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感情运动
播音既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的任务是把文字稿件或腹稿转化成目的明确的有声语言，那么，创作主体如何进行这个转化工作呢？是简单地出声念字，或者像日常说话那样任其自然？还是经过一系列的准备、酝酿，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处于运动状态，再运用多种表达方法，形之于声？毫无疑问，应该是后者。
语言不但要表达思想感情，还要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给人以德、智、美诸方面的启迪和感染。因此，使用语言的人自己就必须在目的明确、感受具体的基础上由己达人，表意传情，或以事省人，或以理服人，或以情感人，或以美愉人。
播出的文本大部分是别人写的，而文本又有各种差异。即使是自己写的稿子，或说的是自己想好的话，也同样有一个如何表达的问题。如果有声语言不能传达出文本的精神实质，当然就起不到有声语言的独特作用。那明确、鲜明、生动的有声语言总是以创作主体恰切、丰富、饱满的思想感情为根据的。
有人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为什么还要强调思想感情呢？
我们说，不要把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斯大林说：“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有名的公式：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的文化，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即按其语言是民族的？”这个公式告诉我们，作为民族共同语的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是全社会共有的，但以语言为工具所传达的语义，却是有阶级社会的特征的。播音是一种新闻性的工作，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同样有思想的倾向性，有一定的爱憎，也是脱离不开思想感情的运动的。
任何阶级的人都可以听懂，但不一定能产生共鸣。
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作为引导人们追求真理的播音倒可以没有感情么？
我们的思想感情总是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运动着的。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对什么事情都不动感情，不过是一种偶然、相对的现象。有人刻薄地称那种“没有”感情的人为“冷血动物”，不是没有根据的。创作主体应该“热血沸腾”地播音。“豪放”和“含蓄”只是风格的差别，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思想感情时时处于运动状态。
有人说，战争年代过去了，和平建设时期来到了，各国的敌对情况也和缓得多了，即使对敌人，也要攻心，不必剑拔弩张了，因此，“爱憎分明”已经过时了。
撇开“爱憎分明”本来是用以代表思想感情的丰富鲜明这一点不说，单就狭义的“爱憎”来看，那也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们不妨引几句鲁迅的话。鲁迅在《再论“文人相轻”》一文中就明白地说过：“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强烈。”于是他主张：“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紧抱了巨人安泰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创作主体如果在“真、善、美”与“假、恶、丑”并存于世时，以不表示自己的爱憎为守则，难道是疾恶如仇的受众所能容忍的么？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们也不应既歌颂先进，也“歌颂”落后吧？
有人讲播音时，思想感情不宜太真、太露，所以，思想感情处于运动状态并不见佳。
这里，我们是同意前一半的，任何艺术都忌直、忌露，都重蕴藉，但这不是思想感情是否处于运动状态的问题，而是表达方法、表现手法的问题。取消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的确可以既不太直、又不太露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平淡、冷漠，思想感情停滞甚至消失了，我们怎么能因噎废食呢？
我们要特别着重地说明：
所谓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是指创作主体对语言内容进行具体感受的深化，是指创作主体由语言内容引发的思想感情从积聚到迸发的状态。一句话，是指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随着语言内容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状态。
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是“心随物转”的，是以语言为依据的。有了这个运动状态，才能够谈得上“质本洁来还洁去”“淡妆浓抹总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