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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陶行知留美回国，便积极投入中国教育改造的实践。当时陶行知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史、教育心理等。

1918年4月，陶行知在《金陵光》上发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这是他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中提出“试验之消长，教育之盛衰系之”。“故试验者，当内省其才，外度其势。”

1921年7月，陶行知与范源濂、蔡元培、张伯苓等在北京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并决定聘请美国教育家孟禄^[1]来华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并讲学。(https://www.daowen.com)

1921年11月19日至26日，实际教育调查社在调查九省教育后，邀集各地教育代表到京开会，讨论改进教育之方案。1921年12月23日，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为中华教育改进社，陶行知在孟禄与中国教育界同仁饯别会上，宣布“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并讲话，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一直在促进中国教育的进步，连续几年召开年会——济南年会（1922年）、北京年会（1923年）、南京年会（1924年）、太原年会（1925年），都把工作重点放在普及教育与科学教育方面。这些工作，加快了中国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过渡，力求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教育水平接轨。

1923年5月，陶行知与朱其慧、黄炎培、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委员会，任干事。1923年6月，陶行知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之进行方针与计划》^[2]指出“本会应在各省区、蒙、藏、青海及华侨所在地设立平民教育试验学校各一所，但创办时因人才不敷分配，得先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处试办”（第1卷，第616页）。陶行知与王伯秋等人组织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推动了南京的平民教育。陶行知及时地编辑出《南京平民教育概况》《平民教育周刊》等。

“故欲求教育刷新进步，必先有试验，以养成其自得之能力。能自得，始能发明；能发明，则陈法自去，教育自新矣。”（第1卷，第6页）陶行知的一生，一直在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适合中国国民的教学方法。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及民主教育运动，是陶行知因时因地因事因人不同而实践的诸多教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