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写古人，有些想法是先入为主、根深蒂固的，比如朱熹（1130—1200）。对朱熹的认识，最早是从严蕊的故事开始，所以打小就讨厌这位道学先生；待成长中了解到程朱理学，便更加反感朱熹的虚伪与凉薄；后来重读《论语》，再参看朱熹经注对于孔孟思想的扭曲，尤其是对于科举制度及后代八股的影响，简直恨不得上天从未生此人。
依我说，他就是儒学最大的恶瘤，科举的千古罪人。
正史之前，先说八卦。故事的流行版本是这样的：
浙东常平使朱熹与台州太守唐仲友不睦，六上奏章历数其二十四项罪名，但是有罪名而无证据，因此孝宗迟迟不予理睬，只是将两人俱调离台州，希望他们不要见面也就没了争斗。
可是朱熹向来是辣手判官，说什么都要将唐仲友治罪。贪污腐败什么的一时搜不到实证，就从风化下手。反正朱熹的理学炒作也是先拿女人说事儿的，完全知道怎么做才更能引起百姓注意，主导舆论风向，所以就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直接抓了歌伎严蕊入狱，酷刑拷打，让她招认与唐仲友的“奸情”。
严蕊是天台营的上厅行首，也就是乐伎头牌，色艺双绝，琴棋书画，歌舞管弦，无所不通。
前面说过，按宋朝法制，官府有酒宴，都会召官妓弦歌侑觞，却不能过夜共寝。但是法度归法度，禁不住郎情妾意、男欢女爱，难免有些偷越雷池的行径，人们也多不当一回事儿。比如欧阳修在洛阳为官时与歌伎私会，钱惟演发现后也只是命他即席填首词作罚，对歌伎的失席之罪非但不予惩治，还赏了根簪子助兴，传为佳话。
但是朱熹实在抓不到唐仲友的小辫子了，只得出此下策，拿歌伎说事儿。又或者，朱熹本来就有窥私虐妓的癖好，舍不得放过大好机会，更是嫉妒台州名伎严蕊对唐仲友的垂青，不把两人狠狠羞辱作践一回，不能满足心底的阴私欲望。
于是朱熹再上奏折，专以严蕊说事，说唐仲友每有宴会，严蕊必至。
可是这算什么罪名呢？
唐仲友是官，召伎侍宴非但合理，简直是必然流程。唐仲友唯一的把柄只是偏爱严蕊，每宴必召而已。可是唐仲友又不瞎，他看得见严蕊的美貌，听得见她清婉的歌声，更欣赏她的才情，所以格外看重，这有什么错呢？
但是朱熹非要鸡蛋里挑出骨头来，认为这一男一女既然互相欣赏，必有奸情。他自己是个伪道学，认定天下君子也必然同他一般虚伪，只要拷问就会真相大白。唐仲友是官，不能轻易拘捕；可严蕊是歌伎，是女流，可以肆意欺侮，屈打成招——这就是当世大儒朱熹的如意算盘兼正义招牌。
但是事情再次出乎朱熹的预料了。
居然真有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女子，居然一个歌伎的骨头会比朱熹这位道学先生更硬，更知道什么是节义和风骨，这太让朱熹抓狂了。
严蕊入狱后，衙吏鞭笞逼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然而严蕊不惧官威，不屈棍棒，无论官府怎么拷打诱供，只坚持说：“唐大人官风清正，与奴之间清清白白，绝无苟和之事。”
威逼不行，那就利诱吧。于是朱熹命人对严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你是官妓，就算真有逾矩，也不是什么大罪，最多就是打几板子算数。如今你挨过的板子早就超过量刑了，就算招认供罪也不会再有任何刑罚了，何必执着，再受皮肉之苦？”
严蕊却坚持说：“我虽为歌伎，亦知义气二字，焉能以白为黑污损士大夫清名？真就是真，假就是假，让我诬蔑唐大人，虽死不能够。”
