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期（1912—1919）
报刊剧评蓬勃期的状况在本章第一节中已有所描述，这时期剧评作者多，数量巨大，内容庞杂，且此时期评剧成为一种趋势，种种盛况兹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随着评剧的趋势越来越盛，党争、捧角、辩论都以报刊为阵地争相上演，剧评在繁盛的同时也带有趋于浮躁的迹象。
最初的剧评还保持相对严肃的态度，不论评剧或评伶，作者虽有褒贬，但不带太强烈的感情色彩。较早开“剧评”栏的《民立报》《北京新报》等刊载的文章皆是如此。比如正秋的剧评：
歌舞台新聘之杨四立，文武全材也。唱工腔调专宗叫天，惜嗓音稍有未逮。又擅武二花，尤以起彩旦最佳。件件皆能，色色俱精，真是多才多艺，上海尚未到过云。
歌舞台又聘须生张桐钧，亦系学谭派者。最初来申明张老盖。后在北方经营商业，因天仙挽其挚友至北方聘，始复弃贾就优。所唱各戏尚能受顾曲家欢迎，惟嗓子甚低，幸其说白字字真切，听之清脆有味，故音低犹不为病也。[61]
评论有褒有贬，虽然是作者一人之见，但所评皆有依据，态度也尽量保持了客观。
于1912年起，“结党”之风始见端倪。柳亚子极力赞誉旦角冯春航，曾在他主持的《太平洋报》等报刊上对冯春航大力赞扬，并以柳亚子为中心形成了冯党。1913年，贾璧云南下，演技、扮相俱佳，轰动沪上，吸引了大批迷恋者，于是贾党形成，和冯党对峙。1913年，梅兰芳到上海登台，一炮而红，于是上海又出现了第三党之说。伶界各党著文登报，互相攻击，对于各自的角色又极力颂扬，这就使得剧评脱离了正常的轨道。柳亚子为冯党之魁首，他的剧评则贬抑梅兰芳和贾璧云，颂扬冯春航，举两则如下：
游海上旬日，为春航来也。而相识者牢绳兰芳之美（个中有小凤），谓余不可不一睹庐山真面目，因以临去之前一昔，应友人招，往焉。至则场内外已苦人满，万头攒动甚嚣尘土，空气尤劣。余颇不耐，又以座位在后，距离过远，雾里看花不知其美。唯觉双颧高耸，头辅尖削，且又傅粉太白、施朱太赤而已。……驱车出门，复过春航，适演《双蝴蝶》，已届尾声，时候乃觉小语精微，款款入我心坎。而临去秋波，尤难为怀，因口占一诗云：厌闻月旦到歌场，庐后玉前孰主张（又是抢白小凤的）。一任野梅开烂漫，当庭我只拜冯郎。[62]
人菊函云，小凤、鹓
同流合群，尊梅兰芳若天人。弟昨去一观，略有批评，颇与小凤意见不同，故未敢投去，自取摈斥。梅伶做唱不可谓不好，较诸贾伶似胜。但其一种妖淫态度，令人观之作十日恶，小凤辈尊之者，只因其淫荡故耳。故尊之之意，实亵恶不堪。春航深耻彼等行为，独具清洁不可攀仰之概，故毁之者日众。呜呼，伤人心别有怀抱，似不能与时辈争毁誉也。[63]
剧评在这里成了专为自己喜爱的伶人造势的工具，失去了其本应该具有的客观、公正、公平的态度，时人和后来之人都对这种剧评极不赞同。时人曾说：
伶党者，上海无聊之骚人墨客、剧曲家，所号召而组织之者也。伶有新旧，则党亦有新旧，旧党事旧伶若神明，新党亦事新伶如神圣。有附和之，曰：是吾同党也，必掖引之；有侵犯之者，曰：是我异党也，必诟骂之。于是百计以扬之，多方以媚之。伶略通音韵，必曰：是大诗家也；伶略解涂抹，必曰：是大画家也；伶略识西文，必曰：是大方言家也；伶略谙跳舞，必曰：是大舞蹈家也；伶固滑头也，必曰：是高士；伶固浊物也，必曰：是名士。其党魁党员之心目中耳中梦寐中所见所闻者皆本党之某伶也……[64]
时过境迁后，有人回忆说：
大舞台有一名旦角贾璧云，以色艺轰动一时。贾又能画几笔山水，结识了一班遗老，遗老有《贾郎曲》揭布报端，且刊《璧云集》，大事张扬，因此有“贾党”之号。和捧冯春航的“冯党”，两不相容，时常在剧评中引起剧烈地争论，这是很可笑的。[65]
冯、贾、梅党之争在1913、1914年最为激烈，1914年前后新剧兴盛，吸引了一部分剧评家的注意力，加之各种颂扬文字、做法都已达到极致，冯、贾两党热度才渐渐退去。梅兰芳回京后，艺术日益精进，在声誉上超过了冯春航和贾璧云，逐渐成为旦角翘楚，独霸一行。自1917年之后，报纸剧评对旦角的舆论又多集中在梅兰芳身上。但捧角、争辩现象一直存在于之后的剧评中，在剧评繁盛的时代，报刊中常常因对某角或某剧的观点不同而引起辩论，有时甚至争得不可开交。所以在报纸剧评中会夹杂着《我来劝劝你们》[66]、《为秋星、瘦竹二君解纷》[67]、《请舍予、半狂两君息讼》[68]这样的劝解文章。往往一场论争要持续一至几个月，中间又有其他剧评家就所争之事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辩论的气氛，使得报刊剧评众议激烈，尤其热闹。纷纷扰扰的争辩、吵闹，产生了诸多过于关注品评角色的色艺、理论性不强甚至毫无理论性的文章，一部分戏剧评论渐渐趋于肤浅、浮躁，变成一种大众趣味的众声喧哗。当然，也有一些在喧嚣中仍然执着于理论追求、坚持批评原则的评剧家，他们不随流俗所动，著写了很多对戏剧表演、戏剧理论有价值的批评文章。
报刊戏剧理论批评经过30年左右的发轫期，又在发展了约10年之后，1912年前后开始兴盛，渐渐繁荣。刊载剧评的123 种报刊中，有113 种是20世纪之后创刊的。报刊、演剧活动、剧评之间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当然，这种分期只是就1919年之前阶段的考察，1919年之后的报刊剧评从戏剧刊物之多、评论范围之广来看，似比这一时期更为繁盛。
