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韩侂胄伐金在言论上的准备很充分，军事准备却不足。出兵前，宁宗解除了对伪学逆党的禁令，重新任用一些在籍的理学官员，争取他们一致对外。
但是从杨万里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理学人士对于韩侂胄的仇恨远超过对金兵，因此采取不合作态度，拒不听令。韩侂胄调遣多名将领，都遭到推辞，伐金将领乏人。更有内奸吴曦在四川私通金朝，图谋割据，导致韩侂胄左支右绌，内疲外乱。
宋军出兵伐金时，西线吴曦叛变，在金兵临江时按兵不动，任由金军东下。韩侂胄日夜盼望四川进兵，陆游也仗着蜀中相识的一点旧情多次致书催促，吴曦皆置之不理。金兵入城时，吴曦更是索性下令撤防。守军孤军不敌，金军陷关。
东线接连败退，领军的丘崈主和退守，宋军伐金部署遭到严重破坏，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
《宋史·郭靖传》中记载了一个与射雕大侠郭靖同名的四川豪绅，在吴曦降金后，因既不愿归顺金国，也不愿离乡远去，遂对兄弟说：“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竟赴嘉陵江而死。
而这种“宁为赵氏鬼，不弃汉衣冠”的想法，在南宋“崖山之战”后表现得尤为彻底。宋人风骨，可见一斑！
为了坚持北伐，开禧三年（1207）正月，韩侂胄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联合杨巨源、李好义等诛杀吴曦，收复四川。可以说，不论结果成败，他的抗敌决心是坚定的，姿态也是磊落的，而北伐战争中也曾经取得了一些胜利。
之后，宋军一路收复西和州、成州、阶州（都在今甘肃）和凤州、大散关（都在今陕西），所向无敌，形势一片大好。
如果宋廷上下一心，借着这份斗志一鼓作气，是完全有可能就此北上伐金，完成复国大业的。
然而战果方显，宋军内部安丙、孙忠锐等人就因争功而彼此牵制，甚至互相设计暗杀，伐金刚刚取得的一点成绩，很快便被内讧给消耗净光了。
这时宁宗动摇了，并暗中派人与金国议和。金人对韩侂胄恨之入骨，提出的议和条件之一竟是索要韩侂胄的人头。韩侂胄闻之，怒而上书请求整兵再战。
此前宁宗立后时，韩侂胄曾持异议，因此杨皇后深恨之，此时便向宁宗大吹枕头风，说韩侂胄再启兵端，于国家不利。宁宗不理。杨皇后便索性密信指使投降派代表史弥远暗杀韩伉胄，事后才奏报给宁宗。
之后，投降派割下韩侂胄的头，用匣子装起来送往金国，签下了“嘉定和议”，也就是“函首安边”。投降派占取上风，完全接受了金朝提出的条件，完成了和议，这是宋金开战以来的第三次屈辱和议。
韩侂胄败了。
于是理学后人本着“成王败寇”的定论，将韩侂胄毫不留情地定义为“奸相”，是致使大宋国势衰弱的千古罪人，杨万里则成了反对奸佞的大智大贤之烈士。
其实韩侂胄一生并无昭彰恶迹，更为抗金报国而死，其污名完全是因为后世理学家占据话语权而来。
不妨设想，如果韩伉胄胜了呢？是不是就成了厥功至伟的民族英雄？
张浚主持的“隆兴北伐”只打了几十天就败了，杨万里仍然为其配享宗庙事争抢得死去活来；而韩侂胄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一年多，且打得互有胜负，宋金对峙，堪称岳飞之后抗金将帅中最具威胁力的名字，怎么就成奸臣了？金人收到韩侂胄的首级，还要礼葬于其祖先韩琦墓旁，评价他一句“忠于其国”呢，宋人怎么反倒对其口诛笔伐？
朱熹以杨万里反对韩侂胄而盛赞其气节，却以陆游为韩写《南园记》批评其晚节不保。似乎谁是韩侂胄的敌人，谁就是义士，反之则为奸佞。
可是比道学先生们更恨韩侂胄的乃是金国，甚至非要见到韩侂胄的人头才肯议和。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金国当然是大宋的敌人，那么金国最仇恨的韩侂胄是否就应该是大宋的忠臣呢？
陆游因为主战而与韩侂胄投辖，又有何污之有？倒是朱熹如金人般视韩侂胄为仇雠，其根源不过是为了书生意气，其立场又当如何视之？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国难当头，山河破碎，臣民应当主战抑或主和？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北宋的寇准。辽人来袭时，有大臣建议真宗出宫避祸，而寇准孤注一掷，力劝真宗亲临前线，鼓励三军，赢得澶州大捷。而在北宋得胜的前提下，又是寇准促成真宗与辽国签下“澶渊之盟”，为大宋换来百年安宁。
之后数代宋主都有收复燕云十六州之意，却因为时机不成熟，一直未有所动。直到徽宗时，才偏信奸宦童贯之言，妄举发兵，联金伐辽，结果授人以柄，灭了辽国，也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金国的枪眼下。
所以，真正的名臣不在于主战还是主和，而在于清醒地相时而动，和平时代未雨绸缪，国难来时悉心部署，赤胆报国。
像李纲、宗泽誓死守护东京，自然是忠臣良将；而投降派却在此时怂恿赵构南巡，导致东京失守，便是大大的奸臣。
岳飞连战连捷，收复河山，更是千古豪杰；秦桧却以“莫须有”罪名将其杀害，献媚金国，缔结“绍兴之盟”，难怪被钉死在千古耻辱柱上。
再如虞允文临危不惧，在军队溃败时义不容辞，走上前线鼓励士兵，以少胜多，是有勇有谋，忠义双全。但他赢得采石矶大捷，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天赋后，却再未带兵征战，而是一直待在京城做官，想来自然是没有再为主战呐喊的，不然不会把相位坐得这样安稳。但是谁都不能不承认，虞允文是名臣良相，是爱国志士，也是抗金英雄。
所以韩侂胄罪名不在于北伐，而在于兵败。可是战败是因为内讧，那么真正的罪人应当是谁呢？
韩侂胄北伐失败，宋金签订“嘉定和议”，不但增加了岁币银，而且宋朝皇帝与金朝皇帝的称谓由以前的侄叔改变为侄伯，比“隆兴和议”更为屈辱。
宁宗将耻辱归罪于韩侂胄，下令清洗韩党，凡是赞同过北伐恢复的都被抄家夺职，陆游也以“党韩改节”罪名去职。
打一批，自然要捧一批。于是赵汝愚一派尽复原职，朱熹被赐予文臣最高荣誉的字谥，称为朱文公。一起被平反的还有秦桧，恢复其之前的王爵、谥号。
谁忠谁奸，是不是有点让人凌乱呢？
韩侂胄专政时期的国史记载被修改，史实舆论就这样被扭曲了，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举措称之为“嘉定更化”。
杨万里恨极韩侂胄以至于呕血而死，如果得知韩侂胄死后竟然被割头献金，主张伐金者悉受牵连，秦桧却得以恢复谥号，想必会仰天大笑的吧？
朱熹和杨万里都没能活着看到韩伉胄的结局，陆游看到了。
北伐失败后，陆游极度绝望地在山阴老家度过了余生。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写完那首著名的绝笔诗《示儿》后，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