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捧角与党争
戏园里面经常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当某位演员一出场，观众席上马上来一声“好”，一张口，又是哄然一声“好”，一场戏下来，叫好之声不断。捧角的人，不止在剧场叫好，还会行诸笔端，见诸报刊，在报刊上为自己喜欢的角儿摇旗呐喊。
关于捧角现象，吴祖光曾经有文章[110]专门详细描述过。民国初年的广和楼，戏好价廉，成了下层社会唯一的戏园子，里面名伶众多，马连良、小翠花、谭富英、梅兰芳都是响当当的活招牌。里面观众除了一般的劳动阶层外，青年学生、小报的新闻记者，甚至一般社会上振振有声的遗老及小有名气的名士也夹杂其间，品姿论色，兴不少衰。学生捧角是这样的，假使有两个人同时喜欢一个花旦，这两个人就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在戏园里便每人集合一帮帮手，列开阵势，有坐在前排的，有坐在后排的，有坐在楼上的，有坐在两廊的。花旦出场时或有所举动时，这边早轰雷似地来一个碰头好，那边也紧跟着上一个，这边不服气再来一个，那边大怒又加上一个，他们的术语，谓之“顶好”，就是双方互顶之意。这样往往使得在一个动作过去或花旦出台之后，好声不绝，越顶越有劲，但观众个个皱眉。如果双方顶得不可开交，这边的英雄里便有一个或几个挺身走到那方，约好出去武力解决。于是，一行人直奔到天安门前深且密的松树林里，先是质问，后便开打，如同生死置之度外一般，败北者忍辱答应城下之盟，无条件接收一切不平等条约，回家自去养伤，胜利者扬眉吐气，有时也会吃上官司，但是为了心爱的角儿，一切牺牲都心甘情愿。小报记者呢，捧角无非在报刊上发表些肉麻的文字，有时会造些谣言，破坏某个角儿名誉，被毁谤的角儿只得花钱拿津贴来给这些记者。有时这些做法会激怒了学生大爷而惨遭暴打，但这些都是一般下流记者的捧角。遗老们把捧角作为消遣，出力出钱，所以有些角儿喜欢同他们交往，这些人是实力派。名士们捧角呢，一般看好了某一个角色认定他大了必红，于是会下力死捧，他们用了戏界的势力，捧角易如反掌，眼光远，经验足，比起其他捧角又技高一筹。吴祖光曾是一个学生捧角家，他对学生捧角的分析还是很翔实的，其他人对捧角的分析可能一半来自眼见，一半来自猜想。
近代的捧角现象兴起于晚清，随着民国初年旦角的兴起，捧角之风日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顶峰。捧角之风的兴起除受到社会发展、政治、经济的因素影响外，也和戏班体制的演变有关。晚清年间，戏班出现名角化现象，演员收入也由包银制改为戏份制[111]，一个戏班的演员们不再是同舟共济、整齐划一，而是有了身价和地位的区分。实施名角制的戏班里，演员分为头路角、二路角和三路以下角，各路角的待遇和权力大相径庭。名角往往拥有私人的琴师、鼓师，服饰、化妆等也都专门配备。最明显的区别是收入，如1917年一日广德楼戏园的支付账单上，头牌梅兰芳当晚演出所得大洋80 元整，而最底层的龙套演员只有小洋6 角。戏园体制的变动给捧角现象提供了基础，名角拥有的资源越多、造成的影响愈大，其身边就会更容易聚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或为了让名角更红，或为从事戏剧研究，无一不为名角服务。名角制也使演员容易被捧红，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收入更加丰厚，这给不同目的的捧角者提供了动力。
名角身边往往有固定的一帮人，一般为文人，这帮人被称为“党”，不同角的“党”为了自己所捧之角，写文作评、互相攻击、展开笔战，便形成了戏剧界的“党争”，如：
海上捧角之风始于冯、贾党争，冯党之首领为柳亚子，贾党之首领为樊樊山、易实甫，调和其间为叶楚伧，无非海内名士，故党争虽烈，不过借二伶人作自己诗词题目而已。殆新剧中兴，马二先生出而组织凌党，柳亚子维持陆党，于是一变诗词而为辩难之文章。及至今春，黄王南来，则一般捧角家又变辩难之文章而为谩骂之文章矣。呜呼，捧角已无谓，捧旦角尤无谓，捧旦角而不惜一生之名誉，则俞觉无谓矣。[112]