“义气”——身份卑微的官伎严蕊对这两个字的理解可比理学大儒深刻得多了。在狱中关押日久，多次受刑，严蕊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是名声却越来越响亮。人们都说这是一位风尘奇女子，当真懂义气，有风骨。
于是朱熹为了避嫌，只得把严蕊转到绍兴府，却私令绍兴太守继续严刑逼供。那绍兴太守是朱熹的忠实粉丝，更是假道学伪清高，见严蕊生得标致，罪名十分现成，竟大义凛然地宣布：“有色者必无德。”下手拷打比朱熹更加酷烈，打得严蕊几乎伤残至死。这已经不是莫须有了，这是以美为恶，连强词夺理都算不上，根本就是指鹿为马。
即便如此，严蕊仍是冰心耿耿，傲骨铮铮，坚决不肯对权贵折腰屈从。
朱熹大人一头黑线，剧情的发展完全不按他的设定剧本来，严蕊怎么都不肯照着对白念台词，交上让他满意的口供，世人的风评自然也完全不是他想象那般，对着唐仲友积毁销骨。恰恰相反，审理越久，严蕊的名声越大，朱熹的处境也就越尴尬。
整件事唯一和他想的一样的，就是风化案果然引人注目，朝野上下都在议论这宗桃色公案，居然一直传到了宋孝宗耳朵里。孝宗觉得两位高官拿着一个歌伎狂打笔墨官司实在不成体统，遂命岳飞之子岳霖为刑狱提典，重新审理此案。
岳霖早知严蕊无辜，别说严蕊与唐仲友清白无染，就算两人真有私情，又算得了什么大事？对一件捕风捉影的风化案进行长年累月的审理，本就是浪费公帑的无聊之举，更何况还问不出什么来。整个案子简直就是个笑话。
因此岳霖的提审不过走个过场，问不了几句就决定将严蕊当堂释放，并问其意愿，此后想何以为归？也就是说，你是要回到伎府呢，还是想嫁人？
严蕊当堂填了一首词，婉转致意：
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词说，我生而不幸，沦落风尘，岂是心之所愿？花开花落，飘零浮沉，都是命运的拨弄罢了。如今大人问我去留，我自是想离开。只是去到哪里，自己却也不知道。大人也别问了，只是放我回归山林，还我自由身便是了。我想我的去处，或是山野林泉吧，到那时，我会将簪花绫罗换了山花布裙，还我本来面目。
东君乃司春之神，此处借指主管伎人的地方官吏。所以上阕分明是严蕊对于命运的控诉，却怨而不怒，措辞婉约。
山花插满头，自然是去到山野，荆钗布裙，代指求取自由。同时也是对“不是爱风尘”的照应，这是对自己归宿的祈愿，也是对岳霖的回复，不愿意官府再干涉自己的将来。
词如其人，婉而不媚，风骨清超。尤其想到这还是一个刚刚从狱中带出，久经拷打遍体鳞伤的女子，就更加令人潸然生怜而又肃然起敬。
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词就被深深打动了，更对可怜可敬的严蕊一掬同情泪，从而也就恨透了褊狭狠辣的朱熹。
后来听说，这段故事可能出于杜撰，乃是小说家言，非为正史，不足为凭。比如岳霖根本没当过提典，也不可能审查严蕊案等，让我很失落了一阵子。
不过，少时的我钟情的是风花雪月，既然从这故事中得了一位梅花风骨莲花品性的绝世才女，还听了一首清雅超然的绝妙好词，便已经足够了，至于朱熹与唐仲友谁是谁非，谁又耐烦细究呢？至于谁最终释放了严蕊根本就不重要，编剧把这个角色派给岳霖，或许只是为了提醒读者：严蕊的罪名亦如岳飞，也只是“莫须有”罢了。
只是如今写这《词说宋朝》，不可戏说妄言，既然朱熹与唐仲友都是历史人物，便不得不刨根问底，深究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