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27 新大学——大众的大学
新大学是什么？新大学是大众的学府。
《大学》里面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从前的大学之道。新的“大学之道”就不同了。依照新的眼光看来，它是变成了“大学之道在明大德，在新大众，在止于大众之幸福”。
什么是“大德”？“大德”是大众之德。大众之德有三：一是觉悟，二是联合，三是争取解放。“明”即明白，要教大众自己明白大众之德是这样。
“新大众”是教大众自新。大众本来是可以明白“大众之德”，但为天命之说和别的迷信所麻醉，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新大学之任务是要教大众在真理的大海里洗个澡，天天洗，一世洗到老，使得自己的头脑常常是清清楚楚的，认识痛苦之来源和克服痛苦之路线。
“止”是瞄准的意思。新大学的一切课程设施都要对着大众的幸福瞄准。为大众争取幸福所必需的就拿来教人，所不需的就不拿来教人。
从前大学里所造就出来的人才有两种。一种是不肯为大众做事。我曾经为这种人写了一幅小照：
滴大众的汗，
吃大众的饭，
大众的事不肯干，
架子摆成老爷样，
不算是好汉。
第二种人是替大众做事，但野心勃勃，想要一手包办，甚至不许大众自己动手来干。这样的人我们也是反对的：
大众滴了汗，
大众得吃饭，
大众的事大众干，
若想一个人包办，
不算是好汉。
新大学所要培养的不是这种人。它要培养和大众共同做事的人才。如果它也免不了要培养领导人才的话，它是要培养愿意接受大众领导而又能领导大众的人才。说得正确些，它是要培养大众做大事。
还有一种时髦大学，好像是我所说的新大学而实在是和我所说的正相反。它们的作风，一动手就是圈它几千亩地皮，花它几百万块钱，盖它几座皇宫式的学院。我参观了珞珈山武汉大学之后，有人问我作何感想。我说如果我有这笔款，我用款的步骤是有一些不同。第一步，这笔款用来开办大众大学，足够培养五百万大众帮助收复东北。第二步，东北收回之后，假如还有这样多的款子，我想用来发展一些适合国民经济的工业。第三步，工业稍发展，又积下这么多的款子，我还不能建造皇宫的学府，是必须盖些大众住宅，使无家可归的人可以进来避避风、躲躲雨。第四步，等到一切穷苦无告的都可以安居乐业了，那时大众一定要勉强我盖几座皇宫的学府，我大概是可以马马虎虎地答应了。
那末，新大学就不要校舍吗？要是要的，没有也无妨。茅草棚虽小，足够办大学。
新大学是大众大学。新大学是茅草棚大学。（第3卷，第379～381页）
陶行知认为，办大学的三个基本条件是：第一要有热心的教授；第二要有好学而有大学力的失学青年；第三要有大学之道。“若没有大学之道，这两种人（学生与教授）是不会联在一道儿的。”（第4卷，第518页）“孔子是校长兼教授，他的学生有七十二贤……他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有了这种东西，简单的大学就办起来了。”（第4卷，第518页）“苏格拉底，也做校长也做教授，他的学生是雅典青年（柏拉图是他的学生之一），街头市场就是课堂。他在市场上走来走去，与雅典青年辩问。他的大学之道是‘自明’（Know themselves）。他是虽有大学之实而不大喜欢承认他有门徒的。”（第4卷，第518页）
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陶行知与李公朴等人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这所大学的办学宗旨是“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在社会大学开学典礼上，陶行知阐明了“明民德”的含义：“要人们头脑觉悟，自己起来做主人，自己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要不让公仆造反，要公仆为老百姓服务，去谋求自己的解放，达到捣毁旧的、痛苦的地狱生活，创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新的人民大学之道，就是社会大学之宗旨。”（第12卷，第612页）
陶行知、李公朴凭借社会威望及社会关系，聘请了一大批国内著名学者前来任教，如邓初民、翦伯赞、华岗、章汉夫、张友渔、陈翰伯、宣谛之、潘天觉、于刚、何其芳、力扬、徐荇、骆宾基、曹靖华、孙起孟、潘菽、方与严、孙铭勋、许涤新、侯外庐、罗克汀、章乃器、何思敬等。（第12卷，第611～612页）
陶行知反对办时髦大学，理由是：资金有限，不可乱花，尤其不允许不分轻重缓急地、随意地大笔挥霍。陶行知说：“用一文钱，必问：‘这一文钱该用吗？’……该用才用，不该用必不用；用必尽其效。”（第1卷，第36页）资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劳苦大众的血与汗。陶行知写诗说：“公家一分钱，百姓一身汗；将汗来比钱，化钱容易流汗难！”（第7卷，第292页）陶行知认为，资金的运筹要切合大众需要，要符合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最迫切需要。
陶行知认为，办大众的大学，最根本的是“大学之道”。大众大学的“大学之道”有三点：大德、新大众、止于大众的幸福。他说：“为着最高的目的而忘了发展的过程和为了发展的过程而忘了最高的目的，都是错误。”（第4卷，第356页）在办学上，目的与过程要严格统一，不要搞二元论。
陶行知说：“新大学的一切课程设施都要对着大众的幸福瞄准。为大众争取幸福所必需的就拿来教人，所不需的就不拿来教人。”（第3卷，第379页）陶行知批评从前的大学培养了两种人：一种是不肯为大众做事的；一种是代替大众做事，一手包办，甚至不许大众自己动手来干的。他说：“新大学所要培养的不是这种人。它要培养和大众共同做事的人。如果它也免不了要培养领导人才的话，它是要培养愿意接受大众领导而又能领导大众的人才。说得正确些，它是要培养大众做大事。”（第3卷，第380页）早在1925年，陶行知就提出：“大学是造就学者和领袖的地方，不是剃度和尚的地方。我们要大学培养与国计民生有关系的学者领袖，不要大学培养避世的隐士、出世的僧尼、不知世事的书呆子。”（第2卷，第232页）
陶行知说：“我们穷人办教育，样样都得带点创造性。”（第11卷，第674页）“我们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第3卷，第604页）好的办法是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来的，不是花钱就能买得来的。花大钱就能办大学，是“金钱万能论者”的论调。办教育，尤其是办好教育，最需要的是比黄金更昂贵的现代教育观念。教育办得好、办得得法，可以救国，有利于国家社会之发展；办得不得法，则“可以救国之教育，将变成亡国之催命符”（第2卷，第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