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剧评创作队伍和受众群体的形成
剧评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接受。随着近代报业的发展和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结构格局被打破，从事报业的群体不断扩大，报刊编辑人和撰稿人越来越多，他们在编、办报刊的同时，也写剧评，成为主要的剧评执笔人。近代报刊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广泛的读者圈，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阅读相关的内容，嗜好戏剧的阅读者自然会关注戏剧演出信息和评剧的文章，“报纸上的谐文、小说和剧评，却上自大学教授，下至识字的商人及劳动者，都天天的读着”[31]，爱好戏剧的阅报人成为剧评的主要受众群体。多数的剧评作者都是戏剧的嗜好者，其自身也是剧评的受众群体。报刊剧评创作队伍和受众群体的形成都离不开近代戏剧活动的繁荣，近代社会局势的变化促进了剧评队伍的产生，报刊发行量的增长、编辑方针的改变吸引了更多的读者。戏剧观众的积极反馈、参与不仅扩大了剧评创作群和受众群，也带来了报刊剧评的繁荣。
近代戏剧活动的繁荣、戏剧观众范围的扩大，是剧评创作队伍和受众队伍形成的基础。从康熙末叶至乾隆中叶，“‘昆曲’的文辞和声腔不能通俗，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诸腔的并起，亦即明清两代戏剧发达的结果。因为剧种增多，观众的范围便愈加广大，昆曲既不能满足一般观众的视听，便各就地域循着这项表演形式自创新腔”[32]，花部乱弹诸腔蓬勃兴起。此后至道光末叶，出现了花部乱弹和雅部昆曲间的激烈争胜局面，花部胜出成为剧坛主角，各大声腔系统和大型地方戏逐渐形成。各声腔系统在全国传播，传至每一地与其他腔调和剧种结合，成为当地有特色的剧种，同时各地民间又繁衍出众多小剧种。殆至清末，全国各地剧种达到约300 种之多。民间观众一般不喜欢节奏缓慢、无病呻吟、千篇一律的生旦传奇，他们爱好的是热烈奔放、节奏明快、表演质朴的动作戏，因而代表这种审美倾向的花部乱弹“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在农民与市民的创造、扶植和支持下生长起来的群众性的艺术”[33]。京剧因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迅速在全国兴盛起来，光绪之后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
随着戏剧的繁荣，戏园也如雨后春笋，在同、光之后纷纷兴建。同、光之前的戏剧演出场所，大致可分为三种，即城市戏园、外县和民间戏台及家宅戏园。此外一些堂馆、会馆也在某些场合从事戏剧演出。城市戏园数量并不多，如北京，由于清廷规定，内城禁止设戏园，所以最初戏园多建在南城前门外，数量很少。伴随京剧的兴盛，同、光之后，北京内城之九门繁华地区，几乎都设有戏园，著名的有广德楼、广和楼、庆和园、三庆园、庆乐园、中和园等。在开风气之先的上海，自同治中叶至光绪末年，先后开设的京班戏园不下50 个。“其中较知名的如同治六年（1867）开设的满庭芳和丹桂茶园，同治八年（1869）的升平轩，同治九年的金桂轩茶园，同治十年的南丹桂茶园和山凤园，同治十二年（1873）的同桂轩茶园，同治十三年（1874）的宜春园、攀桂轩、同乐园等。”[34]近代之前上海剧坛一直是昆剧统领天下，了解京剧的上海人并不多。但至光绪初年，京剧已经成为上海最具影响力、观众最多的剧种，沪人多以看京戏为时尚，去戏院看戏成为上海市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凡是官府宴客、商人集会，甚至妓女出局，都以演唱京调为时髦。
因戏园的普遍开设，演剧的场所骤然增多，加之同行之间的竞争，各戏园的戏价也比较低廉，大大小小的几十个戏园，每天都有不同的剧目上演，这样就使得戏剧在近代拥有了庞大的观众群。拥有一定戏剧知识的观众，赏戏之后有了感想，便写成文章付诸报端，成为剧评的著述人。戏剧爱好者也会关注报刊上的戏剧评论文章，从中获取心灵上的共鸣，观众群的扩大保证了剧评作者群和受众群的供应。
