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只做了五年皇帝便禅位于其子赵扩,史称宋宁宗。

和之前的孝宗一样,宁宗即位之初,一方面迫于主战呼声,另一方面也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显示自己是个有为君主,而最好的证明就是北伐,收复国土。

于是,以韩侂胄为首的主战派当权,一党独大,如日中天,并对主和派人物赵汝愚等发起了围攻。

赵汝愚为赵宋宗室,喜欢广揽名士,为自己扬名。他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荐用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学。韩赵不和,赵汝愚被贬,朱熹便约集吏部侍郎彭龟年一起弹劾韩侂胄,结果被罢官。

在韩侂胄集团的策划下,宁宗下令禁止理学,定理学为伪学,又订立伪学逆党籍,禁止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担任官职,参加科举,是为“庆元党禁”。这是宋代言论管制非常严厉的一次事件。

朱熹是李侗的弟子,也就是程颢的四传弟子,至此完全走上了祖师爷的老路——同样做了帝师,同样插手党争,同样导致理学被禁。

但是禁止官员任事,并不能禁止民间议论。有人在城墙上贴了一首题壁诗,大骂韩侂胄愧对祖宗:“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末尾还堂而皇之署上自己的大名“敖器之”。

这首诗就和那首“山外青山楼外楼”的题壁诗一样风传江南,但是韩侂胄明知敖器之是太学里的学生,也没有把他怎么样,而且因其并不在党禁名单里,后来参加科举试,韩侂胄也仍然没有作梗,由着他考上了进士。

这份气度,足以甩那个因为陆游在解试中抢了孙子头名就干脆将其在省试中除名的秦桧几百条街了。

但是韩侂胄的大度,并不能让理学一派对其停止口诛笔伐,不但将他本人视为恨不得寝皮食骨的头号天敌,连带与韩侂胄交好的陆游也成了被嫉恨的对象,而作为杨万里的反衬成了负面人物。

但究其根底,仍是文人闲气的文章官司罢了。

原来,庆元三年(1197)春,韩侂胄得太皇太后赏赐南山别园,大兴土木,修筑南园,嘱托杨万里作记,并许以门下省高位。但是杨万里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官可弃,记不可作!”

韩侂胄遂转托陆游作记。

陆游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主战派,交游遍天下而一生不得志。如今当朝宰相求其写篇园记而已,又不是什么赞歌颂词,自然没有推托的必要。更何况韩侂胄主张收复失地兴兵抗金,这与陆游的一贯主张不谋而合。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何况只是写篇文章呢?写字,对陆游来说是倚马可待的事,所以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南园记》。

不料,这竟然成了朱熹鄙薄陆游的理由,竟在文中公然讦击说:“(陆游)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

这番评价被收入了《宋史·陆游传》结尾,从此陆游就被打上了晚节不保依附权贵的烙印。其实陆游何罪之有呢?

朱熹身为当世大儒,宫中讲学,参与到党争已是不智,更何况还要联党弹劾重臣,说到底只是为了党同伐异。而他对陆游的这番评价盖棺论定,更有违圣人之道,仁人之德。韩侂胄又不是秦桧,朝廷的那些党争是非更与陆游无关,写篇文章而已,怎能成为晚节不保的罪证?

尤其朱熹和陆游也算旧识,对其一生为人十分了解,完全不应该有此误解。陆游为人正直,品行无污,平生无恶行,诗名更盛于世,朱熹不便对其全盘推翻,却攻其一点,含糊其词,这番话说得相当委婉而诛心。说到底,不过是因为嫉妒与迁怒罢了。

而且,理学一派打着孔孟之道的招牌,却丝毫没有温良忠恕的德行。输了被禁,固然恨气冲天,自视委屈;占了上风,便拨弄历史,颠倒黑白,对王安石污言相向,对韩侂胄掘墓鞭尸。这又有什么仁义可言呢?

而杨万里拒绝了韩侂胄,自然便得到了理学一派的吹捧,就连他晚年的隐居,也被理学后人说成是受到韩侂胄的排挤打压。其实杨万里早于光宗朝便谢病归乡,自此幽屏与世绝。韩侂胄称相是在数年后的事,向杨万里求赋纯为欣赏,并无党争目的,被拒绝后虽然不爽,也未见有打压之为。

甚至考虑当时背景,韩侂胄邀请杨万里撰文之举,非但不为打压,而恰恰相反,是含蓄地向理学政敌示好。因为此后不久,韩伉胄便解绑了理学党禁,呼吁一致对外,共同抗金复国。

倒是杨万里一直耿耿于怀,揪着曾经的恩怨不放。

为了显示北伐决心,宋宁宗于嘉泰四年(1204)追封岳飞为鄂王,两年后又削去秦桧爵位,给了投降派一个明显警示。彻底压制了主和的声音后,宁宗便在两年后任命宰相韩侂胄伐金,正式开战。

杨万里于病榻上得知韩侂胄轻率出兵,失声痛哭,唤人取纸笔来写道:“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写了十四言留别妻子,写罢掷笔,一恸而绝。

时为开禧二年(1206),杨万里终年八十岁,死后追赠光禄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