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26 民族解放大学校
你一看见“大学校”三个字，或者要疑心我想谈一谈“中央大学”[3]一类的学府。其实我心里所想说的，并不是这样的学府，而是比这样学府要大二三十万倍的大学校。
这个大学校，自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4]起，已经开学，还没有取名字，我姑且送它一块校牌，叫做“民族解放大学校”。
这个大学校是没有围墙，万里长城还嫌太短，勉强地说，现在中华民国的国界就算是我们这个大学校的“四至”。
它也用不着花几百万去建造武汉大学[5]那皇宫一般的校舍。工厂、农村、店铺、家庭、戏台、茶馆、军营、学校、庙宇、监牢都成了这个大学校的数不清的分校。连坟墓都做了我们的课堂。谁能说庙行的无名英雄墓[6]和古北口的支那勇士墓[7]（注：古北口位于北京密云县北）不是我们最好的课堂啊？
它并且没有校长。的确，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校长。大概这校长怕不是一个人做得起来，照趋势看来恐怕是要由四万万人合做一个集体校长，或是由大家的公意产生一个校长团。
它的导师多着咧！前进的大众、前进的小孩、前进的知识分子，都有资格做这大学校的导师。同学们学得一点真理，立刻就负了教人的义务，也立刻成了先生了。广义地说起来，是四万万人都是先生。
它的学生也是一样的多，顶少也有四万万。在这所大学校里，大家共同追求真理，活到老、学到老、教到老、干到老、团到老。
我说四万万人这句话是有毛病，一因全中国的人是没有正确的统计，二因少数汉奸卖国贼必得开除出去，三因我们不能关起国门来办教育。这个大学校的国外学生、同学、导师，谁能数得清呢？
学校虽大，功课只有一门。这门功课叫“民族解放教学做”，简单一点，它叫做“救国教学做”。先生教什么？教救国。学生学什么？学救国。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先生要在救国的行动上教救国，学生要在救国的行动上学救国。这样才是真正的救国教学做。这门伟大的功课当然有许多细目可以分出来。例如政治、经济、军事之演讲，作战防卫技术之操练，医药救护之操练，交通工具之操练，戏剧唱歌之演习，国防科学之研究，大众教育之推进，拼音新文字之普及，等等，都是这门功课里所应当包括的项目。这些项目都是以民族解放之实际行动为中心，有计划有组织的各种实际行动的过程，便是这个大学校的课程。
照上面的观点看来，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是站不住了。救国与读书是分不开的。我们只读可以救国的书，救国的行动要求什么书我们才读什么书。最近教育部通告里说：“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这句话也要颠倒过来才是真理：民族之生命即教育之生命。不救民族之生命，哪能救教育之生命？这个大学校只救民族之生命，则教育自然有生命了。
这个大学校的教育法也特别。前进的生活法便是前进的教育法。前进的生活法是什么？一是批判，二是战斗。这个大学是要根椐大众的利害来批评一切歪曲的理论，要为民族解放前途向汉奸、卖国贼、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拼命地战斗。
这个学校也要办毕业，它也有会考[8]。等到一切失地收回，主权恢复，中华民族完全得到了自由平等，我们就算会考及格，定期举行毕业典礼。
这样的会考，当然不是写几篇文章就能及格。我们的民族解放的证书是用血写的，我们的民族解放毕业是打出来的。我们所纳的学费不是金子银子，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所要得到的不是方块帽、漏斗袋，乃是万万年的整个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
够了！你这个人是多么自私自利啊，单为你自己一个民族打算！对，你的话虽然骂得不错，但是你不要心急，民族解放大学只是一个初级大学（Junior College），在它上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人类的高级大学（Senior College）咧。（第3卷，第598～600页）
本篇原载于1936年2月16日《生活教育》第2卷第24期。
本篇的写作背景：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学生抗日爱国救亡运动。12日，陶行知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283余名文化界人士联署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陶行知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同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第二次宣言，要求“停止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
这期间，陶行知一面参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一面积极推动普及教育。山海工学团继续举行星期讲座，聘请艾思奇讲大众哲学，冼星海教进步歌曲。同时，陶行知编辑出版《普及教育续编》一书。1936年1月1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第2卷第21期发表《十二月运动与五四运动》；月初，陶行知提出成立组织国难教育社，并草拟《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方案》；28日，在“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上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陶行知被推为理事；2月1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第2卷第23期发表《战斗》一文；2月23日，国难教育社成立，陶行知任社长，张劲夫任总干事。
《民族解放大学校》是陶行知阐述生活教育理论的杰作，全文自始至终贯彻“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与方法。民族解放大学校是一所无形的社会大学，“是只有社会而没有‘大学’之名。它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类都是同学。依‘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之原则说来，人类都是先生，而且都是学生。新世界之创造，是我们的主要的功课。无形的社会大学，虽无社会大学之名，实实在在它是一个最伟大的大学，最自由的大学，最合乎穷人需要的大学。我们穷人一无所有，有则只有这样一个社会大学”（第4卷，第559～560页）。“让我们大家都紧紧地把握着这个大学来进行学习，追求真理，以为老百姓服务。”（第4卷，第560页）
民族解放大学校，是大众的大学，“救国教学做”是大众的必修课。在民族解放大学校里，大众要读书，读救国的书；而且读活书、活读书，不是关起门来读死书、死读书；只要能救国难的书，大众都要读，要认真地读。真正的抗战人才就是从这所大学里培养出来的。
我们从《民族解放大学校》中可以看出，陶行知把生活教育理论用于解决国难。这个学校虽大，功课只有一门，叫“救国教学做”，先生在救国上教救国，学生在救国上学救国；在这个大学校里要读书，但只读可以救国的书；这个大学实行前进的教育法，一是批判，二是战斗；这个学校也要办毕业，也有会考，等到一切失地收回，主权恢复，中华民族完全得到自由平等，才算会考及格，才算毕业，这种会考不是写几篇文章就能及格；我们民族解放的毕业证书是用血写的，我们所交的学费不是金和银，乃是生命，我们所要得到的不是方块帽、漏斗袋，乃是中华民族万万年的自由平等。
在那民族存亡一缕、政治昏暗的时代，许多人徘徊犹豫的时刻，陶行知的这篇文字无疑是盏明灯，指引着人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投入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正是这个热火朝天的民族解放运动考验着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正是民族解放运动使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更加日趋成熟而炉火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