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随笔式

“随笔式”剧评是一种以随性落笔的方式去传达戏剧批评意见的文体，其一般通过叙述的方式，叙中带议，记中夹评，让人感觉生动、自然、有趣味。随笔式和剧评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剧评式文章以“评”为主旨，观点性强，评中有记，但出发点在于“评”；而随笔式以“记”为主旨，着笔于记述事件人物、逸闻琐事、风土人情，记中夹评，出发点在于“记”。随笔式较之剧评式，数量不多，尤其民国前后报刊“评”的风气风靡之后，报刊几乎完全成为“剧评”的阵地，随笔式戏剧理论批评更加少见。

随笔式文体不是近代报刊剧评的独创，“随笔”作为散文的一体，在中国古代文学文体中即已存在，属于“笔记体”的类别之一。笔记体是中国古代以札记形式记录见闻杂感的著述形式，其不受体裁和题材的限制，篇幅长短不拘，写作灵活；文风上崇尚质朴自然，内容精炼，叙述情节时不过分追求事件的曲折离奇，塑造人物形象也常用白描手法；文字上则以单纯、明快见长；叙事上简明清晰，考据则理充词畅。至早于晋时，葛洪有《涉史随笔》传世，两宋时期，笔记体中衍化出诗话、词话、文话等专门化的文体，随笔著作也出现佳作，如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容斋随笔》全书完成前后历时近40年，“以考辨为主而杂采琐事，内容极为繁富，从上古到当时，涉猎经史诸子百家、典章名物，举凡诗词文学、医卜星算、逸闻轶事，皆广征博引，无所不谈，辩证考据，颇具识见”^[14]。明清时期随笔专著更多，如明代的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顾大韶《炳烛斋随笔》，顾起元《雪堂随笔》，清代的俞樾《春在堂随笔》、袁枚《随园随笔》、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周召《双桥随笔》、周学海《读医随笔》等。从魏晋到明清，随笔作为一种文体和著述体制，被愈来愈广泛地采用，题材范围也愈见扩大，数量越来越多。至近代，报刊中随笔式也依然被采用，以表达作者的戏剧批评观点。

1872年发表于《申报》的《观剧小记》可谓是一篇随笔式报刊剧评。作者开篇云：“月之五日，晚饭罢，友人拉往丹桂茶园观剧，时正演《雷击张计宝》一剧。”文章说：“张计宝者不知何代人，生而其母弃之桥下，为张姓抱养十三年，得以成人。后大魁天下，置养父母于不认，以致张姓夫妻二老撞死阶前，负义忘恩，罪难矣。”作者评论：“然扮演张老之神情不真，则逆子之案情不露。是夜扮演者为吴凤鸣，能手也！声情激越，刻划逼真，观者佥发指，有陨涕者。”“顷刻间雷霆下击玉虎，鞫鞫如闻其声。一时楼上下阖园人无不眉飞色舞，为之称快。至此而天良不勃然动者，无是理也。”作者与友人交换了对戏剧的看法之后，“适改演武戏，锣鼓喧天，无甚意味”，于是二人“相率归寓，漏已四下矣，因挑灯而为之记云”^[15]。此篇观剧随笔为作者记录当夜观剧的感性评价，文中不仅有作者对演员的评价，也有作者及其友人对戏剧功能的看法，属于评论戏剧的杂感性随笔。近代报刊剧评中，类似的随笔文章有倚剑《乐善戏园观剧有感》（《振华五日大事记》）、渭渔《观剧感言》（《吴声》）、马二《春柳剧场开幕之第一夕》（《俳优杂志》）、《记商余工会之演剧》（《商余会报》）、凌霄《浙慈馆观剧记略》（《小京报》）等。

随笔式剧评除观剧随感外，还有一类为描述演员轶事或剧界发生的事件，记述中夹杂着作者的感受和评论。如马二先生《予倩此行余记》所记事件为：对于欧阳予倩北京之行，马二发文于报章之上，欧阳予倩见文回信，但马二听言谓欧阳予倩有不快之意，于是再次发文评议此事。作者说：“予倩受南通之聘，而先有北都之行。余曾纪之《晶报》劝其不必演剧，予倩旋亦来函，自云：绝对非求演剧。而据他友传述，则谓予倩颇有不快之意，谓余有小视之意……”马二先生对自己发文之事再次做了解释，重申其对欧阳予倩的北上之行的看法。虽然文章的针对性较强，主要阐述其对欧阳予倩北行的看法，但此文是马二收到欧阳予倩回信情况下，听友人道“予倩颇有不快之意”之后的感想，所以可作为一篇感评演员的随笔。马二在文中评道：“京中人观剧成见太深，对于南方新起之角，责备尤严。且名愈高者，则责亦綦。”“予倩挟南方已成之名又赴北京。”“余劝其不可轻试，诚以得者不足为荣，万一致毁，适足以增反对者之口实也。”^[16]此类随笔式剧评还有簋笙《新舞台灾记》（《黄花旬报》）、《总统府传戏记闻》（《亚细亚日报》）、豂子《对于金玉兰死去之感想》（《亚细亚日报》）等。

随笔式和剧评式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一般皆长短不拘、形式灵活，所以与剧评式容易混淆。相比之下，剧评式往往评论更直接、集中，观点也更为鲜明，随笔式则多一些过程的记述，述中夹评。一些戏剧批评作品，如发表在《民强报》的牧庵的《中舞台顾曲记》、慧禅的《星期二晚女丹桂观剧记》、卓的《大舞台观剧记》等，看似随笔，其实为剧评。尤其民国成立之后，“剧评”兴盛，充塞报刊，成为报刊戏剧理论批评的主要文体。随笔式剧评在期刊中刊载不多，在报纸中更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