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陶行知原名陶文睿，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入歙县一所教会办的崇一小学堂，1908年从崇一中学堂毕业，1909年入南京汇文书院学习，1910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1914年赴美留学，先后在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学习，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和教育硕士学位。1917年夏天归国，即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陶行知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教育系主任。1923年8月，辞去东南大学职务，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

早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青年陶行知即崭露出超众的教育天赋。他留美归国以后就投入到中国教育改造的实践中。1917年下半年，他率先提出：“吾国办学十余年，形式上虽不无可观，而教育进化之根本方法，则无人过问。”（第1卷，第209页）^[1]1918年9月又接着提出：“吾国维新二十载，形式上虽不无可观，而知识进化之根本方法，则无人过问。”（第1卷，第235页）洋务教育、维新教育，以及废除科举、兴学堂都是相当可观的教育改革，但是未见显著成效，究其原因，正如陶行知所说：教育进化与知识进化之根本方法无人过问。陶行知是位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一贯提倡做学问以诚为本。1918年9月，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智育大纲》中提出：“深望诸生能思想以探知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知识之归宿。盖明知识之本源，然后乃能取之不尽；明知识之归宿，然后乃能用之无穷。若徒以灌输知识为务，而不求所以得其源流，则枯寂之弊所不能免，又安能尽物之性哉？”（第1卷，第233页）

简言之，中国为何这样落后？中国的教育为什么走到山穷水尽？陶行知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开始了在中国教育改造的实践，创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理论。这个理论的根本主张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等。这些根本主张旨在解决教育进化与知识进化道路上的一个个瓶颈问题。它们不是陶行知幻想出来的，而是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对照研究中，在他亲身经历的中国教育改造的实践中获得的。他从世界背景中看中国，在故土里寻找中国教育落后的深层次根源。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促成了人性的解放和新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是人类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它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激发了人类史无前例的大探索、大行动、大发现。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了人类只有行动才能获得真理。哥白尼用了三十年观察发现了太阳系，维萨里从实际解剖中发现了人体的结构，哈维发现了人与动物的血液循环，伽利略奠定了实验物理的基础，牛顿则综合了经典力学并宣告了经典力学的完成。所有这些都昭示了人类只有行动才能求得真知识，如果读死书，人类就没有今天的自由、幸福。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欧洲又连续实现了几次产业革命。引领产业革命的不是大学教授，而是在生产一线、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产业工人，如英国哈格里沃斯发明珍妮纺纱机，瓦特改良蒸汽机，富尔顿发明蒸汽轮船，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法拉第发明发电机，以及爱迪生发明多种电器，大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而此时处于明清时期的中国，正是在“八股取士”的科举时代。陶行知对此评价说：“等到八股发达到极点，朱注的‘四书’被拥护上天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真正濒于破产了。”（第1卷，第122页）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挽救垂危的统治，发起了洋务运动。在同一时期，日本明治维新（1868）成功，推翻了幕府统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方面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改革口号。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把学习西方、兴办教育视为立国之本。清政府发起的洋务教育，虽也引入西学，但不放弃祖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有洋务学堂都规定了必须读经的时间，如三天读经、四天习西学。而日本则是全面学习西学，并大量派遣留美、留欧学生，没过几年，这些留学归国人员成为传播西学的骨干力量。清政府从1872年开始，先后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后因中西方观念的差异，留学幼童于1881年被清政府强行撤回。洋务运动也有一定成效，例如创建了中国第一支海军北洋水师。然而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败于日本，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因此而告终。后来在光绪年间发起的维新运动，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本政策，最后以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的失败而告终。1905年，清政府宣布正式废科举、兴学堂。

陶行知指出：“我们先前以‘老八股’不适用，所以废科举、兴学堂；但是新学办了三十年，依然换汤不换药，卖尽力气，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老八股’与民众生活无关，‘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第1卷，第97页）科举时代的“老八股”只教人读书做官，确实与民众生活无关，培养的人无济于民生的改善，那么新学何以变成“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陶行知深刻地指出：“‘老八股’与‘洋八股’虽有新旧之不同，但都是靠着片面的工具来表现的，这片面的工具就是文字与书本。……文字、书本，倘能用得得当，还不失为人生工具之一；但是‘老八股’与‘洋八股’的学生们却不用他们来学‘生’，偏偏要用他们来学‘死’。中国教育所以弄到山穷水尽，没得路走，是因为大家专靠文字、书本做唯一无二的工具，并且把文字、书本这个工具用错了。”（第1卷，第97页）陶行知又进一步指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合而为一的。这合而为一的媒介就是工具。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空谈生活教育是没有用的。真正的生活教育必以生活工具为出发点。没有工具则精神不能发挥，生活无由表现。观察一个国家或一个学校的教育是否合乎实际生活，只需看它有无生活工具，再进一步看它是否充分运用所有的生活工具。教育有无创造力，也只需看它能否发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中国教育已到绝境，千万不要空谈教育，千万不要空谈生活；只有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教育，是真生活。”（第1卷，第98页）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促进了欧洲的产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陶行知根据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经验，开展了中国教育改造的实践，创建了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理论。他的理论的根本思想是：文字与书本只是人生工具之一种，不是唯一的工具，真理是在大自然、大社会里，人们只能通过行动才能获得。书中的知识有真有伪，只有在用中才能鉴别真伪。也只有通过实践，别人的知识才能转化为自己的真知识。书中即使有许多真知识，但也未必充分反映真理，只是相对真理而已，需要我们用行动去进一步寻求更完美的真理。这是人类追求真知识、寻求真理的实际过程。人类永远不会满足于既有的生活水平，会永无止境地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是人类所独有的本性。人类在不断地提高生活水平的过程中，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发现许多问题，这就要通过行动去解决。所以人类知识的进步，一步也离不开生活，离不开行动。(https://www.daowen.com)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错误教育观念严重地影响着中国教育的进化与知识的进化。它不教人在行动中去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只教人读死书。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根本主张就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不论是教还是学，都必须是“行动”的，否则就成了假教假学，先生成了假先生，学生成了假学生，即“不做无教”“不做无学”。

陶行知发现了人类知识进化的根本方法是不仅要“行动的真理”，而且要“在劳力上劳心”，人类的一切创造发明都是从这里来的。陶行知反对劳力与劳心分家，也反对在劳心上劳力，也就是说，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劳心，实际上也是劳心与劳力分家。陶行知说：“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行动的真理、真理的行动（Truth in action）。这种真理不是坐在沙发上衔着雪茄烟所能喷得出来的。行动的真理必须在真理的行动中才能追求得到。”（第3卷，第382页）也就是说，我们的劳心一步也不能离开劳力，只有在劳力上劳心才最有效力。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的诞生和近代的产业革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是一种脱离生活、没有行动的读书教育，造就的是双手无能的读书人。遗憾的是，这种教育观念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犹存。

陶行知著述宏富，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初学者难以马上入门，通常要花两三年才能初通。根据我个人学陶的浅见，我认为要首先把握住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根本——教育创新、知识求进。抓住这条红线，然后运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来观察、思考现实问题，这样会比较快地领悟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写了这本书，以飨读者。我的能力有限，未必尽善，共勉吧！

2019年6月10日

【注释】

[1]本书陶行知论述引自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全集》。其中第1至第10卷为1981年版，第11卷为1998年版，第12卷为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