综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8月5日的创刊宣告了近代中文报刊的产生，随着报业的发展，涌现了大批的文艺报刊、报纸副刊和小报。戏剧理论批评自唐宋起即已有之，在报刊剧评产生之初，传统的戏剧理论批评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系统。近代报刊剧评把评剧活动与繁盛的舞台实践相结合，在延续着传统戏剧理论的同时也对演唱、表演理论有所完善。清中期以后，政治时局动荡，剧坛上花部崛起取代昆部成为主角，花部深受民众喜爱，演剧活动在同、光之后尤其繁荣。报刊为迎合观众，增设了文艺栏，喜爱戏剧的观众也可以通过报刊发表自己的见解。报刊通过剧评将观众和舞台连接，戏剧演员、观众和戏剧研究者拥有了一个公共园地。报刊剧评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民国初年后渐趋繁荣。兴盛期的报刊剧评，在1911年到1919年之间，发表的“剧话”有200 多种，散评更有上万种之多。
【注释】
[1]企白：《评剧》，《劝业场》1918年8月17日。
[2]切肤：《上海报纸评剧之溯源》，《中华新报》1918年9月11日。
[3]宛子：《说剧话》，《民国日报》1916年1月22日。此句报纸原文“茧”字前漫漶不全，以一方框代之。
[4]纾盦：《书庵剧评话》，《先施乐园日报》1919年1月10日。
[5]铜琶铁笛斋主：《评剧谈》，《先施乐园日报》1919年12月13日。
[6]《戏学讲义》于《游戏杂志》1914年第9 期开始连载，至第16 期连载完毕。
[7]连载于《小说林》杂志1907年第2、3、4、6、8、9 期。
[8]《顾曲麈谈》于《小说月报》1914年第5 卷第3 号开始，连载至1915年第6 卷10 号。
[9]这一时期的郑正秋和周剑云主要从事报业和新剧活动，1922年之后，二人即投入到电影事业。
[10]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新青年》1918年第5 卷第4 号。
[11]戈公振首先提出中国自西汉开始有邸报的假设。1967年中国台湾新闻史家朱传誉在其《宋代新闻史》中通过对宋代“邸报”详尽可靠的阐述，得出宋代有邸报的结论。另有中国台湾新闻史学者曾虚白在《中国新闻史》中指出，研究中国报业史者，从邸报之名称、政府之组织及历史故事中确认汉代已有邸报。唯汉代印刷术尚未发明，此种邸报只是抄写的新闻纸。学者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一章《中国早期的报纸》也认为中国古代的报纸为邸报，其考证邸报大约起始于唐朝。
[1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55 页“伦敦布道会遣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我国传教，是为基督教入我国之始”。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 页“第一个来华的英国传教士是马礼逊”。
[13]《昭文新报》于1873年8月由艾小梅于汉口创办。
[14]《汇报》1874年6月由容闳集资创办于上海，后改名《彚报》。
[15]龚德才编著：《中国新闻事业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116 页。
[16]《申报·本馆条例》，《申报》1872年4月30日。
[17]《感怀绝句十六首》，《申报》1872年12月12日。
[18]《地震书感和龙湫旧隐韵》，《申报》1872年9月30日。
[19]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 页。
[20]副刊之“副”字最早定型，源于1921年10月21日，鲁迅给《晨报》新独立出来的文艺性文字命名《晨报附刊》，当时总编辑蒲伯英在写报头时，写成了《晨报副镌》，从此“副刊”名称定型。在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田建平主编《当代报纸副刊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及王文彬《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皆有相关论述。
[21]参考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目次》，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6 页。
[22]《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10月23日。
[23]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 页。
[24]蒋锡武：《整元戏曲论》，《文艺研究》1992年第4 期。
[25]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 页。
[26]齐森华：《曲论探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 页。