近代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新的阶层兴起，促进了报刊剧评队伍的形成。近代是社会大变革时期，传统的科举制度已经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局势，以八股文取士的选录模式，使选取之人“试问以五洲形势，列国政治，历朝史鉴，诸子百家，天算、动植、形声、格致之学，皆懵然默然，不知所对”[35]。庚子事变后，清政府痛定思痛，从救亡图存的根本出发，开始选拔人才，废除八股文章，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取士制度得以废除，“确实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36]。但对一般的知识分子来说，科举可谓是他们的毕生追求，“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是绝大多数青年学子的人生之路。科举的废除使得传统文人失去了人生寄托，暂时找不到谋生的出路。而此时，中国报业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编辑、出版、发行各方面已经比较成熟。士人阶层在科举制度废除后，除从政、从商外，相当一部分则进入各类报馆、学会、新式学校等，成为报人、教师或自由职业者。近代报人群体中，有很多来自官宦世家或者书香门第，他们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拥有放荡不羁、傲世不群的性格，交谊伶界、载酒看花则是他们的普遍雅好。比如《申报》馆高太痴“弱冠时酷嗜观剧，赏识秦伶小金翠、京伶余玉琴，昕夕必往征歌”[37]，何桂笙“喜欢京剧，与诸名伶相往还，因近视不在座位上观剧，而是到后台听戏。遇佳处必击节称赏，明日为文刊于报上，使之顿增身价，故各伶咸盼其临”[38]。另外如著名剧评家兼报人如冯叔鸾、冯小隐、陈蝶仙、姚鹓雏、郑菊瘦等，都是戏剧的嗜好者。
近代报刊剧评队伍中还有一批特殊的人物，即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他们特殊在较之其他剧评作者，他们对戏剧本身的喜好并不明显。他们撰写戏剧理论文章的初衷，乃是借用戏剧的普及和教育功能，来“开通民智”，宣传“变法”或“革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所以他们在报刊发表的皆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改良戏剧之计画》《论戏剧之有益》《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重轻》等宣传戏剧功能和改良理论的文章。这一部分作者的出现，是时势使然。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面临的被瓜分的危机越来越严重，立志救亡的精英分子看中了报刊和戏剧的功能，便利用报刊宣传戏剧改良，以配合他们的政治主张。除这批戏剧理论作者之外，报刊剧评作者如报人、名记者、学生、大学教师、金融界人士、清朝遗老等，普遍都是戏剧的爱好者。
剧评受众群体的形成和发展除得益于戏剧活动的繁荣外，报刊发行量的扩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约19世纪30年代，西洋石板印刷传入中国，铅印技术也于同时期快速发展，先进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印刷机器的应用，使报刊的规模生产成为现实。1873年的《申报》，“因购机器全架，每日刷印四千张，仅用六人，不过两时有余，即能告竣”[39]。应用新机器和印刷技术的同时，报刊还对销售方式进行了变革。《申报》在创刊之时，销售方式有两种，其一是雇人分送各行或沿街零卖，这种方式可以出售的报刊很少；其二则是设法由信局带往外埠销售。报刊为了扩大销售量，首先在派送方式上进行变革，如《申报》创刊一个月，即“苏、杭、镇江、宁波已有代为消（销）售之人”，并征求“其余各码头市镇有愿做代售新报生意者”，代售点可以先售卖报纸再与报馆结账，如果有卖不出去的剩余报纸，可“会总寄回，分文不算”。