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业的发展和文艺消闲报刊的产生
中国近代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报刊剧评产生的基础。古代中国存在自己的报纸“邸报”[11]。19世纪，西方国家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已迅速实现报刊的近代化和大众化，即在报刊运作中使用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经营管理方法，报刊生产面向社会大众，报业成为社会上独立的行业。与此同时，商人、传教士、冒险者也一批批来到中国，他们带来鸦片等各式商品，也带来了西式的学校、医院和报馆。随着外国传教士创办中文报刊，西方报刊的概念与形式被介绍到中国。
马礼逊主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以下简称《察世俗》）与郭士立（亦译作郭实腊）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以下简称《东西洋考》）的创刊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序幕。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首位来华的基督教英国传教士[12]，也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报刊创办人之一。1815年8月5日，他与米怜及刻工梁发主办的《察世俗》在马六甲创刊，这是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是德国籍传教士，1827年受荷兰布道会的派遣去东南亚传教，1831年从东南亚地区来到中国。郭实腊不仅懂中文，还能讲当时的官话及闽粤方言，他主办的《东西洋考》，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刊，是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
《察世俗》是一个宗教刊物，除前几期由马礼逊、米怜、梁发共同编辑外，其余均为米怜编辑。《察世俗》用木板雕印，书册式，每月发行，每期5 页，约2000 字。初印500 册，3年后增至2000 册，主要在南洋一带华人聚居地区免费赠阅。《察世俗》用绝大篇幅来阐发基督教教义，内容主要为宣传宗教、伦理道德、科学知识，同时也介绍他国情况。《东西洋考》和《察世俗》有很多相同之处，都用木版雕印，装订成册，款式和封面几乎一样，内容结构也表现出一种连续性。但《东西洋考》在内容上更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介绍，也比较重视言论和新闻，每期都在刊首发表一篇言论，并设有新闻专栏，在写作、编辑方面也有了进步，在每期的卷首刊有本期目录，栏目基本稳定，更接近现代报刊特征。
《察世俗》和《东西洋考》开启了近代报刊大门，其他在华报刊陆续出现，如1822年9月22日在澳门创刊的《蜜蜂华报》和1835年5月在广州创刊的《中国丛报》等。1840年以后，报刊数量急剧增加，出版地点也由南洋、广州、澳门转入香港、上海甚至北京，由外国人创办的教会报刊、外文报刊和中文商业报刊领掌报坛。这一时期的重要报刊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万国公报》《字林西报》《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中外新报》《点石斋画报》等。
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人开始注意到报刊的功能，开启国人自办报刊的新一页。首批国人自办的报纸有《昭文新报》[13]、《汇报》[14]和王韬1874年于香港创办并主编的《循环日报》等。五四运动之前出现过两次国人办报的高潮，前者在戊戌变法前后（1895—1900），后者是辛亥革命之后（1912—1913）。“据统计，从1895 到1898年，国人所办报刊达94 种，全国报纸总数陡增3.7 倍。这些报刊，分布于二十多个城市，其中以上海最多，超过40 种，其余依次为浙江、湖南、广东、江苏、北京等。”1912年，全国的报纸由10年前的100 多家陡增至500 多家，总销数达4200 万份。[15]