[27]〔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
[28]〔清〕佚名：《审音鉴古录》，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29]〔清〕徐大椿著，吴同宾、李光译注：《乐府传声译注》，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
[30]参考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31]化鲁：《中国的报纸文学》，《文学旬刊》1921年7月21日第44 期。
[32]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56 页。
[33]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下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20 页。
[34]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编著：《中国京剧史》（上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 页。
[35]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第五十九辑》，延边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 页。
[36]〔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 页。
[37]孙玉声：《退醒庐笔记》，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55 页。
[38]上海市档案馆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9 页。
[39]《铅字印书宜用机器论》，《申报》1873年12月13日。
[40]《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6月3日。
[41]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 页。
[42]剑云：《上海梨园广告谈》，《鞠部丛刊·品菊余话》，交通图书馆1918年版，第78 页。
[43]《论本报销数》，《申报》1877年2月10日。
[44]《论阅报者今昔程度之比较》，《申报》1906年2月5日。
[45]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277 页。
[46]张玉法主译：《剑桥中国史·晚清篇（下）（1800—1911）》，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427 页。
[47]汪优游：《我的俳优生活》，载梁淑安《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戏剧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 页。
[48]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151 页。
[49]《剧评中间牵涉西林》，《京报副刊》1925年5月15日。
[50]《戏园琐谈》，《申报》1872年6月4日。
[51]《戏馆琐谈》，《申报》1872年6月7日。
[52]糜月楼主：《燕市群芳小集》，《瀛寰琐纪》1873年3月第5 卷。
[53]《美国舞戏记略》，《益闻录》1880年7月4日。
[54]《桂仙观剧记》，《世界繁华报》1901年12月7日。
[5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创刊号。
[56]文章原载1903年旧金山《文兴日报》上，转自《清议报全编》卷二五。
[57]健鹤：《改良戏剧之计画》，《广益丛报》1904年8月第44 期。
[58]白：《新剧之结果》，《时报》1907年2月24日。
[59]冷：《丹桂之新剧与春仙之新剧》，《时报》1907年2月25日。
[60]切肤：《上海报纸评剧之溯源》，《中华新报》1918年9月11日。
[61]正秋：《粉墨丛谈》，《民立报》1912年4月19日。
[62]亚子：《磨剑室剧谭》，《生活日报》1913年11月22日。
[63]亚子：《磨剑室剧谭》，《生活日报》1913年11月29日。
[64]红于：《伶党平议》，《生活日报》1913年12月14日。
[65]郑逸梅、徐卓呆编著：《上海旧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58 页。
[66]《先施乐园日报》1919年1月17日。
[67]《新世界》1918年4月20日。
[68]《新世界》1918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