[40]其次，为了扩大发行量，报纸还加强新闻报道，设立多种专刊、增刊、专栏，增加趣味性、消闲性的内容，使报纸更具可读性。报刊还大量刊载广告。“《新闻报》经济新闻齐备，上海的各界名流和商店、工厂的老板，不看它就不敢放心，甚至江南县镇的工商界，大至公司、洋行，小至澡堂、理发店，都要订阅。”[41]民国初年的《申报》和《新闻报》，“第三张纵横排列，不留余隙，五花八门、各显其妙”[42]，这些方式使得报纸的销量迅速增长。在创办五年之时，《申报》自称：“兹先设之时，销数每日不及千张，于今五年，每日销数已将及万。中国各省所设之中国文字新闻纸未有销数过于《申报》者。”[43]《新闻报》的销量则曾于民国初年超过《申报》，为报纸发行量之首。报纸销量的增加，扩大了其影响力，报纸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申报》曾于1906年对其阅报者进行今昔比较，提出政府阅报者常“遍阅报纸”，官场阅报者“已知报章之凭公理”，学界阅报者“不肯一日间断”，商界阅报者“普通见识逐渐进步”，农民则“渐知有报纸”。[44]报纸影响力的扩大和最大限度地推广，保证了报刊剧评受众群体可以囊括社会各个阶层。
近代戏剧观众中，“学生群体”是一股活跃的力量，他们不仅观看戏剧，还自己编演戏剧，甚至办报、评剧。这些学生多来自新式学堂。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中，学子们幼时以私塾教育为主。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实行新政，“废科举，办学堂，谕令全国各省，每一府要设立一个中学堂，每一县要设立一个小学堂”[45]，在清廷的谕令下，新式学堂纷纷成立。与此同时，19世纪开始建立的教会学校、西式学校也达到了一定规模。全国的学堂，根据学部统计，“在1904年学堂总数为4222 所，学生总数为92169 人；在1909年的学堂总数为52348，学生总数为1560270”[46]。学生中有一批戏剧嗜好者，著名剧评人张厚载和徐凌霄在北京就读期间，经常出入戏园，郑正秋在校时也是一个小戏迷。戏剧活动家汪优游曾回忆，其就读新式学堂时，“有一年的冬季，同学们邀我到梵王渡圣约翰学校去参观他们的庆祝耶稣圣诞节，听说晚上还有学生扮演的新戏。那天我非常高兴，向母亲索得了一角小洋，放了夜学，与两个同学赶出城去。奔到泥城桥，坐东洋车到静安寺，盘费已经用完，只得步行。走到梵王渡，已在上灯时候。幸亏有旧时同学转学该校，招待我们吃了一窑晚饭，就挤到礼堂里去，在前排占了一个座位……”[47]这次的观看引起了他对演剧浓厚的兴趣。后来他转入一个私立学校，“到了孔诞之期，也下令要学生演戏庆祝”，于是自编自演，如果演得精彩，则“比考了第一名更得意”。青年学生也好阅读报纸，而且非常积极地向报刊投稿。“当《小日报》发生稿荒的时候，鼓励外界投稿界投稿，并称‘这般人大概以学生为多，重名不重利，一篇稿子，能够替他登出，已经开心万分……他们稿子，于作法上虽然推板一些，然而有时不无有好消息得到，尤以学校消息最灵通’。”[48]
学生群体是剧评作家队伍的后备军，爱好戏剧的青少年学生中，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剧评家，如上文提到的张厚载、徐凌霄、郑正秋，留日学生欧阳予倩、穆辰公等，这些剧评家的出现扩大了剧评的创作队伍。学生群体还对报刊剧评做出及时的反馈，“昨天看见女高师物理系四年级的几个学生。她们说，一月以前，京报副刊登了几个剧评，中间牵涉西林的地方，都与事实不符，所以她们全体写了一封公信给你，要求更正，谁知信去一个多月，也不见登出，也不蒙退还，不知什么缘故”[49]，甚至戏园子里的捧角者，也是他们在“兴风作浪”。学生群体对戏剧抱有极大的热情，并积极参与到戏剧实践中。他们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敏感，使他们成为报纸的忠实读者，学生群体是推动戏剧、剧评繁荣的一个有力因素。
近代戏剧的繁荣、社会局势的变化，催生了剧评的创作队伍，报刊发行量的增长为剧评受众群体的扩大提供了条件。报刊剧评在近代报刊的“面向大众”的编辑宗旨和“各方征稿”的采稿制度中产生，文艺报刊、报纸副刊的兴盛为报刊剧评的兴盛提供了园地，创作队伍和受众群体的双重扩大，是报刊剧评繁荣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