近代报刊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著作发表形式，在其出现之前，中国的文字已有3000 多年的历史，纸质书籍也有1000 余年的历史。虽然中国的木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在明清时已经非常成熟，但文化典籍仍然主要在文人精英分子群体内传播，普通民众很少参与。中国传统典籍也大多是文人个人著述而成，集体创作的作品很少。对于中国传统士大夫来说，著书立说是他们理想的寄托，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代表着一种精神追求。近代报刊产生之后，以现代化的编辑宗旨和采稿制度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公共创作的空间。
编辑宗旨上，近代报刊是面向大众的。比如最早的中文报刊《察世俗》，在编辑时就注意研究中国读者的性格和习惯。因中国人信奉孔孟之道，所以在内容中大量引用孔孟的言论。又因中国读者习惯于阅读章回体小说，刊物也注重采用章回体。为了方便阅读，大部分文章篇幅短小，通俗易懂。《察世俗》所刊文章一般在200～1000 字之间，且尽量采用通俗白话文体，文体多样，有长篇论文连载，有一二百字的短论，有三言两语的警句，有长篇纪事文、小故事、夹叙夹议的述评性文章，也有笔记小品、七言诗等文艺作品，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从刊物中找到自己喜爱的作品。《东西洋考》在写作上也强调通俗、简短和吸引读者兴趣，刊物不登长文，不作连载。每期都刊有本期目录，清晰醒目，便于读者阅读。
在采稿制度上，近代报刊使用“征稿”的方式。1853年8月1日创刊的《遐迩贯珍》就在其封面上写有“倘有同志，惠我佳函，为此编生色”的征文字样。大张旗鼓地鼓励各界人士投稿的《申报》，其在创刊号谈到“新闻纸”即报纸特点时，就提出报纸要“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至“学士大夫”，下至“农工商贾”，皆能通晓。在“本馆条例”云：“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如有名言谠论，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附登斯报概不取酬。”[16]征稿制度让更多文人有了发表言论、传达思想的机会，如淑娟女史所说“贵馆申报百事全刊，四方毕达，窃作短吟，描成长恨”，希望能“付诸梨枣，传及关山”[17]。报刊的采稿制度也给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公共空间，他们可以在上面交流思想，酬唱赠答。甚至未曾谋面，也能因看到对方的报刊诗作而引为知己，如泉唐啸琴氏对龙湫旧隐“拜服之至，所恨同游海上，得吟佳作，未识荆颜”[18]。这种交流和创作更激发了文人的创作欲望，也盼望自己的作品能尽快被报刊采纳、刊登，一方面完成“立言”的使命，一方面寻求更多的知音。
近代报刊的首篇剧评的发表，乃至最初发表的几篇剧评，就是得益于报刊的征稿制度，属于“骚人韵士”著写的“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的“短什长篇”。而近代报刊剧评的兴盛，则要归于围绕报刊媒介的剧评创作队伍、接受群体以及大众观剧、评剧、阅报氛围的形成。剧评创作队伍的形成使剧评拥有固定的作家群，接受群体的反馈和参与促进创作的发展，而观剧、评剧、阅报的氛围使得剧评可以长期保持一种热度。这就使得报刊要有一定的版面和空间来承载评剧的信息，而近代报业的发展、文艺报刊和报纸副刊的逐渐兴盛使版面和空间的提供成为可能。
