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论说式

“论说式”剧评是指选取一定的理论视角，以论辩、论证的方式和较长的篇幅来论述戏剧的批评文体，近代报刊中，往往非常重要或严肃的戏剧问题，会采用这种文体去讨论和阐释。

报刊的论说式剧评在报刊社论、政论的影响下产生，是一种戏剧理论批评的新形式。社论是报刊编辑部的权威性言论，19世纪后期的报纸中，社论一般称为“本馆论说”，如《申报》于1872年4月创刊后，就列有“本馆论说”一栏，代表报馆的意见，每日发表一到两篇评论，论题比较广泛，可以看作社论的雏形。在清末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内忧外患之下，一些精英之士提出了变革社会的政治要求，政论应运而生，登上报坛。王韬1874年办《循环日报》，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的“社说”，完成了报刊政论文的创始。“《申报》虽然重视言论，但内容多半是对于洋务的谈论，不少是聊以塞责的应景文章。一个小心翼翼以营利为目的的报纸，不可能担负发展这种文体的任务。《循环日报》报首必登论说一篇，大多由主编王韬自撰，议论时政，宣传变法自强，开创了我国报刊政论的传统。但是，这一文体还未能由其他中国人自办报刊继续发展，而王韬后来也离开了《循环日报》来到上海。这个时候，外国传教士忽而对政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毕竟比商人有远见，善于根据新的形势，利用人民要求社会变革的思想潮流，确定新的宣传策略。他们的报刊改变了原来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而采取正面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做法，转而以赞助中国改革自居。积极评论起中国的内政了。《万国公报》之改为政论报刊，李提摩太在天津《时报》上大写政论文章，是这一新策略的体现。”^[26]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是报刊史上的政论时代，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陈天华、宋教仁等都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维新派创办了一大批政论报刊，并对政论文体进行改革，产生了报章体，革命派也创办大量报刊，宣传革命。报纸评论的形式除了短评外，还有“代论”“来论”“外论”“通论”“本馆论说”等，形式多种多样。1907年，在《神州日报》和《时报》上，“社论”这一名称正式出现，其他名称逐渐被其取代，社论作为代表报刊编辑部言论的文体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论说式的剧评文章，伴随着政论文的大量出现，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办报活动中产生。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后，先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又办《新小说》，在《新小说》的创刊号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发起戏剧改良的号召，这是近代报刊首篇论说式戏剧理论批评。在维新派宣传戏剧改良的同时，革命派人士也意识到戏剧的宣传教育功能。1903年底，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次年改名为《警钟日报》），发表了题为《告优》的社论，社论主张通过戏曲警醒国人，号召戏剧艺人能投身政治，戏剧救国。后《警钟日报》又发表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一文，号召青年同胞起来投身梨园，用戏剧去教育民众、感化人心。1904年9月，陈去病、柳亚子、汪笑侬、吴梅等经过奔波筹划、集资招股，在上海共同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本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其首期发表的《招股启并简章》、柳亚子《发刊词》、陈去病的《论戏剧之有益》，都是论说式戏剧理论的代表性文章。《招股启并简章》提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是杂志创办的唯一目的。柳亚子的发刊词大声疾呼“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之壮剧、快剧”，把戏剧改良和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矛头直接指向清朝统治者。1904年，陈独秀的《论戏曲》指出，戏曲和诗、词一样，源自古乐，古代圣贤皆习音律，戏曲之起点并不是低贱行业。王钟麒的《剧场之教育》一文（载于《月月小说》）也指出重视戏曲的社会作用，社会的发展才合乎正轨，如果忽视戏曲，演戏之权掌握在“里妪村优”手里，那他们演的淫亵、劫杀、神仙鬼怪等戏，对社会发展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这时期的论说文还有欧榘甲的《观戏记》（发表于1903年旧金山《文兴日报》）、箸夫《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发表于1905年《之罘报》）、渊实《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1906年《新民丛报》）、棣《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重轻》（1908年《中外小说林》）等。民国成立之后，1913年《京话日报》“演说”栏发表的《改良新剧当从旧剧入手》一文，也是一种论说式剧评。

论说式的剧评文章，和剧评式文章比较，观点更严肃、重要，能引导社会舆论，论述更具体深入、篇幅较长，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辛亥革命之前，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之下，论说式剧评伴随着政论文的大量出现而产生，观点多是戏剧改良的宣传和戏剧功能的鼓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民国成立后，论说式剧评不再活跃，与此同时，报刊评论风气大开，剧评大量兴起，在报刊戏剧理论批评中占据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