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引领的流行文化空间
城市市民是近代大众文化的基础，大众流行文化的直接实践者是广大民众。随着晚清社会的发展和京剧的勃兴，看戏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在这股时代潮流中，观众于不同的时间又有不同的喜爱、关注、追随对象，每个时段有不同的戏剧时尚风向标。这种喜好一般不会持续太长，但情绪强烈、关注度高、追随者众，于是在观剧大潮中，因观众的喜好不同又引领出几股小潮流，如晚清兴起的观灯彩戏及辛亥革命后兴起的观看新剧和欣赏旦角、坤角等。
晚清流行的灯彩戏是一种利用灯彩、切末来吸引观众的戏剧形式，对演唱和表演艺术并不注重，强调新颖、奇幻的炫目效果，最初只是在同治初年昆班中偶尔演出，光绪年间曾风行一时。1918年11月17日《中华新报》发表有切肤《上海灯彩戏源流考》一文，据其考证，光绪元年（1875）的《济公传》首次注重切末，这部戏在戏台上高搭楼阁，高楼屹立屋中，武行的人盘旋而上，像小说中所描述的飞檐走壁，令人拍案叫绝。在中国传统戏剧中，对于切末向来不重视，曾有人著文说，传统戏剧中用到切末的时候，不是妖怪出山，就是扎船立楼，即只有演到神仙妖怪或者安营扎寨等戏的时候，才会用到切末，其余一切都用舞台表演形式来取代，如扬鞭就是骑马、推手就是开门等。《济公传》后，出《大香山》一剧，有白雀寺房屋及十殿地狱，切肤称之为灯彩戏之滥觞，但此时只有彩切没有灯火。后来三雅园排《财星照》，开始用灯彩，颇受观者欢迎。后天仙茶园排《洛阳桥》，剧中运用了“点金石”“采莲船”“宝藏库”“水晶宫”等灯彩，且采莲船能在台上行动，水晶宫纯用玻璃片制成，观看时异常炫目，非常卖座。于是，丹桂响九霄乘时而趋，于1888年初上演了新戏《斗牛宫》。《斗牛宫》所用道具、布景繁多，首场是凌霄宝殿，列有十八罗汉、四大金刚、福禄寿三星、四值功曹、五子夺魁、六丁六甲、八洞神仙、十二花童、金童玉女及诸多仙女仙童、玉帝王母等，台上多至五六十人。演员手执五花八门的道具或者彩灯，威武辉煌。末场是罗仙大会，更为热闹，有赛会中的各种仪仗，有捧香拜佛者，有大锣班和少林会，还有高跷与霸王鞭等各种玩意儿，并有彩景机件，观众能看到骑鸾驾鹤者作腾空上升之状。次年，天仙茶园又排《碧游潭》，剧中有：“灯彩先现，月台倏变亭台楼阁，再变花园美景、翠竹苍松，名花异卉、碟蜂飞舞、鸟雀声喧，石畔九曲红桥，仙女婉转嬉戏，池中千层银浪、金鱼往来跳跃。石洞中有奇异灯法，一盏灯能变万盏灯，瞬间万盏灯变成一盏灯等景。”[25]《洛阳桥》《斗牛宫》《碧游潭》的上演是上海灯彩戏的全盛时代，万人空巷去看灯彩，外省众人也慕名来上海看奇观，一时轰动上海滩。此后，各戏园陆续排了一些灯彩戏，但由于新式舞台兴建，新戏肇兴，灯彩戏渐渐衰落，只有《斗牛宫》等剧作为应时戏在节日时上演，其余剧目多不再排演。到民国初年，剧场中已经很少能看到灯彩戏了。
可见，灯彩戏从同治初年偶尔演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光绪年间达到全盛，引领了一阵观看灯彩戏的潮流，走在剧坛时尚的前沿。灯彩戏作为一种戏剧样式，并不是将演员表演作为观众欣赏的重心，而是利用演员之外的舞台设施和演出道具来吸引观众，它盛行的原因可以总结如下：
其一，传统戏剧在切末上的缺失，给灯彩戏兴盛提供了契机。中国传统戏剧向来不重视切末，而是重视演员的演唱、表演，日常生活都用写意的表演动作来表现，这就省略了舞台道具，舞台上十分简单、朴素。所以，当灯彩戏以炫目的灯彩、奇异的舞台设置出现在观众面前时，瞬间便抓住了人们的眼球。
其二，西方科技的传入，给灯彩戏盛行提供了技术支持。灯彩戏制造的炫目的舞台效果，除了传统的高跷技术、武行演员的手脚功夫之外，主要依靠的是彩灯、焰火等道具，其中有现代化科技的产物及现代化机关、布景等，这些与西方现代科技的传入是分不开的。
其三，戏剧在清末的整体繁荣，是灯彩戏可以盛行的基础。戏剧的繁荣不仅产生了如田际云等杰出的演员兼编剧，还产生了一批实力雄厚的戏园。灯彩戏的制作需要耗费巨大的工本，如1912年所排的灯彩戏《女儿国》，一场戏下来要用掉蜡烛一千二三百支，巨大的制作成本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而晚清戏剧的繁荣、观众观剧之盛使戏园具备了制作灯彩戏的实力，这也是灯彩戏得以盛行的物质基础。
观看新剧的潮流兴起于民国之初，在1914、1915年前后盛行一时，然而后来迅速衰落，到1918年后几乎全部沉寂，只有女子新剧还在继续上演。新剧的兴盛原因主要是：
