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改良方法的探讨
在戏剧兴国理论的倡导下，戏剧的功能空前提高，文艺界对戏剧改良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究竟如何改良，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针对如何改良、戏剧改良的具体措施等问题，知识分子们在报章上纷纷发文各抒己见，与此同时，以汪笑侬为代表的一批戏曲艺人，已开始了改良戏剧的实践。
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慷慨赴义之时，汪笑侬义愤之下，编出京剧《党人碑》，剧中有段唱词：“何人如此胆包天，毁谤忠良为哪般？权臣乱政无人管，反把贤良当奸馋……”明确喊出了编者心中的不平和悲愤，此剧演出后，立即引起轰动，被蒋观云称为“切合时世一大悲剧”[26]。汪笑侬自编自演的新戏，还有痛悼哀亡的《哭祖庙》《煤山恨》，揭露卖国求荣、讽刺投敌辱节、痛斥汉奸的《桃花扇》《献地图》《柳如是》《李香君》，对当政者无情嘲讽的《受禅台》《骂阎罗》《骂毛延寿》《骂王朗》，宣传爱国主义的《博浪椎》，匡扶道德、端正伦理的《马前泼水》《孝妇羹》，写波兰亡国事的《瓜种兰因》等。这些剧目，不仅扩大了京剧取材的视野，更使京剧从关注帝王将相走向关注国事民生。汪笑侬在京剧改良上的成就，当时便受到高度赞扬，被视为京剧改良的开山鼻祖。与此同时，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等也以演剧活动等方式从事京剧改良的实践。
在戏剧改良的舞台实践背景下，报刊上对如何改良的观点层出不穷，各执一词，综合起来，众人言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破旧立新”上。
戏剧改良的对象为中国传统的戏曲，一般被称之为旧戏。理论家们对旧戏的腐朽落后、愚昧呆板进行大力批判，抨击其脱离现实、形式主义、娱乐至上。改良倡导者们认为，传统的戏曲在内容、形式、演员等诸方面都存在弊端，如梁启超曾批评旧戏“语怪”“诲淫”“诲盗”，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必须进行改良。“破旧”的目的在于“立新”，至于如何“立新”，理论家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良措施，如强调禁演“淫剧”“寇盗神怪戏”，这几乎是当时所有思想家一致的想法。陈独秀在1904年《论戏曲》一文中，就提出“采用西法”“不唱神仙鬼怪的戏”“不唱淫戏”“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多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唱起来”等具体的改良办法。1909年，王钟声在《天津大观新舞台谨启》一文中，也提出改良戏剧的办法：
同人为改良风俗起见，创办天津新舞台改良戏曲。……目下戏曲办法，约为二类：一为旧戏改良，以原有戏曲，去其污淫乱者，而存其忠孝节义者，务使妇人孺子皆能听受，更欲使人入吾馆者，能使发善良之观感。一为纯粹新戏，仿照西洋新派，以戏文演各种历史，并于舞台上点缀风景，务使节节得真，丝丝入理，使听者俨如躬逢其时，亲临其地，直似教育家之活动标本。[27]
健鹤《改良戏剧之计画》一文，首先对中国戏剧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并以日本的演剧活动为借鉴，从戏剧演员、戏剧作家、戏剧组织、戏剧脚本、戏剧革新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良戏剧计划。他说：
吾尝考日本剧部之组织，有事务所，有事务长，有评议员，与一国之政党无少异。其总部之统系则遥领于内政，故特别谓之皇室演剧部。而支部则分隶于各省，其以个人之耳目于社会上有所闻见，乃一泄其不平之鸣于说部闻。而欲著为脚本，以输入于公众之舞台者，由事务长鉴定其脚本后，经评议员之通过，始许将其书逐部开演，别给相当之价值，以酬其劳。言论之自由见于说部之讽世规俗，而为社会上欢迎者又如此。此国民之心性，所以畏俳谐之口实，甚于畏清议名教，而偷风因以日止也。我国今日谋演剧之改良，正宜悉探此计画，以组织一中国完全之剧部。惟我四百兆同胞所推戴者，乃异族之政府，似剧部之统系，不应遥领于现在之皇室，当于上海特设一戏剧总机关部，而于各直省各都会则分设支部，以隶属之。庶几上自大人先生，下至屠贩妇竖之属，得日日吸受新戏剧之真理，由目证善果、耳聆福音，置身于第二新世界极乐国而不目知耳。[28]
这是对“戏剧改良”较深入和系统的思考，在他看来，组织机构的建设是戏剧改良的一个重要部分。健鹤根据在日本的考察，构想出中国戏剧机构设置的理想模式，即以上海为中心，不受现在皇室的控制，成立“一中国完全之剧部”。健鹤的这种设想可以说是空前的，他敏锐地认识到戏剧只有与近代化的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相结合，才能真正成为全民的戏剧，真正实现改良。传统戏剧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有必要吸收外来优秀的文明制度和管理经验，使自身真正融入近代的发展。健鹤的构想，在整体性、系统性、深刻性上都要高出同辈人，但这种理想化的计划，即摆脱当时清政府的控制而建立一个独立经营机构，只能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空想。
早在1906年3月17日《大公报》上，“津郡文豪”张蔚臣就发表了《论戏馆有伤风化》一文，针对当时戏剧界的弊端，提出了12 条改革大纲，要求社会上层决策者识时务，“设俱乐部、定专官”，促成中国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张蔚臣的纲领和健鹤的计划相同的是，都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不同之处在于，健鹤几乎套用了西方的模式，张蔚臣的建议较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状态。二者的设想，虽让人耳目一新，但在当时清政府统治下，是得不到实施的。
戏剧改良组织的建立也有实例，如1917年，在教育部明令下，福建莆田勤学所拨款成立莆邑戏剧改良会[29]，这是专门的戏剧改良机构，但实施效果似并不能为时人满意，如可诠论及改良效果时说：
改良戏剧，教育部著有明令，吾莆勤学所已拨捐款二百元津贴经费，经该掌班公推陈某主任积极进行。乃迄今数月之久，科白唱诨一仍其旧，荒淫悖谬，耳不忍闻，其坐享权利置通俗教育诸不理，可怪也。其伤风败俗遣社会以无穷之害，尤可罪也。
可诠呼吁，戏剧改良应：
凡有新编剧，须由本所鉴定方许试演，又于旧有戏出，何者属于淫乱，何者属于荒谬，一一指出，禁止演唱，其有抗不遵命者，即依法惩治，以维风化，以儆效尤，则于改良之法思过半矣。[30]
剧评家们大力地倡导戏剧改良理论，加快了戏剧改革的步伐，但在戏剧本身和时代要求的矛盾中，改良的具体实现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报刊上关于戏剧功能和戏剧改良理论的倡导，大大提高了戏剧的地位，使戏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在戏剧理论发展史上功劳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