剧评作者群体构成更加复杂，剧评撰写人除了报刊编辑和大学教师之外，还有专职评论家、新闻记者、戏剧演员、在校学生、金融界人士、清朝遗老和对戏剧有一些见解的普通观众等。
自1872年剧评产生到1919年，剧评的作者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从传统文人到兼做报人的社会活动家、大学老师，再到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混合体，这一群体变得越来越庞大，结构也愈来愈复杂，纵观整个剧评作者群，其在地域上和理论上有以下特点：
其一，从地域上看，近代上海从事剧评活动的最多，其次为北京，以这两个地点为中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圈。
前文中提到的知名剧评家中十之七八在上海从事过剧评活动，如冯叔鸾、郑正秋、周剑云、姚民哀、管义华、徐半梅、郑鹧鸪、刘豁公、严芙孙、叶楚伧、朱瘦竹等。江浙自古就是文化蕴藉之地、才子辈出之所，悠久的文学熏陶使这里人才济济。19世纪60年代京剧传入上海后，迅速受到苏、杭观众的欢迎，此后几十年间，京剧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带最受欢迎的剧种。而这些剧评家出生的1890年前后，正是京剧风靡的时候，所以这些人多是听着京剧长大的，从小就对京剧艺术很是钟爱。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国家动荡，社会黑暗，很多人投身报馆，在上海这个繁华之地，以办报、著文为生，去戏馆听戏成了他们平时主要的娱乐活动，他们对戏剧的体会和其文学素养结合，著文成稿，就形成一篇很有价值的剧评。而戏剧演出在晚清民初日益繁荣，同样热爱读报的戏剧观众便从报刊上找到自己关注的演员、剧目信息，这也使得报刊乐于刊载剧评文章。一部分报刊剧评和当时流行的言情、社会、侦探等通俗小说一样，是为了迎合大众的阅读需要而产生的，只不过剧评作为一种理论创作，比文学创作更为严肃，对作者的戏剧知识要求也比较高。上海的剧评作者群体整体较年轻化，他们中有很多在年轻时就接受过新式教育，对新事物接受很快，比如新剧产生后能迅速产生反应，形成一股新剧批评热潮。他们和西方历年的接触较多，因此他们的剧评不拘泥传统，内容丰富，思想较开放。
北京的剧评作者群相对正统、保守，其中一些为清朝遗老，如汪侠公、罗瘿公、樊增祥等。老北京的文化传统使他们多把京剧作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去认真经营，自身即为票友，学戏、演戏、编戏。还有一些则品花评艺、捧角争风，保留着传统士大夫玩弄戏子的迂腐气息。对于北京剧评溯源有下面一则材料：“北京评戏始于乔荩臣氏，笔名愚樵。乔氏精俄文，通文学，性豪放，尝与诸名伶往来，善演红净，于皮黄具有深切之研究，偶在公余之际，批评戏剧之得失，投稿于《群强报》，文中所指者，皆中肯要，于是大受伶界及好听戏者之欢迎。继之而起者有庄荫棠、徐剑胆，庄、徐皆系票友，故所评皆得体。民国五六年间，《顺天时报》之
武雄笔名听花，每日为文，大捧梅兰芳、尚小云、小翠花等。是时坤伶张小仙、刘喜奎、鲜灵芝，称为三大教主，罗癯公、陆瘦郎、刘少少诸氏，各捧一教主，于是各报之剧评家，争逞词锋，所谓犬咬尧王各为其主，识者谓此非评戏，借此猎艳耳。于是报界中人出而调解，梁巨川、恒诗峰、文实权、胜弢祥诸人，登报调停，此风始息。”[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剧评界的上述大致情形。
其二，从剧评人的戏剧理论素养和理论倾向来看，多数剧评作者的戏剧理论素养并不深。
从剧评人的戏剧理论素养和理论倾向来看，只有一些剧评家的戏剧知识比较深厚，更多作者仅知皮毛，甚至不懂戏剧，这也使得他们对待戏剧的态度不同。有的致力于研究戏剧，有的则鄙弃戏剧，主张废除戏剧，这和剧评的刊载媒介——报刊有关。报刊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传媒手段，所传送的多是简短、快速、及时的信息，报刊的接受者是普通市民，深刻枯燥的长篇大论，不适合发表在这种媒介形式之上。所以，具有深厚知识的戏剧理论家，比如齐如山更多采用著述的形式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近代报刊上的具有功力的剧评家，多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再出版，比如王梦生的《梨园佳话》，冯叔鸾的《啸虹轩剧话》，张厚载后来有《听歌想影录》，王国维和吴梅也都把自己曾连载于报刊的文章再成书付梓。报刊剧评中的内容，多是对当时所演剧目的及时赏评，或者是对戏剧历史的回忆、伶人传记等理论性不强的作品。宣传戏剧改良的维新、革命派人士和后来旧剧论争中主张废除旧剧的激进派，如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虽喜看戏剧，但甚至不懂戏剧。真正喜欢又懂得戏剧的人如齐如山等，则是致力于把京剧推出国门，宣传中国文化。所以，虽然近代报刊剧评内容丰富、作者众多，但作者群体对戏剧所持态度是不同的，甚至引起过激烈的论争，不同剧评作者的戏剧理论素养和理论倾向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从1872年剧评产生到1919年，剧评作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剧评作者数量增多，结构也愈加复杂。这使得整个剧评作者群体从最初的以传统文人为主，发展到一个综合报人、职业批评家、金融界人士、政客、社会活动家、戏剧演员、学生和普通观众而形成的大型群体。剧评作者群体因地域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不同的剧评人在戏剧理论素养和理论倾向上也不同，近代报刊剧评中杰出的剧评家代表有冯叔鸾、吴梅、张厚载、郑正秋、周剑云、黄远生、徐凌霄、王国维、辻武雄、穆辰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