最初的中国报纸没有副刊，后来有些报纸在版面上辟一小角，刊登诗词歌赋、小说笔记这一类消闲小品，称为“杂俎”“余兴”等，一般刊载于新闻及论说之后。“《特选撮要》（1823—1926）除载宗教时事历史，尚有杂俎栏目。发刊于宁波的《中外新报》（1854年）‘每期四页，所载为新闻、宗教、科学与文学’。其余如《六合丛谈》（1857年）、《中外杂志》（1862年）也都有文艺杂俎内容。”[19]于是这些最早的所谓文苑、余审、丛载、余录，逐渐发展到谐部、说部、附张、附章、附页再到文艺栏、文艺版，直到20世纪20年代，相对稳定为副张、副镌和副刊[20]，成为报纸副刊的专称。
《申报》初创时就有诗词歌谣、笔记文、书院题词等文字刊载，如第2 号开始，出现署名南湖蘅梦庵主的《观西人斗驰马歌》等，这些文字有自己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影响较大。从此，各种日报或多或少有副刊性文字，出现“文苑”“丛载”“余录”等名目，此为报刊文艺栏的肇始。《字林沪报》从1882年起，即在每日新闻后面，刊载“诗词杂作”。此后不久，又特辟一栏名为“花团锦簇楼诗集”，专刊诗词小品。1897年11月24日开始，为和以消闲、游戏、趣味为主旨的小报进行竞争，《字林沪报》率先把副刊类文字印成单张，取名为《消闲报》，随正刊赠送。《字林沪报》改名为《同文沪报》后，《消闲报》也易名为《同文消闲录》，继续出版。《消闲报》不仅有正式刊名，而且有固定的刊期和版面，有基本稳定的编辑人员和作者队伍，文体包括诗词、笔记、掌故、传记、笑话等，还登载一些有趣的新闻背景材料和名人轶事，后来还加入一些讥讽时政、鼓励爱国的内容，如庚子事变期间署名江东旧酒徒的《庚子新乐府》等，是副刊形式上的重要过渡。
民国之后大报纷纷开辟副刊，如《申报》1911年8月24日设立《自由谈》，《新闻报》1914年8月16日设立《快活林》（其前身为《庄谐丛录》）。《民权报》自1912年3月28日创办起，便设立第十一版为副刊，没有名目，但是有十余个如“袖里乾坤”“众生相”“自由钟”“天花乱坠”等小栏目。《时报》自1906年起就有《余兴》，1911年增《滑稽时报》，1915年后又创《小时报》。《新申报》1916年11月26日创刊，其副刊为《自由新语》，后改名为《小申报》。《民国日报》1916年1月22日创刊，其副刊原为《艺文部》和《民国闲话》，1919年6月16日创副刊《觉悟》。《神州日报》副刊原为《神皋杂俎》，1919年3月3日为扩大销量发行附刊《晶报》，《晶报》大受欢迎，成为民初小报中的巨擘。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办《京报》，副刊为《小京报》。《盛京时报》也于1918年开辟副刊《神皋杂俎》。其他各大报如《顺天时报》《上海新报》《中华新报》等的文艺版也内容丰富，很有特色。
小报更是刊登剧评的重要阵地。小报是1840年以后中国报业出现的一系列小开张休闲娱乐报纸，以刊登文艺作品为主，新闻为辅，最早的小报是李伯元创办的《游戏报》（1897年6月24日），同年12月3日，德国人鼐普创办《奇闻报》。1898年，前《苏报》主笔邹弢办《趣报》，《新闻报》主笔孙玉声办《采风报》。1901年前后，李伯元把《游戏报》转让给他人，创办《世界繁华报》，孙玉声也把《采风报》转让，自办《笑林报》。继起的还有《寓言报》《艺林报》《时新报》《奇新报》《便览报》《畅言报》《独立报》《趣闻报》《笑笑报》等。相比于大报，小报更注重刊登有关戏剧的内容，最初戏剧专栏即设于清末的小报，如1897年创刊的《游戏报》设有“顾曲须知”“菊部闲谈”“戏馆丛谈”等栏，《采风报》有“顾曲须知”等栏，《同文沪报》有“剧谈”栏，《世界繁华报》有“菊部要录”“戏园日录”“菊部要志”“梨园偶录”“梨园杂录”等栏。《笑林报》设有“粉墨丛谈”栏，《寓言报》设有“梨园谈艺”“菊部评林”“粉墨丛谈”等栏，《春江花月报》设有“梨园新论”“乐府霓裳”等。这一时期的戏剧栏目很少刊载剧评，多为刊登戏园演出、名伶动向的报道。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报刊“评剧”风气盛行之后，民国之后各娱乐场创办的小报中，剧评尤其繁盛。
