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态度、感情
创作主体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上理解了的文本，由于语言的符号功能、概括功能和交流功能，使创作主体在再造想象中间接接受了外界的一定刺激，从而产生了一定的感受。但是，这种种感受一旦被创作主体体验，便会继续向纵深发展，不会停滞不前。
感受是如何向纵深发展的呢？
当文本中的人、事、物、理等被创作主体感受到之后，首先是创作主体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世界观对外界刺激物的估量、判断和评价。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指导，由于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宗旨的不可动摇，创作主体的态度应该是正确的、明朗的：肯定所是，否定所非，歌颂真、善、美，揭露和抨击假、恶、丑，面对广大受众，郑重、热情、平等、亲切。外界事物在文本中的反映，已由作者进行了识别、褒贬，创作主体至少不能置若罔闻，更多的时候，还要加以张扬。这张扬，并非夸大其词，而是从文本的需要、从播讲目的的需要出发，造成态度的毫不隐晦，十分鲜明。
态度总是具体的，能够体会得到、感受得到的。对一个人、一件事、一个观点、一句话、一个词……都有具体态度问题。
具体态度离不开具体事物及其环境。下雨了，一堆水泥放在露天，一位工人发现了，脱下雨衣盖好它。对这位工人，我们是热情赞扬的，对水泥是爱护的，对下雨是讨厌的。如果有的人，对雨淋水泥漠不关心，甚至幸灾乐祸，我们对他就要采取揭露、否定的态度。又如，龟裂的土地和干枯的禾苗，使人焦急；下雨了，人们异口同声地赞道：“好雨！”个别人因淋湿了衣服而骂雨，必然会受到人们的鄙视。
符合语言内容、符合文本思想脉络发展的具体态度，一定是不断变化的。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态度，必然不具体、不准确，自然也不会鲜明。
态度是不是鲜明，直接关系到传播效果。态度模糊不清，肯定和否定并没有多少区别。受众虽然可以从内容上了解是非，但不能从我们的有声语言中受到更深的感染，得到更多的启示，我们的创作也就失去了意义。
态度鲜明，丝毫不意味着过分渲染和夸张，而是要求给以恰当的分寸。这首先是一个理解和感受的问题，理解得越深刻，感受得越精细，分寸才可能掌握得适当，态度也才会显得鲜明。若有人认为不夸张便是态度不鲜明，反而使态度失去了分寸感。小题大做、虚张声势的虚假感，除了容易使人发笑，还能给人什么呢？
态度鲜明，是文本精神实质的要求，是播讲目的的要求。那种把态度鲜明作为强加上去的、硬贴上去的东西而大张挞伐的看法和做法对创作主体是极为有害的。不表示态度也是一种态度，所有文本的播音中都不表示态度，并以此为唯一的态度，说明什么呢？说明创作主体是“超脱世俗”的人，世界上的事情都“与己无关”。这样的创作主体能准确地传达文本的精神实质么？我们反对“硬贴”和“强加”，是指在文本包容之外，创作主体不应“借题发挥”，“表演”自己的态度，但绝不主张态度越暧昧越好。
态度鲜明，分寸恰当，是十分精细的生成过程，不可不区分各种复杂的情况，特别要划清政策界限。赞扬中，有不同的分寸；批评中，也有不同的分寸。肯定要肯定得恰当，否定要否定得恰当，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对待，既表明实事求是，又显得恰如其分。
感情和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感情也是一种体验，不过，作为人，作为有声语言创作主体，这种体验已经属于更高级的心理过程了。感情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不论是情绪、情感、心境、激情……都属于感情的范畴，脱离了动物、脱离了低级趣味、脱离了生理和自然需要的一种属于社会需要的体验。这种体验比感受更深刻，是感之于外、受之于心的更积极、更炽热的反应。感情反映着态度的差异，反映着感受的凝聚，但更具有外射的功能、主观的特征。所谓外射的功能，由低级的反作用于刺激物发展到了主动抒发的高级阶段；所谓主观的特征，正因为它综合着创作主体的道德、理智、经验、意向的素质、素养，表现出情操、性格、毅力等个性。在阶级社会里诚然有阶级性，但总是以寓于其中的个性特征表露出来的。
自古以来，关于感情的种类有许多不同的分法，六情、七情，甚至三情，有的数目相同，名称不完全一样。不过，一般以《礼记》的说法为好：“喜、怒、哀、惧、爱、恶、欲”。我们认为，感情的丰富性是不可胜数的，这犹如世上的色彩，很少有纯色，绝大多数都是合色，感情也鲜有单一的，我们常用“感情色彩”来称道感情的多样，的确可以使内心体验形象化，既胜于文字表述，又利于语言体现。
播音，作为语言艺术，通过感受的表现来再现生活是它的一大特长。既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怎么可能希冀以无情之语感动有心之人呢？即使稍有虚假，也会适得其反。因此，真挚和崇高，独特和丰富，永远是感情的化境。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关于感受、态度和感情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初步认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三者在播音创作中，在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中，总是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的。由于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的特征，“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具体过程极其复杂，可以成为主观意识领域的一个大千世界。在这方面，反对唯心论、唯意志论同反对庸俗进化论、机械唯物论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特别强调创作主体的积累和修养，并不是表面文章，由此也可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