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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8年，陶行知就指出：“中国学生，愈学愈弱，愈教愈懒。陷在迷信的环境而不能觉悟，遇了丑陋的事情而惯于苟安。在人中做人，又不会团结。”（第2卷，第327页）陶行知认为：“要想纠正这些堕落的趋向，必须明定小学教育目标，以为小学教育方法之指导，并树立一切教育的基础。”“小学教育应培养手脑双全、志愿自立立人的儿童。其目标如下：（1）康健的体力；（2）劳动的身手；（3）科学的头脑；（4）艺术的兴趣；（5）团体自治的精神。”（第2卷，第327页）陶行知明确指出劳动教育与团体自治精神在儿童德育中的特殊重要性，即儿童优良品质几乎完全有赖于劳动教育与团体自治精神之培养。

1921年，陶行知在《中学教育实验之必要》中探讨了如何审查中学的成绩，那就是要看“中学生毕业之后，若不升学，应有下列之要素：一、应付社会环境所必需之人格；二、制裁天然环境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三、生利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四、消闲所必需之知识技能”（第2卷，第324页）。

大学是什么？它最重要的价值在哪里？陶行知在《驳特定学区议》中指出：“大学是造就学者和领袖的地方，不是剃度和尚的地方，我们要大学培养与国计民生有关系的学者领袖，不要大学培养避世的隐士、出世的僧尼、不知世事的书呆子。我们要学生认识人民、人民认识学生。我们要到民间去的学生，不要到天上去的学生。倘使因为环境不好即思迁移，那末，城里不好搬到乡下，中国不好搬到外国，外国不好，再搬到什么地方去呢？学问之道无他，改造环境而已。不能把坏的环境改好，好的环境变得更好，即读百万卷书有何益处？”（第2卷，第232页）(https://www.daowen.com)

陶行知关于大学教育的文章，主要发表在《新教育》《申报》《新教育评论》《生活教育》《南开周刊》。在《改革高等教育之管见》（第11卷，第428～430页）一文中，陶行知指出高等教育之不良倾向：“一为贵族化，即因费用昂贵，高等教育几乎被贵族子弟独占；二为教育工厂化，即教育之无计划就如工厂无政府状态之生产；三为教育之商业化，即师生之关系纯为知识之贩卖”（第11卷，第429页）。除了这需要彻底改革的三点外，陶行知更提出两点建议：“一为今后高等教育应养成富于创造性、革命性之学生，绝不容继续造出继承旧社会之驯奴。应使学生皆能发扬其生命之力，成为新时代的开辟者，至少亦应使其能适应时代。……其次，则今后之教育界必努力争取学术上之自由。”（第11卷，第429页）

社会大学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又一个延伸和实践，也是针对中国当时的国情提出的一项举措。1946年，陶行知在《社会大学运动》一文中指出，“社会大学有两种：一是有形的社会大学；二是无形的社会大学。……无形的社会大学，虽无社会大学之名，实实在在它是一个最伟大的大学、最自由的大学、最合乎穷人需要的大学。……有形的社会大学是夜大学、早晨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旅行大学、电播大学”（第4卷，第558～559页）。社会大学之道就是要亲近老百姓，为人民造幸福。陶行知对大学的诠释，在今天仍有它的启迪意义。

综上所述，陶行知的学校观是以生活为中心的，也是围绕社会与个人的相互关系进行思索的。“学校是小的社会，社会是大的学校。所以要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共和国，须把社会上一切的事，拣选他主要的，一件一件地举行起来。不要使学生在校内是一个人，在校外又是一个人。要使他造成共和国民的根基，须在此练习。对于身体方面、道德方面、政治方面，凡国民不可不晓得的，都要使他晓得，那学校便成为具体而微的社会了。”（第1卷，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