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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陶行知留美回国即投入中国教育改造的实践活动。经十余年的探索，他于1928年出版《中国教育改造》（亚东图书馆）。陶行知回国后首先要搞明白中国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只有这样，才好下手改造。在《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一文中，陶行知说：“人的生活，必须有相当工具，才能表现出来。工具充分，才有充分的表现；工具优美，才有优美的表现；工具伟大，才有伟大的表现。‘老八股’与‘洋八股’虽有新旧之不同，但都是靠着片面的工具来表现的，这片面的工具就是文字与书本。文字与书本只是人生工具之一种。‘老八股’与‘洋八股’教育拿它当作人生的唯一工具看待，把整个的生活都从这个小孔里表现出来，岂不要把生活剥削得黄皮骨瘦吗？”（第1卷，第97页）陶行知进一步指出：“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空谈生活教育是没有用的。真正的生活教育必以生活工具为出发点。没有工具则精神不能发挥，生活无由表现。观察一个国家或一个学校的教育是否合乎实际生活，只需看它有无生活工具。倘使有了，再进一步看它是否充分运用所有的生活工具。教育有无创造力，也只需看它能否发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中国教育已到绝境，千万不要空谈教育，千万不要空谈生活；只有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教育，是真生活。”（第1卷，第98页）

关于教、学、做三者的关系，陶行知指出：“我自回国之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第1卷，第106页）

早在五四运动前，陶行知已发表《教学合一》，主张教的方法要依据学的方法。后来新学制（指1922年的壬戌学制）颁布，陶行知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第1卷，第106页）《在劳力上劳心》一文进一步解释了“教学做”中“做”的特定意义：“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这样做的人要用心思去指挥力量，使能轻重得宜，以明对象变化的道理。这种人能以人力胜天工，世界上一切发明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他能改造世界，叫世界变色。”（第1卷，第108～109页）

《“伪知识”阶级》是《中国教育改造》最末一篇文章。“知识有真有伪。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真知灼见是跟着智慧走的。”“不是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便是伪知识。”（第1卷，第119页）但是，若样样知识都要从自己的经验里得来，那么，知识就很有限了。陶行知说：“如果把别人从经验发生之知识接到我们从自己经验发生知识上去，那么，我们的知识必可格外扩充，生活必可格外丰富。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得上去，别人的知识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有机体部分。这样一来，别人的知识在我们的经验里活着，我们的经验也就生长到别人知识里去开花结果。至此，别人的知识便成了我们的真知识。……倘若对某种知识，自己的经验上无根可找，那么无论如何勉强，也是接不活的。”（第1卷，第120页）(https://www.daowen.com)

知识的一部分是藏在文字里的，那么，哪些文字是真知识？哪些知识是伪知识？陶行知打了个比方，把经验比作准备金，把文字比作钞票：“银行应该根据准备金去发行钞票，钞票是不可滥发的。学者不应自欺欺人，必须根据他的经验去发表文字，文字是不可滥写的。滥发钞票，钞票便不值钱；滥写文字，文字也不值钱。”（第1卷，第121页）陶行知说：“只有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文字才是真的文字知识，凡不是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文字都是伪的文字知识。伪的文字知识比没有准备金的钞票还要害人，还要不值钱。”（第1卷，第122页）陶行知最后提醒国人：“二十世纪以后的世界，属于努力探获真知识的民族。凡是崇拜伪知识的民族，都要渐就衰弱以至于灭亡。三百六十行中绝没有教书匠、读书人的地位，东西两半球上面也没有中华书呆国的立足点。我们个人与民族的生存都要以真知识为基础。伪知识是流沙，千万不可在它上面流连忘返。”“凡事手到心到——在劳力上劳心，便是骑着千里驹在生路上飞跑了。”（第1卷，第127页）

《智育大纲》是陶行知的又一篇经典名作。在这篇短小的文章中，陶行知提出：“故本校智育，亦以诚为本。依据诚训以养成学生思想及应用能力，则本校智育之标准也。”（第1卷，第233页）“本校智育方法，有一贯之精神，曰：试验。盖徒事思想而无试验，……则封于故步，皆不足以尽智育之能事也。”试验精神是近代科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强大武器，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科，都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没有实验就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揭穿谎言，社会就不能进步。18世纪初，欧洲的大学相继而兴，学者不断涌现，社会发展迅速。

陶行知指出：“吾国办学十余年，形式上虽不无可观，而教育进化之根本方法，则无人过问。”（第1卷，第209页）“盖能试验，则能自树立，能自树立，则能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人将师我，岂惟进步已哉？”（第1卷，第209～210页）中国古代有许多发明创造，如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等，都是反复试验的成果。但是后来由于教育观念的偏向，这种试验精神没有传承和发扬光大，因此民族的知识进化失去了“造血功能”。

在《生活即教育》中，陶行知简述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过程。“我可以说，‘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来的新路。‘教育即生活’的理论，至此乃翻了半个筋斗。实行‘教学做合一’的地方，再也不说‘教育即生活’。它不再耐烦把学校变成社会的缩影。它要伸张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活动。它要我们在生活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在前，绝产生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但到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的教育便根本地变了一个方向，这新方向是‘生活即教育’。”（第2卷，第7页）。1917年留美归来，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实行了八年，但到处碰壁。这就提醒了陶行知学西方的教育理论不能盲目照抄照搬，必须抱一个实验的态度。陶行知终于寻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总结起来，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是：“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