从这则剧评可看出，上海捧角之风起于冯、贾党争，之后又有凌党、陆党。冯、贾分别指冯春航、贾璧云两位旦角。1909年，南社在苏州成立并举行第一次雅集，适逢冯春航在阁门附近某剧场演出，柳亚子恰好前往观剧，深为之倾倒，这一次观剧，也是南社某些成员“捧角”风习的开端。自此之后，柳亚子不仅自己时常观看冯春航演出，还经常拉着社友一同观看，以他为中心，南社中林一厂、俞剑华、陈布雷、庞檗子等都成了捧冯集团的成员。“捧角”文章往往以报刊为根据地，柳亚子与社友们在《民立报》《中华民报》《民声日报》《太平洋日报》《南社丛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揄扬冯春航的文章。而此时，北京的名角贾璧云南下上海，大受欢迎，与冯春航形成竞争局面。贾璧云的支持者称为“贾党”，以柳亚子为首的冯春航的支持者称为“冯党”，冯、贾二党在各种报刊上对二位名角孰优孰劣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论争开始于1913年，最初两党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对冯、贾艺术的见解。贾党在《小说时报》上出了一期有关贾璧云的专刊《璧云集》，很快，柳亚子便推出其编辑的《春航集》，比起仅仅十几页的《璧云集》，《春航集》200 多页，还包括十几页冯春航的剧照。《春航集》里面有部分关于陆子美的剧评，是因为冯春航离开上海期间，倾心于冯春航《血泪碑》的柳亚子，看了陆子美《血泪碑》的演出，大为赞赏，后来冯春航和陆子美皆加入了南社。
北京的捧角圈以易顺鼎、樊樊山、罗瘿公为中心，他们先是捧贾璧云，继而捧朱幼芬，后来捧梅兰芳。捧梅兰芳的被称为“梅党”：
五四以后各地纷纷组织十人团，不知十人团之一名词，在京中剧界早已发生。该团组织之宗旨，专对于梅兰芳尽充分之义务，非如各界十人团，以爱国相标榜者。其中人物容纳政军两界及文人而成，团长为冯耿光氏，团员为中将李思湛氏，有某中将、一少将、一师长、一旅长及中行总稽查李律阁，更有文人罗瘿公等共十人。兰芳演剧必留出第三排十位置，以为报效云。现梅兰芳在新明大剧院连演《天河配》，十人团大活动，相率包位请客，为捧场之举，每日至下午七句钟，即有军人差役看位，门外汉欲觅好座位盖甚难也。[113]
此外，京、申剧界还有“毛党”“白党”等，毛党为毛韵珂的支持者。毛韵珂初习秦腔，兼唱皮簧，尤其擅长穿西装演时装剧，名噪一时，曾和冯春航、贾璧云鼎足而三，其支持者有“毛党”之说。白党是艺名为白牡丹的荀慧生的支持者。四大名旦中，尚小云个性刚强，对待同行极有义气，热心公益，但与外界来往不多，因此其周围基本上没形成过捧角集团，其他三人程砚秋有“程党”，梅兰芳周围有“梅党”，荀慧生则是“白党”。荀慧生1919年秋来到上海，出演于天蟾舞台，三天打炮戏为《花田错》《醉酒》《戏凤》，打红上海滩。在他身边迅速聚拢了一批文人，以沙大风、杨怀白、舒舍予、谔吕公为代表，形成白党。每次荀慧生南下上海，其下榻之处很快便组成一个类似秘书处或办公室的机构，几位白党首要等天天留在那里，为荀慧生处理一切内外事务。晚上散场后，一起讨论当天演出中的得失，并商量第二天、第三天的戏码，可谓事无巨细，周到体贴。
这种群体捧角的现象和由此引起的党争，可以看作是中国早期追捧明星的一种大众娱乐现象。虽然冯、贾之争中体现着南社成员呼吁戏剧革新、戏剧兴国等进步的思想内容，但近代捧角的主体，带有鲜明的娱乐性。拿当今明星制度相比较，近代戏班名角制的形成和以上海为代表的近代城市的发展，使得明星制度和大众娱乐的消费群体都已经具备，报刊又为大众娱乐提供了制造和传播明星符号的文化空间。从这一角度看，当时为名角痴迷的种种状况和捧角、党争情形，已和现今的“粉丝”现象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