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5 目前中国教育的两条路线——教劳心者劳力，教劳力者劳心
中国有四千余年的历史、二千余年的文化，照理讲来应该站在时代的最前线。为什么现在不但不能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而且还处处跟人不上？这个原因固很复杂，但是过去教育政策的失败，可以算是主因。
从前的教育是传统政策，单教劳心者，不教劳力者。《孟子》上有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很透彻了。
一般的知识阶级，他们是劳心而不劳力，读书而不做工，所以形成了“书呆子”。教书的人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书的人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充其量只是做一个活书厨，贩卖知识而已。除此之外，他们的一双手总是不肯拿来使用。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一般老先生的手，老是叉在袖内，现在的新学辈却因衣袖太狭叉不进去，所以换个方式叉在裤袋里。这可以十足地表现出来中国的知识阶级是不肯用他们的贵手来与工农合作的。现在有一段故事把它引来说说。更可以明白些：二千年前孔老夫子跑到乡间，有个农家儿子要请教老夫子学农圃的事。老夫子答：“好，你要学农圃的事，可以跟老农去学好了；我是教人读书的，不晓得农圃的事。”由此可见一斑了。
农工阶级呢？他们是劳力而不劳心，做工而不读书，所以形成了“田呆子”。他们只知道“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除此之外，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管，就使天翻地覆了，他们也只以为半天下雨，不知来由。他们受尽了剥削，还不知道什么道理，只是听天由命，叹几声命运的蹇舛而已。从前山东在张宗昌为督军时，连年饥馑，而张宗昌又极搜刮之能事，人民困厄，莫可言宣。但是当时的人民，反不知道这个原因究在哪里，只是晓得叩天求神来消除灾苦。试问哪里可以得到安慰？言之可悲而又可怜！
中国因为有了“书呆子”和“田呆子”，所以形成了一个“呆子”国家。读书的人除劳心以外，不去劳力，除读书以外，不去做工，以致不能生产。他们寄生在社会上，只是衣架饭囊，为社会国家蝥蠹。中国目前的坏，坏在哪里？可以说完全是坏在这一班人身上。做工的人除劳力以外，不去劳心，除做工以外，不去读书，以致不能自保其利益，而受他人的横搜直刮。要他们做国家的主人翁，那更是在做梦。
中国现在危机四伏，存亡一缕。造成这个的原因，就是这山穷水尽的传统教育。我们要挽回国家的危亡，必须打破传统的教育而寻生路。我觉得目前中国的教育只有两条路线可以走得通：
（1）教劳心者劳力——教读书的人做工；
（2）教劳力者劳心——教做工的人读书。
站在现在的时代前，劳心不劳力的固然不行，劳力不劳心的也是不行。中国比不上外国，原因即在乎此。现在英、美、法、意、日、俄的教育都注意到教劳心的人劳力，教劳力的人劳心，尤以俄国为显现。中国的教育自然也应该走这两条路——教读书的人做工，教做工的人读书。
中国读书的人不去生利，是一个极不好的现象。现在的教育者要把他们的头脑灌输得科学化，使他们为自己创造，为社会创造，为国家创造，为民族创造。更要把他们的一双手解放开来，使他们为自己生利，为社会生利，为国家生利，为民族生利，这才是对的。南通中学应了这个要求，招了六十个学生，先行试试脑手同训练。他们一星期上课，一星期做工，每日工作六小时，所做的工作为金工、土工、木工、竹工，甚至磨豆腐、包面包都来。实行了半年之后，考查他们的学业，程度和其他学生相等，不过教学差些。这六十个学生，既然能够做工，并且能赶得上他们的学业，这是他们已经把两手解放了。我希望他们学校当局推广之，都实行这种工读的设计，同时更希望全国学校都采用，尤其是对于高等教育更为必要。
中国做工的人，不去求知，这也是一个极大的缺憾。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工人，比中国的工人程度总要胜过一筹，这是事实，无需我们置辩的。因此我国的工人也就只配做被支配的阶级，做被剥削的民众。若要拿“主人翁”的一等金交椅给他们坐，他们是无所措其手足。所以教做工的人读书，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现在已经把用脑的人要用手，用手的人要用脑的理由说过了。希望我们负有教育责任的人，都要注意注意。现在还有一首诗拿来劝劝大家手脑并用：
人生两个宝，
双手与大脑。
用脑不用手，
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
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
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第3卷，第431～433页）
本篇系陶行知在国立暨南大学教育学系的演讲记录，原载于1932年11月28日福建教育厅《教育周刊》第137期。这是一篇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呼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四个多月内，东北全境沦陷；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淞沪战争，3月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伪满政权”。“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北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为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并于翌年4月15日发布《对日战争宣言》。而这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1930年11月至1933年1月对中共先后发动四次围剿。《目前中国教育的两条路线》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表的。
陶行知指出：“中国现在危机四伏，存亡一缕。做成（造成）这个的原因，就是这山穷水尽的传统教育。”（第3卷，第432页）根据陶行知关于“传统教育”的论述，可以概括出“传统教育”的基本错误有三：一是迷信书本，把文字与书本看作人生唯一的工具，忽视其他一切生活工具；二是把读书当作唯一的教育，忽视读书以外的一切生活；三是不教劳心者劳力，不教劳力者劳心，致使两者都过着残废的人生。显然，这与世界知识进化的历程相背。陶行知指出：“目前中国的教育只有两条路线可以走得通：（1）教劳心者劳力——教读书的人做工；（2）教劳力者劳心——教做工的人读书。”（第3卷，第432页）陶行知指出的两条路，是救人救民族的生路，切实可行。教读书的人去做工，会改变呆头呆脑，从而转变成战士；教做工的人读点书好思考，就会转变为民族解放的勇士。
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教育改革虽引入了西学，但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并未摆脱传统的读书教育模式。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受传统的错误教育观念影响太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使得读书人往往不在追求真理上下功夫，而在追名逐利上拼命。
2.误以为一切知识都在书本里，把求知与读书看成一件事。
陶行知在中国教育改造实践中创建的生活教育理论告诉人们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创造，强调必须遵循人类知识进化的客观规律，我们才可获得真知识，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我们的民族才能恢复“造血功能”，获得新生而有无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