第一，新剧采用模拟西方的新型的戏剧新式，比如采用幕表制，增加布景、道具的运用，演员穿时装、不用演唱只用科白等。这种形式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其“新”的特征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第二，新剧的演出风格比较随意，内容反映时事，能引起观众共鸣。新剧因为不用演唱，只用科白，相比传统旧剧在编排上较快，从而可以经常换戏。新剧内容多紧跟社会形势，反映时事，有的戏剧可以让观众感动落泪，演员演出时注意和台下观众的交流，经常插科打诨，有些剧又使得观众哄堂大笑，悲喜剧效果强烈，得到一些观众的喜爱。
第三，戏剧救国思想的推动和剧评的影响。在戏剧救国思想推动下，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纷纷排演新剧，所以新剧之初，内容比较严肃，表演充满激情。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在报刊上发表剧评，鼓吹新剧，扩大影响，这也是新剧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剧全盛时期，职业剧团纷纷成立，如新民社、民鸣社、开明社、启民社等，新民社演出的家庭剧描写家庭琐事，男女老幼都喜爱观看，而经营三开办的民鸣社更受欢迎，常常一开幕就满座，但因后期新剧艺术粗制滥造、缺乏好的剧本和演员鱼龙混杂、整体素质下降等原因，观众不仅失去了新奇感，甚至对其产生厌恶，新剧也迅速衰落了。
自清末开始，还有一股风气兴起，即观众对旦角的偏爱。京剧诞生之初，在行当中，占重要地位的是老生和旦角，此后一度老生占据上风。从第一代京剧演员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形成的“老生三杰”，到第二代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的“后三杰”，在京剧发展的最初阶段，老生流派最多，影响最大。老生的唱腔，较贴近当时的时代特征，“高亢之中，又别具沉雄之志”，可以使观众闻后泣下。慈禧太后喜欢老生，这也是老生艺术精进、人才辈出、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清末，这种形势开始转变，1909年王瑶卿在北京东安市场挑大梁成立班社，旦角获得了头牌的资格。1913年，梅兰芳在上海首次打炮走红，王凤卿把大轴戏让给了他，此后更一发不可收拾，梅兰芳应势而起，旦角人才济济，四大名旦走红时，旦角一度超过了生角的气势。在上海，沪人一向有爱看旦角戏的风习，十三旦侯俊山就曾于1877年和1879年两度南下，红极一时，几月时间，就盈利累累巨万，满载而归。“响九霄”田际云南下，也深受上海市民的喜爱。坤班是民国后开始在各城市盛行的，早于同、光年间，上海就有“髦儿戏”演出，戏班全是年幼女孩子。“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出现了第一家京剧女班戏园——美仙茶园。随之，即有霓仙、群仙、女丹桂和大富贵等京剧女班戏园开设。”[26]京剧女戏班培养了恩晓峰、金月梅等一批优秀的坤伶演员。清末，上海、天津等地的坤伶演员，纷纷北上北京，南下武汉等地，使民国成立后坤班在全国盛行一时。旦角戏、坤班盛行，首先和其自身艺术发展有关，比如京剧早期对旦角规定很严格，自王瑶卿始，创造了融青衣、花旦为一体的“花衫”，旦角表演更加灵活、生动，服装和化妆上，都更美观、靓丽。女伶的艺术在清末几十年内也有很大发展，比如恩晓峰演老生名盛一时，后因自身资质，演起旦角来也更加自然、俏丽，受到观众喜爱。其次，社会风气大开，经过晚清几十年的西风东渐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迅速崛起的现代城市生活以及新兴的城市市民群体，时尚风气已经改变，娱乐化和休闲化成为主旋律，这种情况下，能满足人们更多视觉想象的旦角比起老生等其他角色更能吸引人们的兴趣，受到人们追捧。
晚清观众引领的观剧潮流，是近代大众流行文化的组成部分。灯彩戏、新剧、旦角和坤班，之所以能流行，是因为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都满足了近代观众的求新、猎奇的情感心理。灯彩戏炫目、奇异，新剧拥有全新模式和时事体裁，旦角美艳兼具情调，坤班打破女子不能演戏的旧制，带来强烈的新鲜感，这些都使得观众趋之若鹜。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四大名旦”就是大众流行文化的产品。一些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剧评，对这种流行文化进行思考，更多的人则是通过对当时流行对象的品评参与到流行潮流中来，成为潮流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