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事有两面，任何一种说辞都只是站在不同立场罢了。严蕊案的由来，亦有人说是反对朱熹者添油加醋捏造了来诽谤名儒的，做不得准。
但是朱熹六奏唐仲友是真，提审严蕊是真，而严蕊拒不招供也是真。
换言之，朱熹与唐仲友，确定是势不两立的敌对方。
关于唐仲友的盖棺论定，虽有朱熹举证的诸多罪名，却始终未有证据，反倒是其政绩赫赫，著述颇多。一个被朱熹举为贪官的人竟然散尽家财为民修桥，死后连墓地都买不起，两人谁是谁非，相信有眼睛的人自有明断。
严蕊案已经确定是冤假错案，唐仲友也显然是位清官。然而为他们罗织罪名的朱熹呢？他对唐仲友与严蕊的构陷只是出于误会，抑或后人诬陷？他本人的风评究竟如何？一生业绩又是怎样呢？
且让史实说话。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累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为宋宁宗侍讲，一国帝师，位极人臣。
他的得意风光，用他自己的一首《春日》最能代表：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首诗表面上说春游泗水，实际上南宋之时，山东已沦为金国属地，朱熹不可能去到泗水踏青，所以这里只是指代孔子讲学的地方，暗喻自己推广理学之盛，门徒众多，万紫千红，天下无人不识朱。
而对于读书治学，他也有一首很著名的诗《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两首诗，清楚照见当世大儒的荣宠无限。
朱熹风光跋扈了一辈子，但是由于庆元二年（1196）监察御史沈继祖的弹劾，最后身败名裂，灰头土脸，晚年过得极不光彩。弹劾罪名除了常见的“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等大帽子之外，最引人注目的罪名是“为害风教”，即有伤风化，真个请君入瓮。
朱熹的同乡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清楚地记载了朱熹风化罪的具体内容：第一项是他曾带着两个尼姑出游，后来还娶了二尼为妾，就连外出做官时都带在身边；第二项就更加骇人听闻，乃是贾珍与秦可卿式的“爬灰”，因为朱熹反对寡妇改嫁，所以他的儿子死后，媳妇只能留在朱家守寡，守着守着，居然怀孕了，虽然孩子也姓朱，可到底该算是儿子还算是孙子呢？
一边高喊着“存天理灭人欲”，一边纳尼为妾，与子媳不伦，这算是哪门子的道学先生？
朱熹说过：“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朱子语类》）
或许他认为歌伎私属官员是人欲，而他与尼姑、与儿媳则是天理吧？这已经不是州官放火与百姓点灯的区别了，根本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怎么说怎么做都行，但是你们只能听我说，什么都不可以做；只要拂了我的意思，就做什么都是错。所以就连他看上人家祖坟的风水，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抢来迁葬自己的父亲，而且还迁了三次。
不要说这些是政敌的捕风捉影，因为当皇帝要对这些罪状进行究查时，你猜怎么着？
根本不需要两位尼妾和儿媳妇学习严蕊那样铁骨冰心证清白，因为根本不等她们入狱，也根本不等狱官审案，朱熹直接就认罪了。
最让人瞠目的是，朱大儒不但对这些罪状供认不讳，还在皇上要治他的罪时，涕泪纵横地上书求情，骂自己“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并保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
到底是一代大儒，骂自己都比别人骂得痛快。但让人凌乱的是，不是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吗？这还没上刑呢，朱熹就什么都认了，哪有半点气节可言？如果把他也像严蕊那样关上两个月，杖五百，还不知要招出多少恶迹罪行呢。
或许，正因为他自己好色贪淫，连尼姑和儿媳妇都不放过，所以才认定天下男儿一般黑，唐仲友守着严蕊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佳人，怎么可能只侍酒不陪寝呢？又因为他自己胆小怕死随风倒，所以也无法想象世上会有严蕊这样的人，竟然面对棍棒酷刑都拒不认罪。人和人，真是不同啊。
或许有人会说，朱熹肯定是被冤枉的。可是，朱熹身为帝师，和皇上的关系比谁都亲近，如果事非属实，他是完全有机会为自己辩驳的。可是他不但认了，而且姿态还极其卑微，可见这些罪状每条都是真的，而且真正的罪案还远远不止这些，唯有赶紧认了才有可能求情，至少保得住脑袋。若是不认，只怕监察御史会一直查下去，越查越深，越抓越多，那么朱熹的罪证还不止挖人祖坟，曝人尸骨这些呢。拖得越久，闹得越大，不如借着皇上给他的老脸，赶紧认罪回乡还可以捂着盖着些。
朱熹的学问肯定是广博的，但是做学问和做人从来都是分不开的。虽然不能以人废文，但是他所讲述的道理如果连他自己都不信都不守，又怎么可能是真正阐述儒家道理？
只是，当事人朱熹都承认“伪学”，开始“深省昨非”了，后世弟子却还学得孜孜不倦，自欺欺人地高谈什么“正心诚意”，何其谬哉？
可惜的是，宋朝统治者需要的正是这种虚伪的道义，以此作为钳制思想的工具。
韩侂胄北伐失败后，宁宗清洗韩党，打击主战派，恢复秦桧、赵汝愚、朱熹等人的封号或爵位，重新将理学推到了学术最高位置。
宋宁宗不知是不是遭了天谴，所生九个儿子皆夭折，只得立侄子赵贵和为皇子，赐名赵竑。然而在宁宗临死前，那个一手策划暗杀韩侂胄的幕后元凶史弥远竟然矫诏另立，将支脉较远的宗室之子赵贵诚立为皇子，赐名赵昀，这便是宋理宗。
赵昀（1205—1264）虽为宗室子弟，但是支脉太远，父母早亡，生活境遇只比平民好一点点，如今一步登天，真要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砸晕了。他知道自己登基名不正言不顺，又没有受过皇室正统教育，迫切需要一种虚伪而愚昧的学说为自己站台，于是选择了空言误世的理学。
理宗之所以被后世称为理宗，就是因为他为理学大开方便之门，不但将朱熹重新包装成儒学大师，颁诏追赠太师、信国公，甚至列入孔庙从祀，成为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者，而且抬出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官学教科书和科举经义的标准答案。
与此同时，则是对王安石新学的彻底否定，完全接受了朱熹对王安石“于学不正”“杂糅佛道”的攻击，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导致北宋亡国的罪魁，以此坚定理学的领导地位。
朱熹的地位达到了空前高峰，竟与先圣孔子并列称为“朱子”。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朱熹是成名了，可他高唱着孔孟之学，却背离了孔子思想“仁”的核心，这种名望又有什么意义呢？
蒙古铁骑以武力灭亡南宋后，对于宋代文明而言是一种逆转。但是他们继续将失去了“仁”而谈“理”的朱子学说扯为遮羞布，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试教材。
再之后的明清两朝中，朱熹的地位被越拔越高，遂彻底成为对民智进行洗脑教育的统治工具。儒学彻底被误导了，四书五经、孔孟思想，被荒谬地扭曲成了“朱熹的孔子思想”（南怀瑾语）。
这一场荒谬，竟然延续了八百年，是为儒学一大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