19世纪初期，在中国近代报业萌芽之时，报纸和杂志尚未完全区分。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根据出版周期、形式等的不同，报纸和期刊渐渐区分开来。报纸一般是开张，版面编排不装订成册，刊期较短，一般一日一期；杂志则一般装订成册，刊期较长。期刊从内容性质上，有政治、经济、军事、医药、交通运输、航空、航海、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种类，文艺期刊则是主要刊载文学艺术内容的期刊。
最早的文艺期刊有《瀛寰琐纪》、《四溟琐纪》和《寰宇琐纪》。因文艺性稿件太多，从1872年11月11日起，《申报》开始增出《瀛寰琐纪》月刊，此刊专门登载“文人雅士”投寄给《申报》的未刊稿件。《瀛寰琐纪》卷首注明卷期，内无明显分栏，但内容丰富，文多于诗，另有笔记、杂著，所载都是《申报》刊登的副刊性文章。每册24 页，装订成24 开本大小线装本。《瀛寰琐纪》于1875年2月易名为《四溟琐纪》继续出版，内容上增加了笔记，去掉了小说，增加到32 页，1876年1月停刊，共出12 期。1876年2月《四溟琐纪》又更改为《寰宇琐纪》，出版了12 期，1877年1月停刊。与《瀛寰琐纪》类似的是，1914年4月25日创刊的文艺期刊《民权素》，开创后的前两期亦是《民权报》的编余作品，第3 期开始征文。
近代两次办报的高潮中，大量的文艺期刊涌现出来。比如第一次办报高潮中涌现的《新小说》（1903年）、《绣像小说》（1903年）、《新新小说》（1904年）、《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游戏世界》（1906年）、《月月小说》（1906年）、《著作林》（1906年）、《小说世界》（1907年）、《小说月报》（1910年）等。[21]第二次办报高潮中，文艺期刊的数量剧增。笔者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等初步统计，自1912年至1919年，出现的文艺期刊约60 种，其中1914年一年即有24 种。设有“剧评”栏目的杂志如《文艺俱乐部》（1912）、《庸言》（1912）、《游戏杂志》（1913）、《歌场新月》（1913）、《白相朋友》（1914）、《民权素》（1914）、《小说丛话》（1914）、《娱闲录》（1914）、《眉语》（1914）、《香艳杂志》（1914）、《俳优杂志》（1914）、《七襄》（1914）、《中华小说界》（1914）、《消闲钟》（1914）、《七天》（1914）、《文艺杂志》（1914）、《香艳小品》（1914）、《上海滩》（1914）、《剧场月报》（1914）、《新剧杂志》（1914）、《小说新报》（1915）、《双星杂志》（1915）、《小说海》（1915）、《游艺杂志》（1915）、《戏剧丛报》（1915）等，都在这一时期出现。
文艺期刊刊载了大量剧评文章，如早期《瀛寰琐纪》刊载了《燕市群芳小集》《观剧杂咏》等。首本戏剧专刊《二十世纪大舞台》刊载了《论戏剧之有益》《告女优》等文，还设“批评”栏，载《请看！请看！！大舞台之青年时慧宝》《崇拜大舞台》《小保成小保珊为丹桂莫大之功臣》等文。《著作林》载天虚我生的《古今词曲品》，《小说林》连载吴梅的《奢摩他室曲话》，《小说月报》载有王梦生的《梨园佳话》、吴梅《顾曲麈谈》等文章。此外，《菉猗室曲话》《啸虹轩剧话》《钏影楼剧话》《敝庐剧话》《忏华室剧话》《巴黎戏话》《新剧百话》《黛红戏话》《风花雪月庐剧话》《菊蝶言戏》《澹盦剧谭》《倩影轩剧话》《学稼轩戏言》等系列剧评，皆曾于文艺期刊刊载。
近代报刊的产生是报刊剧评产生的基础，近代报刊以面向大众的编辑主旨向各方征稿，“文坛健者，儒林丈人，惠赠瑶章，共襄盛举”[22]的采稿制度，促成了近代首批报刊剧评的发表。近代报刊在发展中产生了两次办报高潮，报纸副刊、小报和文艺期刊纷纷涌现，刊载了大量的诗词、小说、戏剧以及相关的评论文章，为报刊剧评的发表提供了园地，最终形成了报刊剧评多如牛毛、众说纷纭的繁盛局面。自唐、宋至晚清，戏剧理论批评经历了千余年的漫长发展，中间虽有繁荣，但与正统诗文批评相比，一直处于被压抑的边缘地位。近代以来，报刊剧评以其特殊的刊载媒介和新型的批评样式登场亮相，在报刊版面中与诗、文分庭抗礼，甚至成为主角，戏剧理论批评史也随之揭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