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金代选举制,分为乡试、府试、省试、殿试四试。府试试期在秋八月,共有十个考场。
元好问每三年便要赶往并州赴试,可是考了十几年都没有被录取。
在此期间,蒙古大军对金国发起攻击,每到一地,便疯狂屠杀,元好问的哥哥元好古便死于秀容屠城中。1214年,蒙古逼近中都,金兵节节败退,金宣宗仓皇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为避兵祸,元好问举家先迁往河南福昌,后转徙登封。
1221年,元好问终于进士及第。三年后,又以宏词科登第,被授国史院编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颇为清苦。
这么辛苦才中举得官,却拿这样一点点俸禄,元好问觉得实在划不来。反正功名在身,就算告慰天颜,完成任务了。只当了一年官,元好问便请长假回到了登封,著书立说,撰写《杜诗学》,翔实考据杜甫生平年谱和唐朝以来评论杜诗的言论。这时候,距离他“情是何物”的发问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之后,元好问又几度为官,任河南镇平县令、内乡县令、南阳县令,调京中任尚书省令史、左司都事等,一路官至翰林知制诰。
1233年,蒙古军再次围南京,金哀宗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朝中无主,崔立献城请降,并自封郑王。崔立认为他的行为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遂胁迫翰林学士王若虚、元好问等为自己立“功德碑”。
王若虚、元好问认为关乎名节,既不愿奉命也不敢拒绝,便把差事推给了太学生刘祁。刘祁写好后,王、元二人略加推敲,“敷衍成文”。
但这在后世评论中成了元好问“失节”的第一罪证。
四月,蒙古军攻破南京,元好问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推荐了包括王若虚在内的五十四位中原秀士,请求予以保护和任用。
这成为元好问“失节”的第二条罪证。
南京陷落,崔立以与蒙古大军议和为名,逼迫两宫皇太后、荆王以及诸宗室五百多人北行,“次取三教、医流、工匠、绣女皆赴北”,珍贵财宝装满三十七辆大车,皇亲贵族连根拔起,妃嫔公主尽成蒙古人玩物。
一百多年前金国加诸北宋的“靖康之耻”,如今完整重演在了金国的头上。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元好问亦随金朝大批官员被俘,被押往山东聊城看管,辗转奔波,饱受风霜。
耶律楚材坐稳位置后,开始展示礼贤下士的戏码。因为元好问的诗文名气,倾心接纳,然而五十岁的元好问已无意出仕为官,遂告病还乡,隐居著述。
1252年,元好问以六十三岁高龄北上觐见忽必烈,奉上“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并提出免除儒户兵赋等建议。忽必烈在戴上高帽后不好意思立刻板起脸来,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
这成为元好问“失节”的第三条罪证。
然而联想到社会现实,当时的蒙古统治者不尊重儒家,将辖下臣民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比娼妓还低,仅高于乞丐,属于社会最底层成员(“文革”中“臭老九”的称呼即来源于此)。
元好问此举无疑是为了提高儒生地位,促使忽必烈任用儒士,“以儒治国”,是为了维持士为天下计的儒道正统。
而且后来的史实证明,他推荐给耶律楚材的五十四名儒士中,有十五名在《元史》中有所记录,他们对保存中原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257年九月,元好问在获鹿寓舍逝世,享年六十八岁。临终时嘱咐后人在墓碑上只题“诗人元好问之墓”。
千秋功业,留与后人说。
而清代诗人赵翼说得最好:
题元遗山集
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
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
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首诗充分写明了元好问在诗与史两方面的贡献,其中“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从此成了传世警句。后世文人每每为乱世诗人树碑立传时,都情不自禁地会引用这句诗。
但是正如人们对“问世间情是何物”熟极而流,却极少人知道这首词全貌,更不记得元好问所作一样,当人们说着“国家不幸诗家幸”时,也鲜有人知道这首诗出自清朝诗人赵翼之手,更不知道是为了金元诗人元好问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