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评传式

“评传式”剧评是指一种以传记方式去传达批评意见的批评文体。这种批评文体在为伶人立传的过程中展开批评，传中有评，评传结合，有助于形成演员与戏剧的相互阐释，加深读者对戏剧的了解和体会。

评传式文体自古有之，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书》《左传》《战国策》《国语》等著作中，就已包含了很多的传记成分。司马迁的《史记》用“本纪”记载帝王事迹，“世家”记载诸侯大臣，“列传”记载各朝代、各阶层、各类型的重要历史人物，开创了中国正史特有的纪传体形式。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等都是早期史传文学的典范之作。此后发展中，各朝各代既有官方“正史”，也有民间史家创作的各种野史、传记，记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勾勒出一个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的隐逸之士形象，宋濂除了主撰《元史》外，还著有《王冕传》《记李歌》等百余篇杂传。元代的戏剧理论著作《青楼集》和《录鬼簿》中，《青楼集》记录了演员的生活和艺术活动，《录鬼簿》记录了戏曲作家事迹和作品目录，可称为元代有关戏曲史著作的“双璧”。但由于戏曲一直未受古代正统文人的重视，书写剧史和为伶人作传者极少，这种状况在近代得以全面改观，报刊中的“剧史”“传记”著作，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也是对史传性戏剧理论批评道路的开创。

《瀛寰琐纪》第5 卷刊载署名为糜月楼主的《燕市群芳小集》，这是报刊剧评中首篇专写伶人的文章。《燕市群芳小集》中介绍了京师名伶中的“上品三人”“逸品先声二人”“丽品先声四人，继起六人”“能品先声四人，继起四人”“妙品先声四人，继起三人”，对每位名伶都作了评价。但这篇只是评论伶人的小集，还不是严格的传记性文章。报刊中较早的伶人传记文章应为1898年刊载的《双灯合传》和1899年刊载的《汪伶笑侬》。《双灯合传》记载鹤鸣戏园秦伶“三盏灯”和“四盏灯”的传记，作者说：

采风主人既作《双凤合传》^[17]，记丹桂昆伶周凤林、邱凤翔事，又忆鹤鸣戏园有双灯，为秦伶三盏灯、四盏灯是也。三盏灯张姓，本良家子，年十二误堕乐部，今十六矣，姿态秀逸，凝眸微笑，百媚横生……四盏灯小三盏灯一岁，貌稍略逊，而珠喉一串，响遏行云……^[18]

据《中国京剧史》记载，直隶梆子科班“永胜玉科班”光绪三年（1877）自北方来沪，它的前身是始建于同治四年（1865）的直隶宝坻县永胜和科班，定居上海后逐渐转化为京剧科班。科班里面的旦角多以“灯”为名，如一盏灯（张云卿）、两盏灯（张永王）、三盏灯（张锦峰）、四盏灯（周咏棠）、五盏灯（王贵山）、七盏灯（毛韵珂）、十五盏灯（赵文连）等。^[19]可见此篇文章，应是为伶人张锦峰和周咏棠作传。不过从上文来看，此时的传记还较简单，着重对伶人演剧艺术的概括。

1904年《二十世纪大舞台》首开“传记”栏，第一期刊《南唐伶工杨花飞别传》，第二期刊《日本大运动家名优宫崎寅藏传》，可看作近代报刊开设“传记”栏之始，大量的伶人传记则是在民国之后涌现的。民国初年上海有冯党和贾党之争，两党竞相为自己所拥护的名伶作集，《璧云集》和《春航集》中都有对伶人贾璧云、冯春航的艺术介绍，此后的《子美集》《绿牡丹集》《梅陆集》也是如此。1914年前后，上海新剧兴起，报刊涌起评新剧的热潮，不少剧评家为新剧家作传。谭鑫培和梅兰芳两位鼎鼎大名的“伶界大王”，为他们作传的更多。《娱闲录》杂志刊载了《小叫天小传》《白牡丹传》《小香水略传》《邓蕙卿传》，《七天》杂志有《新剧家吴我尊小传》《新剧家马绛士小传》，《申报》载《坤伶小莲芬传》，《香艳小品》登《梅兰芳传》，《中华新报》有《贾璧云传》，《生活日报》有《冯春航传》《梅兰芳传》，《新世界》有《义伶杨春生传》《汪笑侬传略》，《日知报》有《皮簧须生双兰英小传》，《亚细亚日报》有《刘菊仙小传》，《空中语》杂志有“伶人传”栏，《香艳杂志》设“女伶月旦”栏，《春柳》杂志设“名伶小史”“名伶世家”栏，伶人传记的刊载蔚然成风。

这些伶人传记往往是传中有评、评传结合，作者在给伶人作传时也表达自己对戏剧、伶人表演艺术、伶人品德等诸方面的评论，形成演员和戏剧的相互阐释，如《香艳小品》之《梅兰芳传》中，评梅兰芳“色虽艳而冷隽”“曲虽工而微婉”，《空中语》发表的《张毓庭》中提到，张毓庭之为剧“清逸圆润，味淡而弥”，但是“善唱却不善演”，是为可惜。这种评传结合之方式，使评传式剧评成为近代报刊戏剧理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